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具有绿色创新效应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摘 要

伴随着数字中国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企业数字化能否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引发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和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等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在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果为数字化时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启示。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下，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各国普遍面临气候变化风险的情境下，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和实施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全球共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通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以及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路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重要路径，但相较于一般技术创新，其研发周期更长，投入资金更多，风险更高。由此看来，探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力以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以及新增长点。因此，企业需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经济优势，促进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融合，使两者协同推进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既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内部因素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方因素两条主线展开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在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内部影响因素方面：第一，从企业创新的技术角度来看，作为企业创新的基础，技术的发展程度、转移难度以及复杂性等都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着重要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拓展了其广度与深度；第二，从企业管理者的特质角度来看，企业高管的学术经历、环保意识、绿色发展理念以及对环境的关注度等都会影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在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外部利益相关方影响因素方面，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政府环境规制（如排污收费与环保补贴）所带来的遵循成本效应与创新补偿效应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此外，一些学者还考察了外部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监督效应。然而，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有助于为自身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知识共享效应、资源效应以及治理效应。但目前研究只从大数据技术单维度考虑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或者只以特定区域或特定行业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结论可能存在样本过窄所带来的偏误，而且关于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基于此，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度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并从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等3个角度探讨其内在作用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在理论层面，首先是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角度丰富了企业数字化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为探究两者之间的驱动机理，搭建了“企业数字化—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企业数字化—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以及“企业数字化—增加研发投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传导框架；其次是从企业的数字化角度扩展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与此同时，考虑到在研究中样本选择范围过窄可能带来的估计结果偏误，本文基于较为全面的大样本数据有效测度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在实践层面，研究结论为企业如何在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理念下通过数据要素和绿色技术要素驱动自身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政府构建完善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0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数字化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主要是指企业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有助于在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运营过程中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知识共享水平、融资能力以及透明度，从而为企业开展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带来知识共享效应、资源效应以及治理效应。从企业数字化的知识共享效应来看，企业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等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增强研发信息和资源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集成与共享，增强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研发信息和知识的共享与整合，从而实现各类研发知识元素的融合与重构，进而提炼出新的研发信息和知识，最终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数字化的资源效应来看，企业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可以有效处理和输出海量的、可利用的、结构化的以及标准化的内部信息，帮助企业降低其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互动成本，进而帮助利益相关方降低信息搜寻和契约签订成本等外部交易成本。此外，企业自身的高数字化水平还能够向外界释放企业发展前景的积极信号，赢得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企业发展的较高的预期水平。企业数字化通过有效提高信息透明度，从而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为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金帮助。从企业数字化的治理效应来看，一方面，企业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绿色技术创新的组织管理，有利于实现研发创新管理过程的实时化和透明化，有助于压缩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空间，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监督成本和代理问题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技术手段的应用强化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监督力量，不仅有利于增强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息透明度，还拓宽了外部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监督渠道，有助于其更好地监督企业所开展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减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部代理问题。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

研究假设H1：企业数字化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化技术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的特征，可以助力企业与其利益相关方开展更为广泛和快捷的沟通与互动，能帮助企业快速识别、捕获以及分析内嵌于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过程中的各类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和期望，为企业最大限度地创造多元利益相关方的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价值提供了数字平台支撑。因此，企业数字化有助于通过增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和动力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而有利于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策略，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知识基础和资源基础。就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知识基础的作用而言，企业数字化不仅能够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还能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知识共享效应，赋能企业用以履行社会责任的数字生态平台建设，推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绿色技术创新知识的流动、共享与整合，进而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知识的累积，为企业提供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基础。就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资源基础的作用而言，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为企业提供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基础。一方面，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会强化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境责任，进而使企业通过加大环保投资来提升自身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生产流程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实时监控，识别和分析环境问题，掌握生态环境的发展动态，在此基础上加大环保投资力度并强化资源配置，从而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强化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获得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所需的资源与市场支持，并降低企业在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风险，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

