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务部与庚款留学生

袁、张、载沣

1907年9月，袁慰亭被调任外务部尚书，同日补授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必须由军机大臣担任，“补授”只是个流程）。同入军机处的还有张之洞，以及醇亲王载沣。

袁有外交特长，做个外交部长倒也无可厚非，何况还进了中央政治局。话虽如此，老袁似乎并不开心，他心里清楚，自己表面升了官，由外臣晋级中枢，实则明升暗降，被温柔地削去了军权，一个子儿都没留。

慈禧的心思一目了然，她让张之洞进京并不是来配合袁的，相反还有制衡之嫌，不只是他袁军机，奕劻对面还坐着一位载沣。一对汉臣，一对亲王，有了这股新鲜血液注入，才能保障大清权力中枢的生态平衡。

慈禧的心情可以理解，问题是，张、袁二人都知道，甚至慈禧自己也清楚，要张之洞牵制袁氏，以两人的关系，有过嫌隙，但大的矛盾基本没有。老张此次来京，除了避免他在南方拥兵自重，顶多也就是防止军机处只有袁氏一人的声音而已，再不就是陪袁叙叙旧，唠唠家常，做一回顾命大臣，最后又间接救了袁世凯一命，这大概是他进京的唯一意义。

这么分析是有原因的。

张之洞入选前，慈禧就在挑选军机大臣候选人。出于和老袁的友谊，奕劻毫不避嫌地推荐了杨士琦。杨是袁幕忠实参谋，且只是举人出身，正常来说也就一储备干部，完全达不到做军机大臣的资格（这位杨士琦，还是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第十一任校长）。奇怪的是，奕劻推荐之后，慈禧竟然没有敏感反应，还找来孙家鼐打听杨士琦的底细。孙家鼐说：“此人乡评太坏，系一不讲品行的人，未便用在机枢之地。”也就是说，这个人口碑不好，人品太差，不适合待在军机处。慈禧才作罢。

在孙面前，慈禧没必要演戏，即使是演戏，也是应该演给袁看，而不该找他孙家鼐。由此说来，她召张之洞入京，除了防其独大，多出于张之洞是为数不多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填补空缺的最佳人选，而真正的制衡，载沣才是重头戏。

杨士琦（1862-1918）曾任南洋公学校长

被褫夺兵权之后，袁渐生寂寞，他并非不知自己今不比昔，只是在不触碰生命红线的情况下，依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争取。

他通过奕劻向慈禧含蓄表达了重掌陆军的心愿，言下之意，让满人铁良从陆军部下岗，汉人来控制全国兵力，这明显是异想天开。听奕劻讲完，慈禧并没有生气，没什么特别原因，只因为我老太太还是爱惜你的，但爱才归爱才，惜才归惜才，决不能允许你胡来，该防还是要防。

道理老袁其实都懂，表面上大清满汉一家，实际上清军自入关以来，没有一天不对汉人保持高度警惕。康熙年间的三藩、自削兵权的曾国藩，他们哪一个让清廷放心过？就剩下你一个袁项城，老太太早死了几年，到底也没防住，不动一兵一卒你就把满人的天下颠覆了。

不开心的事先不提，再看看袁部长的打算。

1908年春，袁找到陆军司令铁良。以他的意思，全国的三十六镇军队还在编练，兵不缺，缺的是懂得先进军事知识的军官，到哪里找呢？我建议到北洋学堂，那里是年轻军官成长的摇篮，有不少应届毕业生都在找工作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时候不用他们，简直浪费人才。

袁意有所指，一提到“北洋”，铁良也警戒起来。我说老袁，都说你有野心，你就应该谨慎点嘛，你这话一说，连我都想起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你的意思我懂，表面上你是在推荐人才，其实你推荐的都是你北洋军校系的学生，你袁校长这不是在遍地撒网吗？

一向与权力相伴的老袁也有些力不从心了。

第一批庚款奖学金留美学生，詹天佑（一排左二）

从袁一生的政治生涯来看，在外务部这一年多是他政绩相对黯淡的时期，除了心灰意冷，更多的是谨小慎微。慈禧大限不远，光绪有可能东山再起，载沣、良弼蠢蠢欲动，他手中无兵无权，尽管有北洋为恃，也只能小心行事。

敏感地带不宜过问，袁项城在其他方面还是做出了些许成绩。

他到任外交部长之前，外务部人员多是接受传统教育的旧官僚，背诵四书五经可以，但论外交，缺乏与西方沟通的经验，工作也没有积极性，用曹汝霖的话说是“暮气沉沉”。袁到任后，第一把火就是人事改革，将旧式官员外放到欧洲小国学习、培训或担任驻外公使，冗杂人员则全部裁撤，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有留学背景的新式专业人才，如唐绍仪、施肇基、颜惠庆、曹汝霖等人。袁的人事改革为外务部带来了全新气象，一批杰出的近代外交家也从这里开始了他们事业的起点。

在此期间，还发生一件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件——列强答应退还部分庚款。

1900年，中国与十一国签订《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赔偿各国4.5亿两白银，按4%年息，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约9亿8200多万两。1939年底赔付期限结束，剩余赔款不再支付。至此，中国39年里共支付各国6亿6400万两白银，除去退还部分，实际支付也有5亿7600万两白银，占总额的58%。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庚子赔款”。

1907年1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率先提出扣除美国商人、传教士损失及庚子战争等费用，将多余款项用于清国公费留学教育事业。作为外交部长，袁建议以所退款项发展国内实业，其余用于兴学，如此“庶可本末兼权，款归实济”，清廷也认为是“统筹兼顾、尽美尽善之图”，但美方不同意，坚持只用于教育一途。1908年冬，袁特命唐绍仪为赴美专使，“答谢退还赔款之盛意”。美国做出表率后，西欧多国相继效仿，表示愿退还部分庚款，只有一个日本不愿退还。从1909年清廷择优录取四十七名首批留美学生，到20世纪40年代该项目被废止，三十多年间，庚款留学生中出现一批大家，大多成为我国现代科学和学科奠基人，对中国现代科学和学科的开辟和发展，对中国现代化奠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