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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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葛洪出生于名门望族，其祖父葛系在三国时期效力于吴国，不仅有为官之才，也文艺高超。
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
“洪祖父学无不涉，究测精微，文艺之高，一时莫伦，有经国之才。”
至葛洪时，他早年丧父，家道渐衰，生活困苦。
《晋书·葛洪传》：
“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
个人困苦的生活经历与社会的动荡不定，使葛洪的思想出现了前后期的差异：
前期以儒家为主，后期以道家为主。
这也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本文试图探讨葛洪“重视子书，轻视诗赋”的文学观念及其原因。
重视子书，轻视诗赋
《抱朴子外篇·尚博》(以下简称为《尚博》)写道:
“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 俯而方之，则林薄之神嵩岳也。”
葛洪将经书与子书并论，认为经书本是为世人提供行为标准与礼仪准则的著作，葛洪将二者并称，在于表明子书也具有相同的教化功能。
葛洪这一文学观念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学与德行并重
葛洪看重文学的功利性价值，将文学看作仁义礼治、道德教化的载体。
《抱朴子·尚博》：“荃可以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荃；文可以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
他以为文当载道，从这一角度出发不仅将子书的地位提高到与建功立业并行，并且进一步论述了子书的地位与德行并重。
《抱朴子外篇·尚博》：“且夫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尔则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
文章与德行并重，并非“余事”，德行通过言行表现，文章通过文字呈现，德行容易察觉，而文章精妙，难以识别。
将文章与德行并行，强调了文章的重要性，这里的文章也指的是子书。
(二)重视历史上的子书著作
葛洪重视子书的另一方面表现为注重历史上的子书著作。
《抱朴子外篇·喻弊》一章极力推崇王充《论衡》，《抱朴子》在内容与格式上也与《论衡》有相似之处。
王充
《抱朴子外篇·自叙》与《论衡·自纪》都讲述了从先祖到当下时的经历。
《自叙》：“抱朴子者!名洪、子稚川，丹阳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
《自纪》：“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其先·.....”
在其他篇章中，葛洪对老子、孔子等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抱朴子外篇·喻弊》：
“抱朴子曰:余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既庶事不畅。是以必须篇累卷积，而纲领举也。”
《抱朴子外篇·百家》:“子书披引玄旷，吵邈泓窈，总不测之源，扬无遗之流。变化不系于规矩之方圆，旁通不沦于违正之邪径。”
葛洪称王充为“冠伦大才”，《喻弊》批驳了同门鲁生“夫琼瑶以寡为奇，磺砾以多为贱······王充著书，兼箱累裘，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的诘难在《百家》则集中论述了子书的深厚博雅，弘大华丽，具有深刻的教化意义。
葛洪的文学观念与他的人生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独特的个人经历与当下的社会现实使葛洪的思想在后期发生了变化，也影响到他对文学的看法。
“重视子书，轻视诗赋”的原因
葛洪对文学功能的看法，与他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经历，包括他的出身、交友、师从等有很大的关系。
本文可以从社会现实与个人思想变化两个方面，探讨葛洪形成“重视子书，轻视诗赋”的文学观念的原因。
(一)社会现实
葛洪出生于公元 283 年，为晋武帝司马炎时期。
据《晋书·葛洪传》记载，太安时期，石冰作乱，就洪作为将兵都尉，立有军功，升迁为伏波将军。
公元 316 年，东晋建立，葛洪不仕，晋王朝一直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内部斗争不断。
葛洪多次辞官不就，一方面是因为入仕为官与个人人生追求有矛盾，另一方面也与朝廷的动荡不定有关，《抱朴子》中也多涉及当时的社会现状。
《抱朴子外篇·崇教》:“饥寒切己，黎不给肤困风霜，口乏糟糠，出无从师之资，家有暮旦之急。”
《抱朴子外篇·勋学》:“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遂凋坠，或沈溺于声色之中，或驱驰于竞逐之路。”
《崇教》与《勋学》反映了葛洪对魏晋风气和世俗的不满，葛洪倡导实用之学，与魏晋玄学崇尚空谈的风气形成对立。
同时也表现了当时黑暗混乱的社会现状，王孙公子沉溺于声色犬马，好学者家中无五斗米，儒学衰落，世风日下，葛洪强调崇尚礼教，加强教育，企图挽救世风。
(二)思想转变
葛洪思想呈现出由儒家向道家的转变：早期以儒家思想为主，随着社会现实与个人经历的变化，后期则以道家思想为主导。
但葛洪思想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早期的儒家思想偏向苟况一边，并且透露出道家的影子，后期的道家思想偏向黄老也倡导礼教、仁义等儒家伦理。
青年时期，葛洪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导，但是与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入仕思想有一定的差异。在《自叙》中，葛洪说道：“洪少有定志······着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文儒而已。”
可见，葛洪与儒家入仕的思想有出入。
此外，葛洪倡导礼法并行，要有严明的刑法来维持社会安稳，德教适用于太平盛世，刑法才可以平乱世。
《抱朴子外篇·用刑》:夫德教者，葡蔽之祭服也:刑罚者，捍刃之甲青也若德教治狡暴，犹以蒲骸御剁锋也:以刑罚施平世，是以甲升庙掌也。”
强调以严峻法律治国，行苟况、韩非子之法，才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一思想与儒家的仁政有差异，也与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相去甚远。
所以，单纯地将葛洪的思想划为儒家或是道家，都有所欠缺。
后期，混乱的社会现状并没有得到改善，葛洪的思想逐渐由道家入道教。但是葛洪也并非不问世事，在《抱朴子内篇》中也多论及行善为道之事。
《抱朴子内篇·对俗》:“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
虽然《内篇》多为修仙长生之事，但是葛洪在教授世人修仙的同时，也倡导行善守礼，这正是他后期思想中仍然具有儒家影子的证明。
《内篇》中并不是全无道理的修仙谬论，也承载着葛洪的理想与对世俗社会的关心。
由此我们可得知，葛洪的思想经历了前后期的变化，但其核心思想是变化不大的。
无论入仕为官，还是隐居，他都倡导遵守纲常，力行正道。
这样的思想影响到葛洪的文学观，他认为子书有利于教化，而诗赋等浅近细碎之文则益处不大。
结语
葛洪“重视子书，轻视诗赋”的文学观念的出发点是提高人们的道德，利于政教。
《外篇·应嘲》:“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这是在强调文学的实用功能。
此后刘飙《文心雕龙》中的《原道》《宗经》《征圣》等篇都强调文学的教化、明道功能，持功利主义文学观，认为文章是用来明“圣贤之道”的。
葛洪“重视子书，轻视诗赋”的观点，从今天来看或许是落后的，但在当时，是符合社会需求的，从《抱朴子》中也可以看到葛洪作为文人的担当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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