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瀛：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后来却成为革命党人的暗杀目标

（全文刊发于《同舟共进》2021年10期）

走进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1号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了解武昌起义的来龙去脉，瞻仰革命先烈，是许多外地游客来到武汉后的选择。

武昌起义纪念馆建立在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的旧址上。2017年，武昌起义纪念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收藏有数千件辛亥革命时期的珍贵文物。

武昌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熊一枪”

人们通常认为，是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

熊秉坤，字载乾，湖北江夏修元乡熊家湾人，生于1885年。熊秉坤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庭陷入贫困，无钱读书。为了养家糊口，熊秉坤小小年纪，就到当地一家商店当学徒工。后来，熊秉坤又来到武昌，在平湖门码头做搬运工，过早体验到生活的艰辛。

不久，熊秉坤加入湖北新军，到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一排当兵。熊秉坤做事果断，精明能干，很快就被提拔為正目（班长）。20世纪初，一批青年学生在“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组建革命组织，传播革命思想。1909年，中国同盟会外围革命团体在武汉成立了分会。1911年春天，熊秉坤加入了共进会，成为骨干会员，并担任共进会工程第八营营代表。熊秉坤在工程第八营里发展了200多名会员。这200多名会员组成工程营革命军，由熊秉坤担任大队长。

1911年秋天，共进会和另一个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达成协议，决定趁署理四川总督端方带领部分湖北新军进入四川，导致清军在湖北的军事力量大幅削减的绝佳机会，在武昌发起一场武装起义。起义的时间定在10月16日。

10月9日下午3时，革命党人孙武、丁立中、李作栋、王伯雨、邓玉麟等人在位于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14号制作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暴露了目标。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在全城抓捕革命党人，并处决了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3名革命党人。眼看清廷就要将武昌起义掐死在摇篮之中，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决定提前到10月10日晚发动武装起义——后来，10月10日成为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和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当晚，熊秉坤按照事前的约定，率领工程营革命军攻打楚望台军械库。

楚望台是明朝楚王朱桢修建的一座高台，他经常登上高台，遥望京城，感怀父亲朱元璋的恩情，因此被命名为“楚望台”。清朝末年，清军在楚望台修建了全国最大规模的军械库。根据记载，10月10日晚7时许，熊秉坤下楼后，吹哨笛集合队伍，对空连放3枪，随即率领工程第八营向楚望台军械库发起进攻，并迅速将之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是武昌起义军队占领的第一个目标。

熊秉坤被称为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革命者，人称“熊一枪”。1913年1月23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发布了授勋命令，授予包括熊秉坤在内的多位武昌首义功臣“勋五位”证书及徽章。后来，熊秉坤的儿子熊辉先生将这枚徽章捐献给武昌起义纪念馆。

第一枪另有其人

然而，熊秉坤自己却否认了“武昌起义第一枪”的说法。1912年，熊秉坤应湖北革命实录馆之邀，撰写回忆录《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提出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不是自己，而是另有其人。

熊秉坤写道：“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

根据熊秉坤的回忆，以及其他文献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天晚上的大致经过：10月10日全天，清军在武昌城进行搜捕，捉拿革命党人。工程第八营二排长陶启胜像往常一样，对军营进行查铺。当他查到第五棚的时候，看见该棚的正目（班长）金兆龙荷枪实弹，似乎有重大图谋，便喊人将他拿下，自己亲自出手准备去抢夺他的枪支。金兆龙见事情败露了，与陶启胜扭打起来，大呼：“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就在这紧要关头，革命党人程正瀛（程定国）闻声赶来，打算开枪射击陶启胜，又怕误伤金光龙，便用枪托猛击陶启胜头部。陶启胜负伤逃走，后带伤死于家中。接下来，工程营第八营的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长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等人相继赶来，全部被程正瀛开枪击毙。

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寓所撰写的《武昌起义谈》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二排长陶启胜竟不听乃弟劝，反率护兵二名，径奔余棚，意欲先发制人。呵下士金兆龙：汝造反乎？金答曰：‘老子即造反，汝将奈何？陶唤捕，金与陶扭，金不能胜，即呼曰：‘吾辈今不动手，尚待何时？同棚程定国（程正瀛）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也。”

