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亲历者口述（2）陈铭枢：一二八淞沪会战

陈铭枢：1888年生，字真如，广东合浦县曲樟乡（今为广西合浦县曲樟乡）人。

1931年冬，第十九路军被调至上海负责警卫，陈铭枢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兼代淞沪警备司令。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铭枢与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合发出《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反对妥协政策，积极配合，抗击日本侵略军。

1933年秋，他与李济深等人发动反蒋军事政变，在福建组织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号召抗日反蒋。福建人民政府历时2个月，最终被蒋介石镇压，陈铭枢等转移至香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返回内地参加抗战，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主席等职，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1965年5月15日，病逝于北京。

陈铭枢旧照

十九路军驻防上海时，总指挥蒋光鼐虽然淡泊夷逸，对政治不热心，唯对抗日救亡则无比积极；蔡廷锴富于民族感情，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当时，马占山在黑龙江奋起抗战，博得社会舆论一致的赞誉，全军将士闻讯都跃跃欲试。蔡廷锴决心选拔一旅人，改为佩戴义勇军符号，北上赴援，这事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有一天，我到上海，在我寓所与蒋、蔡两人一起回述往事，蔡廷锴说：“我军虽然在国内打败过一些精锐队伍，但还不曾和外国敌军作过一次战，现在想起来都是罪过。我们过去苦是白受了，精力是白费了。”

在言谈话语之间，我们都显露出对过去的极大不满。当时，我们三人经过协议，决定调一部分队伍北上，同义勇军并肩作战，并准备于出发之际，发出抗日通电，电稿我要王礼锡草拟。

可是，当组织义勇军正在进行之际，上海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夕。

1月中旬，十九路军同仇敌忾，坚定军人守土有责的决心，积极备战。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联名来电报告，将在上海召开军事秘密会议，以确定军事行动。

我即派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樊宗迟持我的三项指示前去参加。其中主要的一项，即“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时，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

事后，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参谋蒋达文对我说：“一·二八之夜，龙华警备司令室内，有三位长官，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连余共四人。1时15分，余在司令室内接《大陆报》记者西人Georg紧急电话说：

‘日寇现正由北四川路向闸北火车站方向前进。’立刻报告三位长官，着余转知守军注意。20分钟后，守军张君嵩团来电话说：‘来犯北火车站之敌，已予以击溃，现正继续迎击中。’流血序幕正式开始。”

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军在闸北通天庵路，向我军翁照垣部不宣而战地发起突击，十九路军迎头痛击，在激烈的巷战中，揭开了“一·二八”抗战的战幕。

当时，蒋、蔡、戴三人立刻电告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哪知得到的回电却是责难我军“违抗指示”。

总指挥部即派蒋达文赶来南京向我汇报军事态势，他在汇报中说：“三位长官接到电报后，气得一言不发。”因我业已收到他们三人发来的急电，听他说完，即发回电。我记得回电的大意是：

把我们十九路军将士的鲜血，洒在黄浦江头，结束我们的光荣历史，我即来沪与袍泽共同赴难，云云。

前几天，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回到南京，就在抗战爆发前的数小时，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会上议决，汪精卫继孙科任行政院院长，孙科改任立法院院长，这便是史称的“蒋汪合流”。

我借口战事紧急，愤而退席，连夜赶回上海，与十九路军同赴国难。当淞沪抗战发生后，南京中央政府异常纷乱。

蒋介石曾发过一个通电，被迫承认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忠勇自为”的行动，并说他“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等一派鬼话。

第二天下午，在蒋、汪共同主持下，又召开了一次中常会，匆匆作出两个决议案：

1.政府迁都洛阳；

2.在国民政府下设立军事委员会，推举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为委员，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军政部部长和训练总监为军事委员会当然委员；并指定蒋中正、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陈济棠为常务委员；李济深以训练总监为当然委员兼军委会办公厅主任。

一个多月后，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经汪精卫提议，推举蒋中正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举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常务委员（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同时决定，何应钦、罗文干（外交部部长）同我留守南京，负责对日本的军事、外交及首都治安事宜。

设立京沪卫戍长官公署，原系作为粤方代表入京开会的条件和保证，孙科在“宁粤合作”时，出任行政院院长后，本已失去存在意义，蒋、汪回到南京后，眼看就要被裁撤了，只因十九路军已在上海同日军开了战，才被蒋、汪保留下来。

按规定，南京所有的宪、警都归我克制，可实际上，他们并不听从我的指挥。比如，当时平津南下请愿抗战的学生大部分被押送过江，少数学生被首都宪兵司令部扣留关押，有人向我反映时我才知道，我马上派员持公署的公函前往交涉，才将学生释放出来。