研究假设H2：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在信息的获取、存储、分析、传播等方面的应用，能够帮助企业提升其所披露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水平，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通过对比绿色技术创新和一般技术创新可以发现，前者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整个过程也会面临更高的风险。而企业数字化发展有助于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为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保障。从企业信息数字化的角度来看，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到企业的整个生产流程当中，高效挖掘并处理海、非结构化的数据，提高了信息的可利用度，这既利于企业自身发展，同时也帮助金融机构获得更多的企业内部信息。企业信息数字化使得企业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更加透明化，增强了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对称度。一方面，这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对企业经营状况判断和风险识别的准确度，改善企业融资环境，提高信贷资源利用效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此外，金融机构还能够依托数字化技术快速、高效地整合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并合理匹配借贷双方，从而构建第三方征信系统，优化信用评估体系，进而减少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融资问题，缓解其融资困境，促使企业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另一方面，知识和资源的高效整合以及信息的透明化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向利益相关方传递出积极的信号；同时，企业还会通过年报披露企业数字化水平以主动向外界释放信号，增强投资者的正面预期，缓解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时可能面临的融资约束。根据公司融资约束理论，企业存在融资约束问题的两个重要因素分别为交易成本和代理问题。在数字化技术手段下，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得到了高效处理与快速传递。这既使得经营管理过程透明化，提高了企业经营的灵活性与管理效率，还有助于减少管理层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了企业的治理水平。并且，数字化技术为企业创造了更加多元化、科学化的评价体系，帮助委托人与代理人科学决策。因此，企业数字化通过降低企业内外部交易成本以及减少代理问题（如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

研究假设H3：企业数字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数字化是当前主流的发展趋势。企业为了迎合市场，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手段融入企业运营之中，改变企业当前的运作模式，这些都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相关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够促使企业增加研发资金及研发人员的投入；并且当企业在年报中披露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时，在后续年度内，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此外，企业数字化通过大数据、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了资源的流动效率，减少资源错配，驱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一，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知识获取速度和传播能力，增强了企业各部门之间的知识交流与资源整合能力，提高了信息共享水平，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能够帮助研发部门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高效的信息挖掘和处理使企业能够更加精确地掌握创新的关键要点，同时数字技术能够通过知识的溢出效应，聚集创新研发要素，优化生产资源，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促使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外部投资者基于企业信息数字化能够掌握更多关于企业的信息，便于其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也有助于企业加大对研发创新的投入。第二，企业数字化能够帮助企业缓解在开展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融资约束问题，为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更多的研发资金与研发人员，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4：

研究假设H4：企业数字化通过增加研发投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0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的研究样本为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本文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数据以及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据基于CNRDS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检索数据库的匹配对比予以确定。借鉴既有相关文献的做法，本文研究样本不包括金融与保险行业的公司、曾经被ST或者PT的公司、资不抵债的公司以及相关变量观测值存在较多缺失的公司等，最终的研究样本为3 380家上市公司的共计14 520个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GI）。借鉴齐绍洲等以及李青原和肖泽华的做法，采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总量加1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测度指标。在稳健性检验中，主要采用绿色专利授权数加1的自然对数、绿色专利申请中绿色发明专利申请占比、绿色专利授权中绿色发明专利授权占比以及总专利申请中绿色专利申请占比等来进一步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2.2.2 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Digital）。借鉴吴非等的做法，采用上市公司年报中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的细分指标等数字化特征词的使用频次作为企业数字化强度的度量指标。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所披露的无形资产明细项中如软件、网络、客户端、管理系统、智能平台等与数字经济技术相关的无形资产总额加1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数字化的替代变量。

2.2.3 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_HX），采用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100予以测度；融资约束（KZ），借鉴Kaplan和Zingales的方法，构建KZ指数予以测度；研发投入（R&D），采用研发费用/营业收入予以测度。

2.2.4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文献的做法，选择如下企业财务特征与治理特征变量进行控制，主要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盈利能力（Roe）、企业现金流水平（Cfo）、企业财务杠杆（Lev）、企业成长性（Growth）、企业年龄（Age）、企业董事会规模（Bsize）、企业独立董事比率（Indep）、企业管理层激励（Share）、企业两职合一（Dual）等。此外，本文在回归模型中还控制了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2.3 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回归模型（1）—（3），以分别对研究假设H1—H4进行检验，考察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和内在作用机理。

