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海涛：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历程与展望

摘要

以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出台为标志，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拉开了系统性全面建设的新帷幕。本文回顾现代科技伦理议题的兴起发展与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历程，对新时代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的方针与主要原则进行解读，结合当前方向展望未来科技伦理治理图景。

1.引言

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调伦理先行、依法依规、敏捷治理、立足国情、开放合作的要求，明确了在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等方面的原则，并就明确科技伦理治理体制的主体责任、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强化科技伦理审查监管、开展科技伦理教育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指导意见。《意见》的出台顺应了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针对近年来愈发凸显的科技伦理问题所做的回应。这是我国首部系统部署科技伦理治理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标志着我国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在迈向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道路上踏出历史性的一步。

中国科协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自2019年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筹建起便参与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原则的研究规划，并撰写《中国科技伦理基本原则》（以下简称《原则》）。2022年《意见》正式发布，《原则》内容在其“明确科技伦理原则”部分得到充分体现。本文将针对《意见》的形成过程、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的主要方针原则、科技社团在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之中的作用，以及当前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主要问题和未来展望进行解读。

2.现代科技伦理议题的发展演进

2.1 现代科技伦理议题的兴起

人类对于科技与伦理的思辨源远流长，例如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成为影响至今的医学伦理典范。现代科技飞速发展和社会影响力不断加深，使得科技的探索应用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张力愈发凸显。

科技伦理不仅是科技界内部讨论的议题，也成为广受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二战末期的曼哈顿工程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科技伦理问题被广泛探讨的开端[1]。世界核战争的阴云让科学家群体感到揪心。部分心怀人类前途的科学家开始聚集研讨科学家在科技成果应用过程中的伦理责任[2]。例如1945年创立的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最初是担忧爆发世界性核战争的科学家群体内部的通讯类杂志，后发展成为致力于研究人为因素对于人类文明生存威胁的科学家组织。1947年该杂志设立了“末日时钟”，几十年来警示世界距离毁灭近在咫尺。另一个典型事件是1955年哲学家罗素联合11名知名学者共同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人类将自己从核武器带来的全球性自我灭绝中解救出来[3]。罗素在演讲中警告人类，世界核大战将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所有有良知的人应牢记人性，反对核战争。宣言的签字者包括10名诺贝尔奖得主，爱因斯坦也位列其中，他于1955年4月18日逝世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之后关注科技伦理议题的群体及其讨论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在针对二战战犯的纽伦堡审判中，诞生了针对人体实验的医学伦理基本原则《纽伦堡法典》，这成为现代医学科研活动中伦理规范的基础[4]。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等环境保护主义批判文学作品中讲述的化学污染带来的生态破坏问题成为大众关注焦点[5]。80年代后，切尔诺贝利事件、博帕尔事件、臭氧空洞、气候变化等推动环境保护成为全球热点话题。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普及，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流与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基因技术、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许多跨时代的新发现，进一步将科技伦理的探究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高度。

全球科技发展浪潮之下，世界各国更加关注科技伦理。联合国于1975年通过《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进和平并造福人类宣言》，指出科学技术发展对于世界发展和人类完善的重要性，希望世界各国将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运用到造福人类的和平事业，而非侵害人权、破坏和平和战争行为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9年世界科学大会上讨论了科学道德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通过了《科学与利用科学知识宣言》。在国家层面上，各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也逐渐成形与完善，例如在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曝光后，美国于1974年通过《国家研究法案》，并于1979年发布了《保护研究中的研究对象的伦理原则与指导方针》（又称《贝尔蒙报告》）[6]，开启了美国科技伦理治理的体制化进程。此后英、德、加、日等国也先后出台相关法规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层面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2004年英国科学与技术办公室公布了《科学家普遍道德伦理准则》[7]，德国马·普学会制订《科学研究中的道德规范》[8]，日本在《科学工作者行为规范》提出了科学工作者应遵守的伦理规范，并于2006年发布《科研活动学术不端应对指南》[9]，日本学术会议为此专门成立了“学术不端行为特别委员会”。

2.2 科技伦理的意义及其面临的挑战

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改造世界和自身的能力，但随之而来不可避免出现的便是这种能力误用、滥用和恶用的隐患。例如“反应停”事件中药物导致大量新生儿畸形的出现[10]，人脸识别等技术的滥用对人们隐私的侵害[11]，生物技术恶意应用于人体实验造成的犯罪行为[12]等。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科技的影响已渗透至生活的各个环节，渗透至社会的各个角落，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信息交流、组织形式甚至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如何避免科技误用、滥用，推动科技以负责任的方式向善发展，也成为愈发凸显的问题。

