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之孙李凯城：爷爷亲自给他起的名字，有什么特殊意义

前言

李克农与夫人赵瑛共生育5个孩子。

老大李宁，老二李冰都是女孩，老三李治，老四李力，老五李伦。

李凯城是李力的儿子。

当年，李凯城出生之后，爷爷李克农特别高兴，当即就给他取了名字。

后来，名字改动了一个字。

那么，李凯城的名字到底有什么特殊意义？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起的？

李凯城称，周总理曾在大会上向奶奶赵瑛表示感谢

赵瑛原名赵彩英，父亲赵筱舫在芜湖市开了一家照相馆。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社会里，赵筱舫却很重视独生女赵瑛的文化教育。

她是当地第一批考入女子师范的学生之一。

在别的家长眼里，赵瑛不仅有文化，还会帮着家里干活，是远近闻名的孝女。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1917年9月，18岁的赵瑛和同龄的老乡李克农结为了夫妻。

虽说两人走到一起，是父母撮合的，有包办婚姻的色彩，但他们在一起后，却发现彼此是那么地和谐。

婚后，为了革命事业，李克农完全把精力投入到了工作当中。而赵瑛既要操持家务，又要带孩子。

即使这样，赵瑛也从未抱怨过什么。

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叛变，赵瑛获得中央特科同志通知，带着孩子仓促离开住地，流落上海流浪了1个月之久。

之后返回家乡，开始了她多年辛苦的小学教师生涯。

在和丈夫分别的6年中，赵瑛靠着微薄的薪水，养育了5个孩子。这背后的艰辛，可想而知。

由此，赵瑛被公公尊称为“赵先生”。

1936年11月，李克农送走了美国记者斯诺后，写了一封家书。次年初，儿子李力接到了这封家书。

李力赶紧拿给母亲赵瑛看，内容大致是：

他一切还好，现在国共就要合作了，他在“胡公”下面工作，很有可能要回来看看。

赵瑛后来才知道“胡公”就是周总理。

1937年4月的一天，赵瑛和孩子们、公公所居住的地方，马家巷一号的门被敲开了。公公李哲卿见到来人后，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赵瑛闻声，带着孩子们出来一看，原来是李克农回来了。

夫妻重逢后，赵瑛跟着李克农转战各地，直到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1年1月6日，赵瑛因病去世。李克农悲痛万分，深情地赞扬老伴为“母仪典范。”

说起奶奶赵瑛，孙子李凯城这样说：

“奶奶赵瑛大革命时期就开始支持爷爷的工作。上世纪30年代初，爷爷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卧底’，奶奶随他在上海‘坐机关’，参与了许多具体工作。抗战初，奶奶正式加入党组织，担任机要秘书，一直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

建国后，赵瑛一直在安全保卫部门供职。

李凯城还说：“周总理曾在大会上向她表示感谢。1955年军队要整编授衔，动员女同志转业地方，奶奶带头退出现役，成为一名不领工资的家庭妇女。”

李凯城耳濡目染，被父母那一辈人的不平凡所震撼

李凯城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李力还不满14岁，就与哥哥姐姐们一起参加了八路军。

他的母亲郭芃当年也是进步青年，在地下党的指引下，从四川万县老家步行到延安，后进入抗大学习。

成长在这样一个红色家庭，李凯城耳濡目染，见证了太多让人震撼的事迹！

听其父李力讲，当年在延安时，全家人都入了党，只有最小的李伦尚未加入党组织。

于是，李伦就被李力称为“党外人士”。这一外号不知怎么就传开了。

有一次，毛主席找李克农谈话，闲聊中开了个玩笑，说：“你们家的那个‘党外人士’怎么样了？”

李克农回家后，便找李伦认真谈了一次话：

“你虽然没有入党，但不是党外人士，而是共产党人的儿子，将来也要争取加入党组织。”

这番话，李伦记了一辈子。

后来，李伦成长为了军队高级干部。

2019年，李凯城去看望病重的三叔李伦，只听得他在弥留之际，嘴里还念叨着“我要找组织，我有话对组织说。”

李凯城将父辈们留下的话，印在脑海里。

从当兵、入党、提干，再到后来多次工作变动。他从来靠自己的努力，没有走过一次“后门”，也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有人说，李凯城太傻，有关系还不用。

可李凯城很清楚地知道，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绝不能给前辈丢脸。

李凯城说起爷爷给他起名的特殊含义

李凯城出生时，爷爷李克农在南朝鲜的开城参加中美朝鲜战争谈判。

得知此喜讯后，李克农当即给孩子取名为“开城”。

李凯城后来听说，朝鲜战争期间，中美两国谈了2年多，大大小小的谈判575次，谈出了经典，谈出了历史记录。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每次战役都想取得胜利，但总是打不赢，于是就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可谈不好，他们又开始打，打不赢又谈，反反复复。

直到有一次战役把美国人打服了，那就是上甘岭战役。

经过这次战役，打得美国人没有了信心，他们认为在战场上，美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只有老实地回到谈判桌上才是正道。

于是，就有了开城谈判。

后来，李克农想了想，觉得“开城”是南朝鲜的城市名字，不太妥当。

因为开城谈判取得成功后，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开城谈判是凯旋而归。

就这样，李克农将孙子的名字，改动了一字，“开”改为了“凯”。

李凯城从小受革命思想熏陶，后来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军事科学院当了教授，被授予大校军衔。

从岗位上退下来后，李凯城开始从事红色研究，专门为各地红色教学基地、纪念馆等培养讲解员。

说到李克农时，李凯城表示出对爷爷的无比崇敬。

在朝鲜谈判时，李克农有一天突然接到了父亲病逝的电报。那时，同志们都在紧张地工作，李克农强忍住眼泪，将电报塞进了口袋。

晚上，李克农独自走出帐篷，对着北京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三躬。

1946年，李克农的母亲去世，他正在北平军调部紧张地工作，也未能赶回去给母亲送终。

这一段鲜为人知的事迹，给李凯城莫大的教育和激励。

他很深情地说道：

“我爷爷这辈子的革命先烈们，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不顾个人安危，将生命抛在脑后，表现出他们对党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身上许多优秀品格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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