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地名沿革略考———说商与商丘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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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期文献记载中“商丘”与“商”本不相同，自杜预《春秋释地》释“宋、商、商丘”三名一地，始引起理解的混乱。其实杜预“三名一地”之说特指春秋时期宋地有商、商丘之名，皆指宋地而言。其后学者忽略具体的历史背景，将阏伯时期之古商丘与宋之称商丘等同，造成诸多分歧，并进而对传统文献记载产生怀疑。从文献记载可知：阏伯迁居商丘，此处的商丘为古商丘，特指阏伯观星台旧址所在区域；契作为商人始祖，被封于商，商是其封地，后来更成为国号；商灭国后，商后裔被封于宋，宋在商故地，宋又称商，亦称商丘，此“商丘”之丘有废墟之义，商丘指商故地。

关键词：商；商丘；阏伯；契；相土

商丘地名曾多次变革，前后共使用过11个地名，其中多与商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商、宋、商丘、归德等名皆与商族或商朝有关，表明商丘为商文化之发源地，并且有着长久持续的影响力。但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不详，这些地名最初来源与所指之区域都存有较多争议。这其中又以“商、商丘”之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多。本文拟对“商”地名之来源及其与商族之历史渊源进行辨析，希望能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商丘的历史及其与商王朝之间的历史渊源。

一

商地名之来源

由于年代久远，史迹渺茫，对商地名最初之来源的研究往往只能从文字学的角度来探求。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两大类：一类是以商族之来源来推断商名之本义。如胡阿祥在《商国号考说》中认为，商族之名最初来自玄鸟图腾，进而成为商族之名，又继而成为商朝之国号。另一类则与之相反，认为商族之名或商之国号来自地名商。以王国维为代表，其在《说商》一文中明确提出“商之国号，本于地名”。但其并未进一步解释商地之得名原因。但目前接受较广的说法仍然是在王国维“商之国号，本于地名”的基础上来考察“商”地名之来源。较具代表性的意见如郑慧生认为：

商字，甲骨文作、。象高阜，字在甲骨文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标识。商字从予从，也是与众不同的高阜之意。商字初无下面的“口”，本为地名，是商族的发源地，后转变为氏族的名称，因而加“口”成“”。

这种说法是从商字的字形变化中为我们揭示商地名之最初来源，以及其由地名而演变为族名的过程。这可能是最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表明商字之含义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后来因与商族密切相关，其字形也发生了改变，其内涵又增加了商族的内容。之后由于商族及商王朝的巨大影响，使人们逐渐忽略了其最初地名的含义。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从文字学的角度考论商字之含义，亦颇具启发意义。如徐子红在《商都亳研究》中从字形的考释说明商字上部为子，下部为冏，有光明之义。据《说文》释商“从外知内也”，隐含商有光明义，进一步引申有太阳之义。那么，商字便有太阳之子的含义。文章又从历史性、民族性、地理性、社会性诸方面对之作出考释，皆能有所对应，如太阳之子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神话传说相符，与“商主大火”之记载可相印证，与商在商族历史中的神圣地位相合等。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商地名之内涵颇有助益。

总之，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商”之得名经历了最初之地名，再逐渐与族名、国号相融合的过程，其内涵亦有着不断丰富的过程。

二

早期文献记载中的商与商丘

历史上商丘被视为商族祖先居住之地与商族的发源地，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由于历史记载仅只言片语，又加之年代久远，后人对这些文献的解读便往往出现各种分歧，进而又产生多种怀疑，甚至否认早期的记载。今天的商丘究竟是哪些商人祖先所居之地，其始封者是谁等问题，便经历了这样的误读与曲解过程。

其实早期文献记载十分明确，只是人们理解有误才造成了事实上的混乱。文献记载中早期居于商丘地区的有阏伯、契和相土，分别见于《左传》和《史记》。

《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左传》昭公元年：“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