总的来说，科技伦理的意义在于推动科技负责任发展、向善发展，避免科学技术的探索与应用走向危害人类发展的方向。科技伦理的行为主体以广大科技工作者为主，但广义拓展的科技伦理行为主体还包括科技活动的管理者、科技传播工作者等群体，甚至扩展至全社会公众。在新兴科技的推动下科技创新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发生深刻变化，创新主体下沉，参与科技创新的人群不断扩大，科技伦理的行为主体也随之扩散。这为科技伦理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的科技伦理问题仍待进一步解决。另一方面，随着新的科技研发形式与科研组织形式的产生，科技伦理问题进入了更加深入细微的层面，尤其是在数字社会转型背景下，更多的新技术参与到科技研发活动中，为科技伦理带来新的变量。

2.3 我国科技伦理议题与治理历程

在近代，科学技术“救亡图存”思想在中国传播，科学推动人道主义与服务于人类的思想也相伴相生。近代中国知名教育家蔡元培就认为，“一国国势的增长，和科学事业的进步成为正比例”，而科学知识应促进对他人的关怀，“庶知识猛进，科学发达，弘兼任爱之仁心，明大同之争议”，要用“科学知识来辅助人道主义”[1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与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密切联系背景下，科技伦理问题也得到关注。邓小平同志曾强调，“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将科学技术与摆脱贫穷、维护和平等关系到全人类前途的议题结合起来[14]。江泽民主席也曾提出，“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5]。这体现出我国学界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科技伦理上的思想高度。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科技与社会经济以及人民生活联系更加紧密，对科技伦理的关注从思想上的思辨逐步落地到具体的科技治理举措，相关政策法规也陆续出台。国务院2007年发布《人类器官移植条例》，2019年出台《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科技部1988年推动发布《实验动物管理条例》，1993年发布《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2003年会同当时的卫生部发布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2006年发布《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2017年发布《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卫生主管部门2007和2016年发布和修订了《涉及人类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0年发布《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

我国科技组织和机构也积极参与科技伦理治理工作。2007年和2009年，中国科协先后发布《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和《学会科学道德规范（试行）》。2008年11月16日，中国科协发布的《中国科协致全国科技工作者倡议书》，除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提倡鼓励科学精神的传播之外，还着重强调了学术风气的改善。2014年和2015年，中国科协又先后发布了《科技工作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议书》和《关于在科技界开展“作精神文明表率”活动的意见》等。

3.《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的出台及意义

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科技创新的组织模式和活动形式的变化，更大范围的群体参与到科技创新之中。科技伦理治理逐步从科研小圈子走向社会大众，被社会媒体和公众广泛讨论和参与。科技伦理问题凝聚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共识，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建设也得到了来自政府、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重视和支持。在此背景下，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正当其时，伦理治理基本框架呼之欲出。

3.1《意见》的出台历程

近年部分科技伦理失范事件的出现引发学界震惊、舆论哗然，也促使国家相关机构和学界提高科技伦理警觉。例如在2013年转基因技术引起社会舆论话题之时，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了《关于负责任的转基因技术研发行为的倡议》。在2018年，我国科技工作者贺某宣布，一对转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诞生，相关机构迅速做出反应，多个科技组织发表声明，拥护国家有关部门对涉事方的调查和问责，强烈呼吁同行共同坚守伦理规范。

2019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此后，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为加强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奠定组织基础。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规范科技伦理，树立良好学风和作风。“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科技伦理体系”的目标任务。2022年1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式实施，进一步明确“完善科技伦理制度规范”“健全审查、评估、监管体系”等方面的规定。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正处于不断完善中。

早在2019年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之时，相关部委便启动关于科技伦理治理的大纲方针的制定工作。中国科协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也参与到相关纲领的研究和起草之中，并向科技部提交关于中国科技伦理的基本原则框架，提出了增进人的福祉、尊重人的生命权和尊严、维护学术自由与独立、合理控制风险、重视普惠包容公正、保障知情权与选择权、保障公开透明、配合敏捷高效稳健治理的八条原则。科技部等相关部门经多轮商榷修改，广泛征求并采纳学界和社会意见，综合多方文稿与意见形成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在科技伦理原则部分，保留了其中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五条内容，并将其余三条适当调整，被整合入该五条或其他部分。经定稿后，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16]。

