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泰回忆西府战役后四纵警三旅旅长受撤职处分

1948年4月13日，西野司令部在马栏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前总关于进行西府战争的决定，部署了作战计划。彭总在会上讲解了战争的目的、根据和作战方案。他指出，这一计划的依据是西府地区敌兵力空虚，防务薄弱，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斗争激烈，各自为保存实力，协同配合方面漏洞较大，容易被我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因此，如果快速进攻宝鸡，不但可以搞到大批物资，开发麟游山、陇山新根据地，并可在这一地区相机消灭敌人。

为实现上述战略意图，前总决定将我西北野战军四个纵队分为左、中、右三路于16日向西府出击。其具体部署是：第二、四纵队为左路军，由张宗逊指挥取道高王镇，南渡泾河，夺取监军、乾县，得手后四纵队相机夺取礼泉，向咸阳佯动，一方面给敌人造成夺取咸阳之假象，另一方面牵制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二纵队夺取武功、扶风、岐山，相机攻占宝鸡；第六纵队为右路军；第一纵队为中路军。

四纵队渡过泾河后，集结于礼泉昭陵以北地区，执行牵制敌军的任务。这时，接到张宗逊的指示，点名让刘懋功率部深入敌后破坏三原至咸阳的铁路桥。尽管我认为这一地区有敌重兵把守，很难完成任务，但仍派刘懋功率警一旅三团一营和部分工兵前去执行任务。结果，刘懋功率部与敌人周旋了四天后非但未完成任务，还与我们失去联系，最后不得不绕道返回关中边区。

25日夜，一、二纵向宝鸡攻击前进，26日拂晓发起攻击，战至22时，宝鸡守敌全部被歼。敌七十六师师长徐宝也在这次战争中被我攻击部队炸伤，于次日死亡。宝鸡遂告解放。

就在一、二纵队准备进攻宝鸡时，我四纵接到张宗逊的指示，让火速赶往扶风县杏林镇一线，接替二纵六旅的防务，我立刻指示警三旅(实际是两个团)急行军，于25日下午4时到达杏林镇，接替了二纵六旅的防务。四纵到达指定位置时，便遇到敌军的强烈攻击，部队来不及作周密的部署，即匆匆投入战争。战至下午，敌整编六十五师突入我侧背，敌第一师亦由杨陵方向向六十五师靠拢，整编三十六师随后跟进。面对三个整编师的强敌，我军且战且退，当晚收缩于青化镇、益店镇一线宿营布防。

26日拂晓，敌六十五师分两路再次向我驻地发起猛攻，经三个多小时激战后，防线终被突破。彭总得知敌军突破我防线，兵临宝鸡，决定主力撤出宝鸡，向北转移相机歼灭青马，收复陇东失地。28日，我一、二纵队炸毁了部分来不及转运的物资，向千阳开进；四纵也奉命从岐山出发，经良舍、招贤北上。

胡宗南得知我军北上后，指示其第一师、第三十六和六十五师尾追不舍，并以第三十师和三十八师立刻西进彬县、泾川，与八十二师防线相接，妄想南北夹击，将我军消灭于长武、灵台、泾川、镇原地区。

5月1日，彭总决定我主力向董志塬开进。3日，主力部队经泾川、平凉间花所、王村通过西兰公路和泾河，准备夺取荔镇、肖金、西峰。四纵亦随主力经太贤、天堂、百良、木林渡过泾河，于4日到达党塬。5日，先头部队六纵队教导旅进抵屯子镇，由于未及时采取防范措施，被八十二师步骑兵三团包围。彭总指示教导旅坚守待援，并急调一、四纵队解围。四纵队约在下午4时到达屯子镇附近，立刻由东向西发起攻击，直到深夜，多次打击了反扑的敌人。

事后得知，由于电台联络不畅，部队不能及时收到电报，各解围部队到达的时间参差不齐。加上一纵队三五八旅被六十五师阻于玉都庙地区，独立第一旅与敌驰援的骑兵团对峙于西坡里，因此，大大减弱了解围部队的攻击力量。21时，独立第一旅、新编第四旅也由南向北进攻。解围各部队虽几经冲锋，反复拼杀，仍未能解教导旅之围，直到午夜时分，前总指示教导旅乘黑夜分散突围，终于在外围部队的保护下冲出重围，但却遭到了重大损失。