《史记·殷本纪》：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

从《左传》的两则材料可以直接得到的信息是阏伯为陶唐氏之火正，居商丘，祀大火。后来相土继承了这一职务。从《史记》的记载也可清晰地看出，契封于“商”，而非“商丘”，《史记》中契所封之“商”，是因契佐禹治水有功而被封的地区，拥有一定的地域与人民，其范围远远大于阏伯所居之“商丘”。而《左传》中的阏伯居“商丘”却是因其与实沈“日寻干戈，以相征讨”，而被迁于“商丘”。《括地志》：“宋州宋城县古阏伯之墟，即商丘也。”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今河南商丘市西南有商丘，周三百步，世称阏台。”可见阏伯之“商丘”特指阏伯任火正时观星台之旧址。

三

后人的误读与曲解

从《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来看，最早的“商丘”与“商”所指并不相同，两者的记载也并无矛盾之处。但是，后来《左传》“昭公元年”杜注说：“商丘，宋地”，《疏》又引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这样一来，就将早期的商、商丘混而为一，也造成了后来理解的诸多分歧。

误读之一：因商与商丘混淆，造成契与阏伯之混淆，进而又将二者视为一人。王小块在《契与阏伯关系考》中对这一问题曾有详细考论，兹不再述。其文就契与阏伯并非一人进行考证，但并未区分契所封之商与阏伯所居商丘之不同。

误读之二：误以相土因阏伯之职而为相土始封于商。这样便与契始封于商产生矛盾。如杜预在《左传》襄公九年注文中说：“相土，契孙商之祖也，始代阏伯之后居商丘祀大火。”其后《史记·索隐》亦沿用这一说法，并明确说相土始封商。

《索隐》：相土佐夏，功著于商，《诗颂》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左传》曰：“昔陶唐氏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始封商也。

这一矛盾以往学者已有注意，并多有讨论，但多是在承认存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进行解释，即承认契所封之商与相土所封之商不同，相土既然继承阏伯封于商，那么契所封之商定为别处。如金景芳先生认为，相土迁商而不是契始封于商。但根据文献记载，相土封商与契封于商并无矛盾之处。契始封于舜时，相土封商则在夏时，因佐夏有功而重新获封，并且因阏伯而继承火正之职。这一点早在东汉学者宋忠就已经明言，只是没有受到重视。

《集解》引宋忠曰：“相土就契封于商。《春秋左氏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

从地域上来说，相土是就契封于商；从职务上说，相土因袭了阏伯火正之职。这正与夏时分封制度相符。夏时的分封往往因旧地而封，相土就契之故地而封于商正是这种情况。人们在理解这些材料时往往忽略了不同时期的分封情况，而是先入为主，认为契既为始封于商，其后便不能再有人获封于商地。如此便使得本来清晰无误的史实变得混乱，以致歧义不断。例如后人对《史记》中“契封于商”的解释，多以郑玄与皇甫谧所说之“上洛商”为契封之“商”。

《集解》：郑玄曰：“商国在太华之阳。”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

《正义》：《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

四

王国维《说商》辨析

对于上述观点，王国维先生在《说商》一文中曾予以驳斥，其在考证中沿续《春秋释地》的说法，认为“宋、商、商丘”三名一地，并将契始封之商、阏伯所居之商丘、相土故地与宋地皆视为一地，即今天的商丘地区。因王国维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就，因而这一观点影响也最大。但由于其考证中存在的一些疏失，又造成了许多的混乱。

《史记·殷本纪》云：“契封于商”，郑玄、皇甫谧以为上雒之商，盖非也。古之宋国，实名商丘。丘者，虚也。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墟，是商在宋地。《左传》昭元年：“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又襄九年《传》：“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又昭十七年《传》：“宋，大辰之虚也，大火谓之大辰。”则宋之国都，确为昭明、相土故地。杜预《春秋释地》以商丘为梁国睢阳，又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其说是也。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讫于失天下而不改。