3.2《意见》出台的意义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改变世界发展的面貌和格局，科学新发现、技术新突破在造福人类的同时，风险和挑战也相伴而生。加强科技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强化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已成时代趋势。伴随着我国对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以来，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全面铺开，建设科技伦理治体系的主体是谁、怎样建设、预期目标等问题需要得到解答。《意见》首次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提纲挈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有利于推进科技界与全社会对于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性统一思想，提升认识，广泛凝聚共识，从而加快推动科技向善、负责任发展。

《意见》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制度[17]。其目的在于为科技向善发展塑造良好的文化基础和制度保障，以实现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高质量、负责任健康发展，为人民幸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福祉提供支持。在治理路径上，《意见》提出了伦理先行、依法依规、敏捷治理、立足国情、开放合作等要求。重点在于加强源头治理，将监管关口前移，完善法律法规，以风险前瞻的方式加强科技伦理而风险预警与跟踪研判，实现科技伦理的敏捷治理，最终实现覆盖科技探索及应用的全过程、全领域的科技伦理有效治理。此外，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需要立足国情，开放合作，积极参与推进全球科技伦理治理。这为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指出了明确方向和着重点。

4.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展望

《意见》强调了科技伦理治理的主体责任，包括政府、高校等研究机构、科技社团、科技人员等多个层次的伦理主体的责任。总体而言，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治理愿景，是以促进向善、负责任的科技发展为目标，以增进人类福祉、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公平公正、保护环境、合理控制科技带来的风险等为原则，面向未来科技发展，以前瞻性的眼光，从政府、学术共同体、机构、社会等多个层次出发，构建全面、系统、有效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为实现这一愿景，需要从当前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现状与问题着手，推进科技伦理治理关键点的改善，完善伦理治理主体责任，完善法规机制，使科技伦理治理路径常态化，真正落地，形成完善的治理规范，并能根据科技发展新态势采取敏捷治理，形成社会全面参与的科技伦理治理新格局。

4.1 当前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着力点

《意见》指出，要加强科技伦理制度保障，强化科技伦理审查监管，深入开展科技伦理教育和宣传。尤其对政府、创新主体、科技类社团等的主体责任做出了明确要求。针对这一要求，结合面向我国科技工作者的伦理意识的多项调查发现，当前落实《意见》指示，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完善科技伦理治理路径，需在三个方面工作着力推进。

一是监管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调查显示，83.73%的公众认为加强科技伦理和科技安全的主要作用因素是政府管理，61.52%的公众认为应从推动科技政策法规的完善入手加强科技伦理治理[18]。近年部分引发社会舆情的典型科技伦理事件中，虽然显现出了我国政府和科技界对科技伦理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依法依规处理和及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态度，但同时也暴露出了我国科技伦理事前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因此监管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受到了科技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是创新主体的政策落实需打通最后一公里。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的科技工作者认为我国对科研伦理失范事件的惩戒力度仍不够强[19]。加强对伦理失范行为的惩戒力度，形成震慑力，将科技伦理的可行性治理路径常态化，是建立有效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重要途径。

三是宣传教育仍需进一步到位，科技工作者需对科技伦理入脑入心。据“北京地区科技工作者科研伦理意识”调查显示，仅38.4%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自己了解科研伦理规范，仅17.5%的科技工作者明确知道本单位设立了伦理（审查）委员会[20]。因此，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宣传教育，推动科技伦理审查监管流程在科研中的落地，是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

4.2 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治理愿景

科技伦理的基本理念体现为科技发展的“向善”“负责任”两大主题。一是要确立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使科技为人类带来福祉；二是要进行负责任的科技创新活动，科技发展活动要为其后果负责。随着科技创新参与群体范围的扩大，全社会创新文化土壤的培植，伦理治理主体的范围也会变化，而伦理治理主体责任也将更加明晰。所以，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道路，我国将健全完善法制，构建良好的学界自治氛围，落实科研机构的伦理治理主体责任，面向社会广泛传播科技伦理价值理念，推动科技伦理治理的普遍参与。

4.2.1 法规机制更加健全完善政府将继续推进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使法治保障与监管得到有效实施[21]。

一是以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等机构为核心，建立全覆盖、规范化的科技监管制度。将科技伦理相关指导原则落实为具体的监督、治理制度与措施，建立健全监督与治理机构，使相应的政策与措施有切实的执行力。

二是加强法制与监管机制的保障。从立法层面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使科技伦理政策的出台和施行有法可依。完善监管机制，以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等机构为核心设立适当的监管机构，形成可行的工作流程，使科技伦理的监管体系可覆盖科研活动全过程。应使法制保障和监管措施落实到具体机构、具体个人的权责，使之成为理论完善、法制完备、机制健全、实施到位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