屯子镇激战之后，彭总始知青马之实力和胡马联合反共的一致性、坚决性。于是，决定临时放弃收复陇东的计划，率部队向东转移，靠拢边区。大约在当晚12点多钟，四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阎揆要接到彭总一个电话，说：“我们不再打了，主力向东撤退。你们四纵撤退的路线，由驻地经三不通(地名)向宁县方向撤退。”

接到电话后，我们当即召开了纵队党委会议，研究撤退的部署：一是把警三旅的两个团从战场上撤下来，交替保护向三不通方向撤退，以防止敌人骑兵的追击；二是确定由张仲良和高锦纯、高维嵩、左爱带警一旅一个营保护纵队、两个旅部机关和伤员先行撤退，我和黄罗斌带警三旅跟进撤退；三是决定阎揆要带几名警卫员找前总汇报我们的撤退计划，看前总还有什么指示。接着，部队开始撤退，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三不通附近。由于部队在行进之中，撤了电话和电台，既与前总联系不上，也没有阎揆要的消息，所以只好在三不通等候新的指示。这时，我们接到前总写的书面指示，让四纵队晚上宿营到南庄李家，修建工事，准备抗击敌人。

我把这个指示交给了警三旅旅长，让他带部队返回到南庄李家执行任务。过了两三个钟头，他又把部队带回来了，说：“南庄李家枪声很激烈，据跑出来的老百姓说南庄李家已被敌人占据。”我相信了他的话，就没有让他们返回去执行任务。不久又接前总指示，让四纵队攻打宁县县城，我立刻派警三旅前去执行任务。警三旅到达宁县，指示五团主攻县城，由于宁县是个跨山县城，敌人居高临下，阻止我们进攻，几经猛攻不克。我指示七团扫清宁县外围敌人，迅速占据宁县东塬畔，保护主力撤退。

第二天早晨，前总和其他纵队都经过宁县向东撤退了。主力撤退之后，五团、七团才开始交替保护撤退下来。在我们主力撤退的时候，马步芳骑兵八师的几个独立骑兵团就尾追了上来，等我们到达宁县东塬，就与马步芳的骑兵遭遇了。我们一边抗击一边撤退。抗击了一天，我四纵撤退到了平子镇和梁坪一带。由于五团、七团相隔了一段距离，结果被马步芳骑兵从侧面插入，隔断了我五团与七团，并把七团包围了。

在这次抗击战中，我们采取了多年打青马所总结出的经验。全团不分散，集中兵力，依靠梁坪村有利地势，坚守村子里寨子，坚强进行抗击，血战竟日，伤亡惨重，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强烈进攻，给马匪以重大杀伤，终于完成了保护主力东进的任务，直到深夜七团才撤出战争。此次战争七团打得非常杰出，受到前总传令嘉奖。10日、11日，我野战军一、二、六、四纵队依次从正宁和职田镇之间向边区开进，12日到达马栏、转角等地，摆脱了胡、马两军夹击的被动局面。

由于部队连续作战三个月有余，相当疲乏，特别是进入陇东后，一直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伤亡严峻，亟需休整补充。因此，前总决定从5月17日开始，一、二、六纵队开赴黄龙山麓解放区进行休整。我四纵队继续留在关中地区进行补充休整。至此，西府战争宣告结束。

西府战争后，部队转入全面休整阶段。为总结春季攻势特别是西府战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对敌作战的战略方针，制定部队的整训计划，西野前委于5月26日至6月1日在洛川土基镇召开了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贺龙、林伯渠、王维舟和全军旅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彭总作了《春季攻势总结》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会议认为，西府战争的行动方针是正确的，战争总的来说取得了胜利，这主要表现在：迫使胡宗南从延安、洛川撤军，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解放区；把西北解放战争的主战场推进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为今后对敌作战积存了经验；钳制了胡宗南部于陕甘，减轻了我中原战场的压力等。

会议在肯定上述成绩的同时，对存在的问题作了检讨。彭总带头作了自我批判，承担了部分责任。但这次会议对西府战争应该接受的教训，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总结，认为造成全局被动的主要责任在于四纵“抗击不力”、“擅自撤兵”。为此，对四纵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给我严峻警告处分。会议不许我申辩，在这种氛围下，致使我一度思想包袱很重。