烟霞洞会议后，蒋介石入京的那一天，我到中央军校去见他，他装模作样而又十分阴险地说：

“陈长官，我是在野之身，只有听你的了，你怎样处置我呢？”

我听出了他的话中之话，意思是：我现在就要上台了，你能把我怎样？我就要对你不起。于是我急忙回答说：“你还是中央三常委之一，我仍是听你指挥的。”

说完，彼此沉默下来，无法继续谈下去，我只好告退。

在那几天，中央党部和政府（行政院）的各项会议，我虽然照常出席，但显然没有前一个时期活跃，担子也轻了许多，也不必再为孙科政府去自找麻烦了。

而会外的活动是常与冯玉祥、李济深接触，每当谈起救亡大计时，彼此的意见都基本一致，为后来的合作反蒋、坚持抗战奠定了友谊和基础。

蒋汪合流后，我的心情是极其沉重的，政治环境对我来说更是十分恶劣，要不是有十九路军三万余将士掌握在我的手中，我随时都会步邓演达的后尘。

我之所以能保住一条命，还由于淞沪抗战打乱了蒋介石重新上台的内外政策部署。在政府决定迁都洛阳时，蒋介石乘机重新操纵了国民党中央，我因此也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一职。

我当时的沉重心情，绝不是一种多余的担心。“一·二八”事变发生的前四天，表面上业已下野的蒋介石，委派杜月笙和史量才通过张静江对蔡廷锴说：

“上海日军处处挑衅，若不善于应付，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谅中央意旨，最好将部队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对蒋的旧称）。”

蔡廷锴当即予以严词拒绝。蒋介石获悉后，立刻密令南京宪兵第十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接替闸北翁照垣部的防务，蔡廷锴严令翁照垣拒绝交防。

当蒋介石随同政府在逃往洛阳之前，又特别把何应钦留在南京，执行其军事上的不抵抗政策，留下罗文干来办理其投降外交。

在上海，十九路军奋力抵抗日军坦克、装甲车和飞机的连续进攻，迫切需要平射炮和高射炮的支援，虽经一再呼吁请领，可军政部始终不发一枪一弹，甚至还通令各部队说：

“十九路军有3师16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指示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因而，当时驻在淞沪战地周围的蒋介石操纵下的60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坐视我军孤军苦斗，不予支援。

更令人痛恨的是，留驻上海的国民党海军，不但不给十九路军以任何援助，反而与日本海军当局达成协议：

“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真是既可卑又可恨！

翁照垣在淞沪抗战中，因固守吴淞、闸北之线，开战最早，战绩也较突出，一时声名鹊起，仅次于蒋、蔡两人而驾于其他师旅长之上。

徐名鸿在淞沪抗战初，仅任七十八师秘书，后调总部任秘书长，其声名虽不及一般带兵官，但在职责范畴内的一切工作，是做得很杰出的。两人后来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亦为关键性的人物之一。

翁照垣为广东惠来人，行伍出身，曾是陈炯明部下的一路司令。革命军东征时，惠州之役，他为敌对一方。

失败后，他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到南京求见蒋介石，想谋一差事，蒋记前仇，拒不见。

那天，适我也到总司令部见蒋，在会客室见一操广东口音的壮年男子同接待人员争吵，上前问明原委，知其遭遇，不禁产生同情之心，乃赠送5000元，并嘱其再出国深造，勉以将来为国效力。

此后，他到法国学习航空，学成归国后，适我任广东省主席，正在成立省保安团，我即委他为第四团团长，部队驻扎在黄埔。

1931年，我被逼出走，翁到香港来见，他说他要带一帮人进广州去把陈济棠干掉。我没有答应，叫他回去看看情形。他临走时说：“如陈济棠不来侵犯则罢，否则就同他拼到底。”

当时，省保安团有四个团，分驻各地。黄固、樊宗迟、符岸坛各团，均不发一枪即被陈济棠缴械，唯翁照垣坚守原防，在陈济棠的陆海空军联合进攻下，至弹尽粮绝，始只身泅水搭上轮船赴港。

至此，蒋介石发觉了他的骁勇，任命他为警卫师的旅长。不久，十九路军在江西新成立七十八师，我又把他要回来任一五六旅旅长。

翁早年参加过国家主义派，但以后并没有组织关系，也没有在军中搞组织活动。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有了一点声名，而青年党曾琦、李璜之流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淞沪抗战是青年党领导的。”我记得，我同十九路军几位负责人曾公开予以驳斥。