三是建设伦理敏感的敏捷治理体系。针对科技伦理问题的变化，能够做到在伦理层面的敏捷反应。在立法基础上规定科技研发过程中的某些伦理问题可以施行个案审核、全程公开可查、可根据实际需要而在科研过程中灵活处理伦理问题，在法律框架内做到特事特批。使科研过程中的伦理风险得以适时被公开、被讨论，进而根据相关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明、辩解或干预，减少因突发科研活动违反伦理事件而引发的激烈舆情反应。

4.2.2 学界形成伦理自治氛围学术共同体的科技伦理意识不断增强，学界逐步形成普遍性的科技伦理共识，并以科技社团为主要落实主体，将科技伦理共识落实为具体的规章制度与管理规范。

一是完善学界自律体系。明确学术界主体责任，继续坚持各类学会对科研伦理与学术诚信的宣传教育和执行作用。在现阶段已成立中国伦理学会科技伦理专业委员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支持和引导相关领域学者开展科技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整合科技伦理领域的学界力量，最终推动建立中国科技伦理学会，使我国科技伦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具备完善的顶层架构支撑。以此为基础，进而推动建立各学术领域、学术机构内科技伦理基础原则以及可实施的科技伦理学界管理规范，加强学术共同体在科技伦理的审查和处理方面的能力[22]。

二是重视相关人才队伍建设。科技伦理专业人才匮乏是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的伦理审查机构正常发挥其职能的一大制约因素。需培养充足的科技伦理领域专业人才队伍，走进高校、科研机构的岗位，围绕科技伦理的理论研究、科技伦理实践的可行性路径展开探索、对科技伦理问题的前瞻性评估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学术平台的作用，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科技伦理重大议题研讨和规则制定。

三是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这包括涉及伦理的实验室规范、发表流程等方面的标准体系，以更加全覆盖、合规的科研流程标准规避潜在的伦理风险[23]。尤其是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的全国学会、协会等科技社团制定各自学科与专业领域内的科技伦理规范、指南等，完善科技伦理标准，明确科研活动中的科技伦理要求，以更好地引导科技机构和科技人员合规开展科技活动。

4.2.3 伦理治理路径常态有效科技伦理的有效治理路径的建设，是从科技伦理治理的主管部门延伸到科技工作者群体的治理路径建设。这需要主导科技工作者科研活动的高校等科研机构发挥其组织职能，打通科技工作者与科研活动的科技伦理常态化治理路径。在高校与科研机构内，使科技伦理教育与监管制度得到全面实施，使科技伦理治理相关政策在机构管理层面实现真正落地。

一是加强科技伦理学科建设。科技社团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加强科学道德与科技伦理的研究和教育，提高我国科技界在这方面的总体认识[24]。

二是加强高校科研机构对学术规范监管制度的落实，推动对学术不端处理的公开化。加强高校科研机构科研伦理与学术诚信知识的培训，除科技伦理规范外，还要加强实验数据记录、保存等方面行为的规范化；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使其具有可行性、常态化。

三是广泛开展科技伦理宣传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将伦理内容纳入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中。

4.2.4 公众参与科技伦理建设科技伦理议题的讨论和科技伦理治理的参与成为全社会性的活动，社会公众也将承担科技伦理治理的主体责任。这需要在全社会普及科技伦理知识，使全民树立科技伦理意识并充分参与科技伦理议题，从而使社会公众增强能够承担科技伦理治理主体责任的能力[25]。

一是加强教育，提升意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同样也要加强伦理意识。在面向公众的科普中遵循相关伦理准则，使科技伦理、科普伦理成为深入人心、普遍遵循的常态化规范。

二是与时俱进，提升科普效能。在各类博物馆、科技馆等机构和教育宣传途径中增加科技伦理内容的宣传，并充分利用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其对科技伦理相关问题有进一步的广泛讨论，加深其了解。

三是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形成科学家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搭建公众参与科技伦理话题的渠道平台，完善参与制度，形成知行合一参与科技伦理议题的良性循环。以科普中国等平台为基础，在科技伦理相关事件发生后及时建立公众讨论平台，并以量化、直观的形式充分体现公众观点；同时推动科技、科普人员与公众直接互动，在面向公众进行解释、普及知识的同时，推动公众理解、参与科技伦理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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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海涛，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本文原载于《今日科苑》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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