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司法局对律师在律所外设办公室进行处罚，为什么会惹众怒？

近日，浙江一位女律师被对方当事人用榔头锤击头部致伤（《浙江桐乡：女律师庭审后被对方当事人用榔头锤击头部，凶手当严惩》），引起律师界广泛关注，而惠州市司法局的一则行政处罚通报，再次掀起波澜。

广东惠州市司法局对一位年轻律师在一家咨询公司设立办公室办公一事给予警告行政处罚。该处罚通报发出后，立刻在律师界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谴责该处罚不近人情，存在抱残守缺和官民有别之嫌疑，让人愤怒和难过。

金宏伟和王万琼两位律师的文章，代表了一部分律师的声音，现转录如下：

司法部为什么禁止律师在律所之外设立办公室？

文/金宏伟（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因“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而作出的处罚案例，早已有之，亦始终存在极大争议。最新一个案例《律师因案源少，没钱租律所办公间，外设办公室被司法局处罚》。

争议之根源，系该处罚的“违法行为”及“立法目的”均不清晰。

《律师法》并无相关禁止事项，是司法部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将“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纳入了“不正当行为”。

但是，为什么“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就是“不正当”呢？

没有任何解释。

该条处罚的到底是什么？

我看到有学者将该处罚依据解释为“扰乱了正常经营秩序”。然而，“设立办公室、接待室”后面还有一个表述是“承揽业务”。那么，律师在住所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但没有“承揽到业务”，要不要处罚？既然没有承揽到业务，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扰乱经营秩序”。还是只要设立办公室，就是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如果认为“只要设立办公室，就是扰乱市场经营秩序”，那么很多法院、看守所的门口天天有人开着房车、搬着小马扎“承揽业务”，而且他们也时常能够“承揽到业务”，但他们没有设立办公室、接待室，要不要处罚？

或者，“设立办公室、接待室”但不“承揽业务”，要不要处罚？如，有些律所拥有或租赁好几处四合院，有些四合院接待业务，有些四合院举办活动。如果严格抠字眼，那些举办活动的四合院，已经涉嫌在“住所之外设立办公室”，但又确实未用于“承揽业务”，要不要处罚？

“设立办公室”与“承揽业务”的主体不同，要不要处罚？

有些地方，房主不提供法律服务业务，房主挣律师的钱，把房子装修好，提供饮水、空调等接待条件，如果有律师愿意进来租个长期工位或小时工位，房主收律师的租金。

而律师则利用房主提供的接待场所，提供相关法律服务，但这个办公室或接待室，确实不是律师自己“设立”的。市场经济，就是充分分工，各取所需，这有什么“不正当”可言？

该条处罚与经济发展方向，是否存在抱残守缺之嫌疑？

如今的城镇化建设如同摊大饼，交通成本越来越高，为了方便本所律师，在不同区域设立办公室或共享工位，大家线上协同办公，要不要处罚？

国务院近年来一直强调做大平台经济，那么律所自身建设互联网+业务结构，必然就会出现律师分散各处的业务样态。包括百度、阿里在内的大型平台亦涉足法律领域，为律师提供业务展示机会。“律师、咨询者、律所住所地”相分离，或律师在家里提供线上咨询、电话咨询，再将咨询者约到家、茶室、咖啡厅等场所面谈，已经是互联网时代的常态化现象，这算不算“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

著名律师全国开庭，咨询者如风影随，追赶到律师开庭的城市，在酒店中咨询或签约，算不算“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

该条处罚是否存在官民有别之嫌疑？

律师接到指派或邀请，去援助机构或街道办公室提供法律咨询，算不算“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

当下，有些服务意识强的街道，常年专设民间调解室，邀请辖区内律所律师前来提供法律服务，能当场咨询的就当场咨询，当场无法解决的亦不禁止签署后续业务合同。这些工作，不但不被处罚，反而会被视为“为百姓居民提供就近服务“的先进事例。

那么为什么律师或律所自己找个地方提供法律咨询就是“不正当行为”？

作为律师，急百姓所急，如很多老人行动不便，又存在遗产咨询的需求，律师到社区设立一个接待点，帮助老人，有什么“不正当”？

如今诉讼爆炸，百姓远道而来，却因为不熟悉诉讼流程，很简单的材料瑕疵就无法立案，那么律师在法院门口设立接待点，就近帮助百姓解决立案问题，有什么“不正当”？

该条处罚的法律渊源到底是什么？

美国律师有执业方面的区域限制，如果跨区执业，确实会受到处罚。

英国律师区分“大律师”和“事务律师”，明确要求“大律师”不能自己去“承揽业务”，否则会处罚。

德国律师在某一特定法律领域具有特别之知识或经验者，由其所属的律师公会授予专业律师职衔。具有专业职衔的律师可以将该专业职衔作为承揽业务的宣传点，但不具有专业职衔的律师承揽专业业务亦不受禁止。