十九路军调闽后不久，翁照垣便辞去军职，代表十九路军到南洋各地慰问华侨，感谢他们的大方支援。不久，日军入侵热河，他又只身北上，出任东北军张学良部的师长，曾在长城一带转战。

当我由欧洲回到香港后，在酝酿福建人民政府阶段，他立刻回闽，出任福州城防司令。福建人民政府成立那天，他任成立大会的会场总指挥，第一面国旗由他捧出，因而有人说：“这面国旗是国家主义派的标记。”这真是令人不可理解。

后来，他任泉州兴、泉、永民兵总司令，做收编地方武装的工作，我到泉州时，他对十九路军不战而退出福州，深为不满，同我大闹了一场。

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发动反蒋运动时，蔡廷锴到了南宁，并着手招致旧部，重新组织十九路军，翁任六十师师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翁亦随之而来，并带有他以前的部下多人前来，并曾见蒋介石，要求派到前线作战。蒋对他真是旧恨新仇，念念不忘，故拒绝录用。

最后，还是我同白崇禧向程潜推举，由程带到河北保定行营任战地督战官。后来，他在巨鹿督战时负伤，从此南归，脱离军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香港经营农场。

徐名鸿，广东丰顺人，早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对古典文学有基础。毕业时因成绩优异，留校任讲师，教《元曲》。

其时，梁漱溟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以“勉仁斋”组织讲学，专讲“东方文化哲学”，徐参加听讲，不久就成了梁的高足。

梁在山东筹办曲阜大学时，徐应师命前往筹备。我在南京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学佛时，虽耽禅悦，而实未忘情政治。

因早闻冯玉祥以基督教练兵，颇有成效，心想我也可以用佛教来练兵，故决到北京南苑冯的兵营参观。行前，熊十力（内学院同学）为我介绍梁漱溟。

到北京后，我在梁寓见徐在听讲，印象甚佳。此后，我重返粤军，革命高潮到来，顿感军中缺乏文化政治人才。于是，我想起了北京的梁漱溟。我便找李济深、张难先商量（张时任李济深梧州商埠督办公署的榷运局长，他在北京任陆军部录事时，同梁就有交谊），即由我们三人联名，函请梁到广东参加革命。

后梁本人以学校工作不能来，乃介绍他的学生徐名鸿、黄艮庸等来粤。当时，我师已平定南路，正处于北伐战争前夕。

我又奉国民政府指示，偕白崇禧到湖南与唐生智联络，与白同行的是刘斐，徐名鸿等即作我的随员同去。任务完成后，回广东，即出师北伐，我以黄艮庸为师部秘书，徐名鸿为政治部秘书。

师政治部主任为戴笠农，副主任为钟喜焯，戴、钟两人不久均离去，徐遂升为主任。在北伐战争中，徐的工作表现甚好，深得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观赏。

邓在汀泗桥战争时，随我师前进，故对徐甚了解。第十师到武汉后扩编为十一军，徐升任军政治部主任。在我脱离武汉政府后，徐同蔡廷锴的关系搞得很好，并深受邓演达的政治思想影响。

十一军参加第一次北伐回到武汉时，武汉政府已为国民党右派把持。蔡廷锴在南昌起义后，将军队开入福建，而徐名鸿则随叶挺、贺龙到了广东。叶、贺失败后，徐逃回他的家乡逃避，后到广州，又为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部逮捕入狱。

此时，李已经到了上海，总部由参谋长兼广州城防司令邓世增主持。后经梁漱溟保出（时梁任广州政治分会委员），即任梁主办的第一中学教务主任。当我在江西任“剿赤”右翼军司令长官时，徐曾来我军中，为我同邓演达进行秘密联系工作。

在淞沪抗战发生前，蔡廷锴任命他为七十八师秘书，后又调任总部秘书长。凡关于十九路军的对外宣传、组织民众、征集物资、分配慰问品，以及接待中外记者等工作，均由他主持，成为蔡廷锴的得力助手。

到闽后，他又协助蔡廷锴主持闽西善后处、闽西善后委员会，任秘书长。在他主持下，草拟了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的组织大纲，在大纲中提到：政权属于全体生产人民，并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计口授田”的办法。

我从欧洲回来后，曾多次同他交换意见。最后实施前，我曾叫他到香港来详细讨论过，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我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并任他为副主任兼十九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失败后，他逃入广东，在沙河坝被捕，旋即被陈济棠杀害，时年仅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