至微子之封，国号未改，且处之商丘，又复其先世之地，故国谓之宋，亦谓之商。周时多谓宋为商。《左氏》襄九年传：“士弱曰：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此答晋侯宋知天道之问。商人，谓宋人也。昭八年《传》：“大搜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商卫，谓宋卫也。《吴语》：“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谓宋、鲁之间也。《乐记》：“师乙谓子贡：商者，五帝之遗音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王之遗音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子贡之时，有齐人、无商人。商人即宋人也。

首先，王国维对契所封之商为“上洛商”的说法并未举出具体的证据来驳斥，而是直接以“盖非也”否定了这种说法，因而契所封商是否在今商丘地区始终有不同说法。

其次，在《说商》一文中，论证的依据多是《左传》的材料，“宋，大辰之虚，大火谓之大辰”的论述只能说明阏伯所居之古商丘确在宋地。春秋时期，宋为商后裔所居，因而宋又称商。宋在原商地旧址，因而又名商丘。在这个意义上，杜预释“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是可以成立的，宋地既可以称商，也可以称商丘。但此时之商丘指宋地可以，却并不能等同于阏伯所居之古商丘。清人顾栋高曾谓：“周室棋布诸侯，各有分地，岂无意哉!盖自三监作乱，武庚反叛，周公诛武庚而封微子于宋。岂非惩创当日武庚国于纣都，有孟门、太行之险，其民易煽，其地易震，而商丘为四望平坦之地，又近东都，日后虽子孙自作不靖，无能据险为患哉。”此处宋称商丘，亦特指商灭国后所封之宋地。而谓其为“四望平坦之地”，显然与阏伯所居之古商丘不同。

再次，最为关键的是，这些论证都没有涉及契所封之“商”，前面论述的假定前提是将契所封之“商”等同于阏伯之“商丘”，因而论述了阏伯之商丘在宋地，宋既有商丘之名，又有商之称，便没有必要再论契所封之商了。王国维沿用了杜预“宋、商、商丘”三名一地的解释。但不论具体的历史记载背景，不考虑特定的时间与人物，而将历史上不同时期之“商丘”“商”“宋”等名等同视之，则容易产生误解。由于王国维先生在史学上的地位与成就，人们对其观点往往只是加以引述而缺少分析，因而造成了契与阏伯之身份及居地的理解混乱。

五

结论

理清了这些误读与分歧，至此我们可以从文献记载中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阏伯任陶唐氏火正，被迁居商丘，并未获封及赐姓。因此，阏伯虽然早居商丘，但并非商族人的始祖。此处的商丘为古商丘，不可视为商人故地之意，而应特指阏伯观星台旧址所在区域，并不能等同于“商”地。

第二，契为尧时司徒，被封于商，商是其封地，根据分封的原则，拥有一定土地与人民，其规模要远远大于阏伯所居之“商丘”，并且因地名赐姓子氏，因而契成为商人始祖，商地亦成为商族起源地，后来更成为国号。其后商人多有迁徙，所居之地皆有因商族而名商之可能，但并非契始封之商。

第三，相土在夏时功业显著，因而在新政权中很有可能再次获封于契始封之商地，并继承了阏伯火正之职，与契始封于商并无矛盾。

第四，商灭国后，商后裔被封于宋，宋在商故地，因商王朝之深远影响，宋又称商，亦称商丘。此“商丘”之丘有废墟之义，商丘指商故地。在这个意义上，杜预释“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是可以成立的，宋地既可以称商，也可以称商丘，代指原来的“商”故地或商人后裔所居之地。宋以后商丘地名历经多次变迁，至明嘉靖二十四年升归德州为府时，以州境设附郭县命名商丘，清、民国时，县名沿袭，建国后成为专区（地区）名、市名、县名、地级市名。这些“商丘”之名均指商族故地，为灭商后所称，不能等同于阏伯所居之古商丘。

作者：薛立芳

来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朱 琪

校对：汪鸿琴

审订：贺雨婷

责编：宋柄燃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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