如此等等，看海外案例，无论是“正向推荐”亦或“反向禁止”，各国对律师的限制或处罚，总有一个明确的立法基础。

但我国律师，既不存在执业的地区限制，也不存在执业的主体限制，那么基于何种理由认为“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就是“不正当”？

当然，有一次在某座谈会上，正好聊到这个问题。一位学者提到，律师到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不便于行政部门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比如在A区摆摊的菜贩看到A区城管来了，就跑到B区，这就没法管了，就容易乱。

我当时说，难道”不便于管理“就是”不正当“？如果把“不便于管理”就是为“不正当”，这是不是太计划经济思维了。就像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被定为非法经营罪，但最高法再审认为，涉案农民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没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这就是市场经济促进行政优化管理的典型案件，怎么可能因为“不便于管理”就认为是“不正当”呢？

而且，如果是担心出现”菜贩“现象，反而应该鼓励设立办公室——人可以跑，办公室跑不了——有了办公室更方便管理才对。而且，就像华为的总部在广东，别的省就很难管华为了？显然不可能啊。律师也是这个道理，不要说同一城市的不同行政区，即便是不同省份，各地司法局又不是彼此不协作，有什么”不便于管理”？
总之，为什么将“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纳入了“不正当行为”，我始终没有检索到充分且合理的解释。

这份律师处罚通告到底打了谁的脸

文/王万琼 律师 来源：法度Law

一名年轻律师因为生活窘迫无钱租用所挂靠律师办公室，不得不在某法律咨询公司办公，如此无奈之举却被广东惠州市司法局以“在律所住所以外的地方设立办公室承揽业务”为由给予了警告处罚。

以往，批评司法机关违法办案、被委托人投诉抑或行贿司法人员被处罚，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剑，随时都会从天而降，尤其是第一种。

没想到惠州的这次处罚，竟然又创新了。

实话说，第一眼看到该处罚通告，我的反应是这帮人真是吃饱了撑的。再读一遍，则是愤怒和难过。

这帮自称律师行业的管理者，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尊容与年轻律师卑微潦倒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深深刺痛了我。真想在朋友圈爆句粗口，极力克制才换成这段话：广东惠州市司法局这帮人真冷血。

新入行律师生计如此艰难，采取这种并不违法的方式讨生活，作为主管部门不积极帮助律师顺利度过成长初期，竟然还厚颜无耻地给予其处罚！太可恶了。

众所周知，律师行业历来竞争激烈，尤其是经过这几年大跃进式发展，新入行律师连基本生存都很困难。尤其是疫情三年，民生凋敝进一步恶化了律师这个服务行业的业态。

这份处罚通告还调查得很细致，称彭律师从2022年9月起就存在违规办公行为。

我们都清楚，彼时还是全国疫情管控比较严厉的期间。惠州司法局展开如此详细的调查及陈述的原因不外乎想证明自己的处罚是多么地正当合法、理直气壮，甚至还有几分趾高气扬和洋洋自得。

它们可能不会想到，这样的文字恰恰暴露了他们是一群多么冷血无情的管理者。

彭律师真的违法了吗？我不想在此做详细的分析。借用朋友圈的同行一句评论足以反驳：如此做法，律师同仁几无不违法的。如律师在酒吧茶接待当事人谈案务及委托事宜，经常在外出差时在宾馆及饭局上谈案件进行咨询解答等，难道不是"在律所住所以外地方承揽业务"？如果这就叫违法，岂不人人违法？

现最高法首席大法官张军曾短暂执掌司法部，他曾明确提出对律师要严管厚爱。

在我看来，前部长的意思有以下含义：对违规越线律师要规制处罚，对执业遇到刁难生活有困难要予以帮助爱护，而现实是我们常常看到了前者而后者几乎缺位。

惠州司法局这份通告就是最好的例证。

新律师入行的生活困顿它们视而不见，而是拿着行政处罚这把锤子看律师“在办公场所之外的地方企图承揽业务”这样的合理合法行为也成了钉子，于是一锤子钉下去。

我相信，这绝不是前部长说过的严管厚爱。

广东省司法厅发布的《2023年全省司法行政机关工作要点》提出，要大力推动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指导行业协会出台青年律师帮扶政策。这说明，省司法厅已经注意到青年律师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要求认真解决。

惠州市司法局用对困顿律师的严格处罚贯彻落实省厅的要求，也是让人错愕。

相信这份令人蒙羞的处罚通告，不是彭律师们的耻辱，而是广州惠州市司法局们的耻辱。建议惠州司法局认真听听社会公众对这份通告的批评，好好想想如何落实工作部署，尽早撤销它。

据我所知，青年律师陷入困顿，绝非惠州彭律师一人，而是普遍现象，包括惠州在内的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律协，应该真诚地关心关爱青年律师，帮助他们尽快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