在以上模型中，回归模型（1）是对研究假设H1的检验，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GI），解释变量是企业数字化（Digital）。回归模型（2）—（3）主要用于检验研究假设H2—H4。回归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_HX）、融资约束（KZ）以及研发投入（R&D），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Digital）；回归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与回归模型（1）相同，回归模型（3）的中介变量（Mediator）分别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_HX）、融资约束（KZ）以及研发投入（R&D）。回归模型（1）—（3）中的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ε表示模型的残差项，i 表示企业，t 表示时间。

0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的平均值为2.084，最大值为6.176，标准差为1.146。这说明本研究中样本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平均值为0.452，标准差为0.883，且中位数为0.000。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都缺乏绿色专利的申请和授权，即我国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整体上仍旧偏低，企业发展处在传统要素驱动向绿色技术创新要素驱动转变的重要转型期。中介变量中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以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在样本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企业现金流水平、企业财务杠杆、企业成长性、企业年龄、企业董事会规模、企业独立董事比率、企业管理层激励以及企业两职合一等在样本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3.2 基准回归分析

表3是基于回归模型（1）考察企业数字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企业数字化均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研究假设H1得到验证。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变量（Digital_AIT）、区块链技术变量（Digital_BCT）、云计算技术变量（Digital_CCT）、大数据技术变量（Digital_BDT）以及数字技术应用变量（Digital_DTA）等的回归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通过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能够驱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实施。

3.3 中介机制检验

3.3.1 企业数字化→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知识管理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数字化通过强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产生的知识共享效应和资源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本文根据温忠麟等所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检验企业数字化能否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表4列（1）—（3）显示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在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首先，检验企业数字化（Digital）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GI）的总影响效应，列（1）表明企业数字化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其次，检验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_HX）的影响效应，列（2）表明企业数字化能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最后，检验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效应，列（3）表明企业数字化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并且其系数显著小于列（1）的企业数字化变量系数；此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研究假设H2得到验证，即企业数字化通过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为确保中介效应检验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基于Bootstrap法检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中介效应在95%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显著为正，依然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的研究结论。

3.3.2 企业数字化→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通过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海量信息的高效处理和传递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与代理成本，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推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本文同样基于温忠麟等所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检验企业数字化是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表4列（1）、列（4）以及列（5）显示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中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列（1）与列（4）分别表明企业数字化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列（5）表明企业数字化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并且其系数显著小于列（1）的企业数字化变量系数，此外，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抑制作用。由此可见，企业的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假设H3得到验证，即企业数字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最后，为确保中介效应检验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基于Bootstrap法检验企业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企业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95%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显著为负，依然支持企业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的研究结论。

3.3.3 企业数字化→增加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数字化有助于增加企业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等资源的投入，从而驱动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本文还是基于温忠麟等所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检验企业数字化能否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表4列（1）、列（6）以及列（7）显示了研发投入在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列（1）与列（6）分别表明企业数字化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显著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列（7）表明企业数字化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并且其系数显著小于列（1）的企业数字化变量系数，此外，企业研发投入也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由此可见，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研究假设H4得到验证，即企业数字化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间接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最后，为确保中介效应检验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基于Bootstrap法检验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在95%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显著为正，依然支持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的研究结论。

3.4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3.4.1 稳健性检验。①替换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度量方法。借鉴祁怀锦等的做法，本文进一步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所披露的无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字经济技术有关的无形资产总额加1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数字化的替代变量（Digital_IA），对回归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估计。表5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仍然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为更深入地考察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的质量和实施技术创新的绿色导向，本文借鉴肖红军等的做法，分别采用绿色专利授权数加1的自然对数、绿色专利申请中绿色发明专利申请占比、绿色专利授权中绿色发明专利授权占比以及总专利申请中绿色专利申请占比等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替代变量。表5列（2）—（5）基于回归模型（1）的回归估计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Digital）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企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②替换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融资约束以及研发投入的度量方法。借鉴肖红军等的做法，本文进一步采用润灵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分（CSR_RL）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重新进行测度；借鉴陈峻和郑惠琼的做法，构建融资约束指数（FC）来重新测度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借鉴肖静和曾萍的做法，采用企业员工总数中研发人员占比（HR）来重新测度企业研发投入。通过上述方法对研究假设H2—H4进行稳健性检验。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仍然在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③模型替换。更进一步地，考虑到部分企业缺乏绿色技术创新专利数据，本文借鉴李青原和肖泽华以及肖红军等的做法：一方面，将拥有绿色专利的样本企业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并采用Logit模型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考虑到样本企业可能存在绿色专利申请量为0的情况，采用Tobit模型对样本企业中绿色专利申请量为0的情况加以控制。基于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7）均显示：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

