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到1946年1月间，罗荣桓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了，根本无法继续工作，于是组织上安排他前往平壤的苏军总医院治疗。
经过苏联军医会诊过后确定为肾癌，需要动大手术，然而野战医院并不具备相应条件，院方建议应尽快去莫斯科治疗。
如此，罗荣桓夫妇于2月下旬辗转到达大连，一边疗养一边等待赴苏的相关手续和安排。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大连的政治情况一直较为特殊，根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跟莫斯科签订的条约，整个“旅（顺）大（连）”地区实施了所谓的“国际化”，其实就是由苏联来控制，国共双方的军队均不可进入。
地区防务当然也要由苏军负责，设有专门的“旅大警备司令部”（解放后移交给我军），不过大连的地方政权，则基本掌握在我方手中，对此苏军也是默许的。
当时的大连市长，是一位在本地颇有些名望的资本家，但没啥实际权力。
因为副市长陈云涛、警察总局局长赵杰（原山东军区警备第10旅旅长）、以及若干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全都是我党干部，他们接受半公开的大连市委领导。
市委书记则是抗联出身的韩光同志，1942年起就担任晋察冀边区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罗荣桓这样级别的首长来大连疗养，市委书记韩光和山东军区的老部下赵杰等同志，当然要来探望。
谈话间，罗荣桓详细询问了旅大地区的社会情况和警察总局的工作，并作出了相关指示，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要处理好跟苏联红军的关系：你们要尽可能取得苏联红军的支持。
01、苏联红军少校“王松”同志
韩光、赵杰等同志当场表态。今后一定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说明在苏军警备司令部的内部，还有负责双方联络的我党同志，互相配合得很好。
韩光等人此间提到的我党同志，即是警备司令部少校参谋王松，当然这是个化名。
他的真实姓名正是刘亚楼，原名刘振东，出生于闽西红军游击队的著名战将，这一年还不满36周岁。
刘亚楼属于“行武出身”，早期并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养成教育，1929年参加红军时就是普通战士，由于已是党员作战勇敢，很快便担任了班长职务。
刘亚楼在红军早期战斗中，已表现出较强的军事天赋和组织能力，胆大心细，善于谋划，多次出色地完成作战任务，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精灵兵”。
是年底，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召开“古田会议”，除了其它重要议题外，还有一个决议就是成立“随营学校”。
所谓随营学校，类似于正规军的各级“教导队”，也就是选拔表现出色的基层军官和骨干战士进行培训，从而培养更多或者更高级的指挥人才，为部队的发展壮大预作干部准备，比如粟裕将军，就曾经毕业于叶挺第24师的教导队。
从随营学校毕业后，刘亚楼的军政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其后的战斗中职务也一路晋升：红军连长、营长、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等等，至1934年长征前夕，刘亚楼已经是红一军团下辖的红2师政委，时任师长则是陈光将军。
一路血战到陕北后，抗战期间的1938年夏，刘亚楼跟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杨至诚等我军名将一起，奉命到苏联深造军事。
他们于1939年初，正式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刘亚楼以惊人的毅力很快攻克了语言关，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
电影《大决战》还专门有个桥段，在牤牛屯的锦州前线指挥所里，林罗首长调侃刘亚楼皮鞋擦得锃亮，一定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养成的习惯，刘参谋长对此很是自得，要说那地方，肯定比红军随营学校正规得多。
1942年刘亚楼学满毕业时，苏联卫国战争正处在最艰难的时期，哪个部队都缺人，因此不少在苏联学习生活的其他国家共产党员，都参加了苏军抗击法西斯。
而刘亚楼则被分配到远东军区机关，成为了一名见习参谋，军衔累升至少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