仗没打好，四纵有责任，而且在某些方面有重大的责任。如部队北上陇东后，前纵指示四纵到南庄李家宿营，担任戒备保护任务。执行这一任务的警三旅在没有查明敌情的情况下中途返回，给执行戒备任务的路过的友军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给直接责任人警三旅旅长撤职处分，我因失察和负有领导责任受严峻警告处分，作这样的处理我认为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会议把全局失利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归咎于四纵，既没有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又难以正确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会议认为造成全局被动的主要原因是四纵“抗击不力”。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公允，也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四纵原先的任务是在昭陵地区以“佯攻咸阳”态势牵制敌军。当敌援军裴昌会兵团逼进宝鸡时，前总急调四纵接替扶风杏林镇一线防务，当警三旅急行军到达指定地点时，即遭遇敌军的强烈攻击，部队来不及部署就被冲散为几块。由于通讯联络不畅，又在平原开阔地带，敌人利用便利的交通和先进的运输工具，以十倍于我的大兵压境，不难设想以区区两个团加一个营的兵力，要抗击敌军11个半旅的攻击，能抗得住吗?!即使四纵两个团的兵力全拼上了，也无力挽救全局的被动。如果当时不轻易做出北上收复陇东的决定，临时不打马步芳部，也不致于造成那样大的损失。

关于西府战争的经验教训，我能告诉后来者的只有一点：越是胜利的情况下，越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就越要谦虚谨慎。这个千百年来几乎人人熟知的道理，要真正做到是不容易的。

西府战争，其所以部队受到损失，没有完成预期的歼敌任务，也充分说明了骄兵必败的哲理。当胡宗南进攻边区时，我西北野战军以区区2.6万人的兵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挥下，牵着胡宗南23万人马的鼻子转。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宜川、瓦子街大捷又以空前的胜利，改变了西北战局的面貌，解放区军民一片欢腾，全国人民倍受勉励。

正是在这种顺境下，西北野战军中却一般滋长了骄傲情绪。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在宜瓦大捷第二天发给各战区和中工委的电报中就特别强调指出：“大胜之后干部极易发生骄傲，望谆谆警告，以利逐步扩大胜利。”但这也未能使部队的骄傲情绪排除。本来我军在取得宜瓦战争胜利后，应该巩固黄龙地区被我占据的十余县，但前总决定立刻攻打洛川，先后围攻40余天不克，进而又匆匆决定进行西府战争，这有失谨慎。同时，前总在战争指导思想上也过于乐观，认为宝鸡守敌不多，敌人增援缓慢，夺取宝鸡可以建立麟游陇山根据地，东可拒敌西进，南可防敌逃跑。特别是对马步芳与胡宗南的关系，只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忽视了他们之间反共反人民的一致性；对马步芳部队的战争力估量不足，认识不够。

对于上述问题，我曾根据自己多年与敌作战的经验教训，两次向前总提出建议。一次是1947年冬季整训时，我向彭总汇报了马步芳部队的战争力、作战特点和应采取的对策。我说：“马步芳部队的战争力要比胡宗南部队强。他的部队有三个特点，一是骑步配合很紧密，机动灵活行动快；二是官兵多为回民，每个连队配有一名阿訇，念经鼓动官兵坚强作战、敢于拼命；三是部队设有督战队，督战队权力很大，督促官兵只能前进，不准后退，否则就地正法。根据这三个特点，我们与马匪作战，不宜分散进攻，要集中兵力、集中火力，依靠村庄、城镇和有利地势，死守抗击歼敌。建议前总要在队部中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彭总听后哈哈大笑，把我奚落一顿，说“马步芳部队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另一次是在宜瓦战争之后，前总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决定占据黄龙地区，攻打洛川县城。我提出洛川县城地势复杂，易守难攻，自民国以来没有人打下过，应临时放弃攻打。彭总当即质问我：“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是个共产党员，又是洛川人，应该如实反映所知道的情况。”但这些意见前总都未能采纳。正是在这种骄傲轻敌思想的指导下，才做出了一系列的错误推断，并导致了西府战争的失利。

西府战争过去50多年了，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党史和军史的研究者，都对这次战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令人佩服的是，作为当时战争的最高指挥官的彭总，领先对这次战争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他在当年8月所作的《春季攻势总结》中，对造成这次战争失利的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他蒙受不白之冤的岁月里，呕心沥血成稿的《彭德怀自述》，把这次战争失利的原因深化为指导思想上的“过急求成”，“轻敌思想”；“战争配合有很大缺点”，以及缺乏战术侦察，敌情不明，通讯联络不畅等。他这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史鉴今”的高度责任感，使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他那坦荡博大的胸怀。虽然他曾在土基会议时极其严厉地批判了我，但正是他的这种博大胸怀和严格要求，使我终生都铭记他的教诲，并始终将他视为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