除了熊秉坤，民国时期的武汉著名报人蔡寄鸥先生也持相同看法。武昌起义爆发时，蔡寄鸥已是《汉口中西报》《公论新报》等武汉报刊的撰稿人，近距离观察过这场重大历史事件。1958年，蔡寄鸥在龙门联合书局出版了一本《鄂州血史》，记录了武昌起义的全过程。《鄂州血史》记载：“程正瀛上好了枪，连忙赶上向陶（启胜）放了一枪，陶负伤逃走。”

就连熊秉坤的儿子熊辉先生，也在《武汉春秋》撰文时指出：“父亲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发时的实际领导组织者，率工程营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如单从时间上、狭义上说，他并没有打响这第一枪。”

由此可见，程正瀛才是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人。

不仅如此，程正瀛还跟随熊秉坤参加了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湖广总督衙门等军事行动。熊秉坤见程正瀛作战勇猛，要提拔他为队官，他不愿意，宁愿去担任敢死队任第一排长，冲锋陷阵，不惧生死。后来，程正瀛又报告了黎元洪的行踪，带人将黎拦截下来，黎由此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

首义英雄与末代皇帝的会面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程一枪”变成了“熊一枪”呢？

这与中山先生有一定关系。

1913年，熊秉坤东渡日本。第二年，熊秉坤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有一次，中山先生在参加一次活动时，将熊秉坤介绍给在场的人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1919年10月10日，中山先生为上海《晨报》撰写国庆贺词，里面写道：“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

不久，中山先生撰写煌煌巨著《建国方略》。《建国方略》由《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实业计划》3篇构成。在《孙文学说》中，中山先生第三次提到“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的说法。

其实，当武昌起义爆发时，中山先生并没有在武昌，并不了解武昌起义的一些细节。他认定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可能更多是宏观描述。不过，由于中山先生威望极高，“熊一枪”的说法就逐渐流传开来，“程一枪”的说法也随着程正瀛的早逝而被人们遗忘。

熊秉坤在辛亥革命之后，加入了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参加了护法运动、北伐等，并在国民政府任职，一度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武昌市市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熊秉坤历任中南军事委员会参事、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还在1961年进京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盛典，见到了被特赦不久、作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专员应邀参加盛典的末代皇帝溥仪。

在宴会上，溥仪主动来到熊秉坤面前，高举酒杯说：“辛亥革命，你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统治，打倒了我这个当年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为新人。为表达谢意，容我敬你一杯。”

熊秉坤则谦逊地回答道：“承当不起，我们过去是夙敌，你是皇帝，我是乱民；今天是共产党领导，冤家路宽，大家择善而从，成了朋友，都做了新人。新人做新事，让我们为国家昌盛、民族兴旺共同干杯。”

功过浮沉

程正瀛是湖北省鄂州市泽林大山村人，生于1885年，与熊秉坤是湖北老乡，又是同龄人。可是，两个人的命运有着天壤之别。

程正瀛出身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参加湖北新军，被分到第八镇工程第八营。1908年，程正瀛加入了共进会，曾经担任工程营革命军大队部参议。1912年，程正瀛在武昌起义表现得非常抢眼。辛亥革命胜利后，程正瀛荣膺国民革命政府授予的“一等功臣”，获得“首义第一枪”金匾。

可是，程正瀛后来错误地站在了北洋军阀的阵营，成为了革命党人的暗杀目标。1916年，革命党人贾正魁借商铺开业之名，请来程正瀛，在酒局上将他灌醉。在程正瀛回家的路上，革命党人一拥而上，用早已准备好的麻袋将他套住，五花大绑后抛入长江淹死，死时年仅31岁。

但程正瀛毕竟打响过“武昌起义第一枪”，对历史作出過重要贡献。2005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湖北省鄂州市有关部门决定修复程正瀛故居，邀请当代著名书法家陈义经先生题写匾额，邀请鄂州学者白雉山撰写大门楹联：“首义史长垂，革新华夏原三楚；千秋功不朽，射落皇冠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