3.4.2 内生性问题讨论。第一，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考虑到未观测企业个体特征可能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所带来的内生性干扰，本文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回归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估计。表8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仍然存在显著促进效应。

第二，工具变量回归。由于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借鉴宋德勇等构建数字化工具变量的做法，本文将按照年度、行业和省份分类的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回归方法就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重新进行回归估计。表8列（2）表明，工具变量与企业数字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列（3）的排他性检验结果说明，本文所选取的企业数字化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工具变量回归法下，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能显著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3.5 企业数字化绿色创新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3.5.1 产权异质性分析。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开展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方面更加具有人才、资源以及技术优势；同时国有企业的性质以及功能定位使其更能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要求与“双碳”战略目标。因此，可以预期，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基于此，本文检验了企业数字化绿色创新效应的产权异质性。表9列（1）—（2）显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国有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3.5.2 政治关联异质性分析。一般而言，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在满足社会公共价值诉求方面的意愿更强；同时企业与政府构建政治关联所带来的资源支持有助于企业应对开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的风险挑战，从而促使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本文基于企业CEO或董事长是否具有政治关联构建虚拟变量，考察了企业数字化绿色创新效应的政治关联异质性。表9列（3）—（4）显示：无论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企业数字化均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但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3.5.3 市场化程度异质性分析。从市场化程度来看，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情境下，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所面临的竞争强度存在差异，同时不同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治理环境和环境责任监管等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一般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越强。因此，不管是从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视角，还是从快速响应外部利益相关方诉求的视角，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都更加具有市场导向性。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企业数字化绿色创新效应的市场化程度异质性。表9列（5）—（6）显示：无论是在高市场化程度地区还是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数字化均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但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0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在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企业发展以及稳步推进实现“3060”双碳目标的战略情境下，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与创新要素驱动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绿色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如何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来赋能绿色技术创新以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成为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主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和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即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赋能效应；企业数字化分维度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等均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二，从内在作用机制来看，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缓解融资约束和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且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企业数字化发挥了知识共享效应和资源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中，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拓展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经济后果研究的既有文献，对数字化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做出了进一步的探索，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启示。

4.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并加大转型力度，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应抓住机遇，顺应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夯实企业数字化的基础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构建企业数字化生态系统，从而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还可以将数字化技术手段与企业知识深度融合，加快知识在企业各部门之间的流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此外，企业应当结合自身发展情况，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数字化转型支持体系，从而稳健地、有保障地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入厘清并积极完善和优化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第二，促使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而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制度与政策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推动企业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激发企业的绿色环保意识，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意愿、动力以及绩效；引导企业通过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从而进一步倒逼企业树立更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将企业数字化发展与社会责任紧密联系起来，创新业态模式和加快绿色发展。一方面，企业应注重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与期望，加强彼此的交流，促进共同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信息沟通更加便利、高效，这不仅方便了利益相关方获取企业的信息，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且有利于利益相关方督促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和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第三，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资源投入。为顺利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资金是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技术是其重要保障。企业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创新机制，提高自身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还要注重加强培养专业知识水平过硬、具备数字化发展理念的高素质数字化人才。企业只有确保了资源的高效投入，才能有效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稳步开展。此外，政府有关部门也需要通过对区域数字化建设的资源投入，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力度，助推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企业则要顺应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充分挖掘数字化发展的政策红利，依托数字化技术优化内部的经营管理，多渠道、全方位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助推自身的绿色技术创新。

作者简介：李井林，博士后，湖北经济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司理财、并购重组与企业社会责任；冯秋南，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理财与并购重组；阳镇，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管理。本文节选自《创新科技》杂志2023年第3期《企业数字化具有绿色创新效应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一文。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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