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藏噶厦政府崇洋媚外，连驻藏的尼泊尔代表都看不下去

1949年，西藏噶厦政府召见南京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璋。在召见他前，为了防止拉萨发生不测，又把第二代本的查希兵营调进拉萨市内，派藏军在大昭寺、摄政大札府第、四噶伦官邸担任警卫。

陈锡璋到噶厦后，坐在红色缎面厚垫上，其前置一雕花木桌，并上了茶，翻译哲旺坐在虎皮垫上。

噶伦喇嘛然巴对陈锡璋礼节性的问候之后，直言不讳地说道：“近期以来，我们为了汉藏情谊长存，尽快解决国共之间的内战，热切希望贵党获胜，但近期数月蒋军队连遭惨败，西藏也无别的支援力量。”

“你们也知道，蒋的军队或官员走到哪里，解放大军就追到哪里，藏政府对贵处人员的安全，实在不敢负此重责。现在我们决议：西藏政府对南京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请你转告其他机关准备在两星期之内启程赴印，噶厦已派一名代本带领军队照料和护送你们至印度边境。”

陈锡璋听后，还想有些缓解的时间，就说：“我即电蒙藏委员会请示，等到复电，再作答复。”然巴说：“南京政府方面，噶厦已直接去电通知，你不必再行去电，现在所有电报邮件均已封锁，你也无法通信了。”

陈锡璋这时还不知道，噶厦在下达最后通牒的同时，已派藏军破坏了驻藏办事处无线电台的天线，以防止他们把消息传达到内地。他感到吃惊：“我没有得到上级命令，就这样一走，是不对的，等我考虑一下再谈吧。”

陈锡璋从噶厦出来时，已近傍晚。办事处和他的住宅已有藏兵把守，无线电台的确已被藏兵控制。这是一起明目张胆策划西藏从中央独立出来的严重事件。陈锡璋内心一阵悲凉。而南京政府的无能使他早就预感这一切终将发生。

噶厦逮捕亲近内地的前摄政五世热振后，在狱中谋害了他。他们的目的是妄图断绝与南京政府的隶属关系。热振活佛被捕后，藏军炮轰色拉寺的火炮就是从英国购买的，而且是英国人参与指挥。

当热振活佛被囚禁时，西藏办事处曾陆续向南京政府电告“热振事变”的情况，并提出了解决这一事件的办法和步骤。与此同时，色拉寺的全体僧众联名写信给驻藏办事处，请求立即转呈中央，设法营救热振活佛，然而南京政府风雨飘摇，自顾不暇，处于濒临全面崩溃的前夕，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热振活佛被害后，噶厦宣布热振活佛的罪状中就有一条：勾结南京政府，危害大札摄政。这使一部分有爱国思想、与汉族官员关系密切的藏族人士心生戒惧，疏远了与南京政府人员往来。

一些原本与热振关系密切的官员为了自保，也纷纷转向，致使南京政府派遣在西藏工作的人员惴惴不安，各自盘算退路，有的人做返回内地的准备。

1948年年底，驻藏办事处的人员大部分离开了西藏，只留下处长陈锡璋，藏文秘书李国霖，英文秘书柳陛祺，藏族翻译张旺、负责庶务的汉僧密慧等人应付局面，陈锡璋只好困守拉萨。

1949年上半年，陈锡璋的夫人、女儿先后去了印度，这时，办事处的主要负责官员只剩下四人，他们困处在那，一筹莫展，这使得陈锡璋也想坚辞离职。这样的一个机构当然无力应付复杂多变的西藏局势，就连与噶厦礼节性的交往也几乎中断。

执掌噶厦政权的亲英印官员认为搞独立的时机已经到来，加紧与英印勾结，除原已成立的非法的“外交局”积极活动外，还派出各种代表团，游说西方国家。同时，派遣扎西顿珠去印度，负责与英国人交涉购买军火，聘请军事教官，到西藏来训练藏军使用火炮和通讯技术。

为了与南京政府对抗，为独立做准备，热振事件后，噶厦就已从外国购进军火，扩编军队。后来，为了迷惑人心，使征粮、征兵等事项得以顺利进行，大街小巷开始流传由官方编造的种种谣言。什么大昭寺内的“松玛”护法神的头转向了东方，向众生预示“东方有事”；什么“军事威胁自东方来”等等。这些谣言及其用意，陈锡璋都知道。

陈锡璋照例发放布施后，与噶伦索康闲谈，索康告诉他，南京已甚危急，并劝他如急欲回去，不妨先走。不久，札萨擦绒也在闲谈中对他说，南京政府眼看就要垮台，他们可以同往印度躲避。

陈锡璋将与擦绒、索康和嘎雪的谈话告诉了李国霖、刘毓珙，他们研究后认为：“南京政权已到垮台地步，西藏噶厦政府的态度将有重大变化。南京一旦垮台，中间须经一空档时期，时间长短难以预料，留在这里等什么？若依靠亲近英印的西藏当局，那无异间接投降英印，我们宁死不为。”

当时，驻藏各单位的经费杳无消息，邮电亦日渐稀少，大家感觉南京政府崩溃在即。当时英国和印度正在酝酿承认中国新政权，同时英国操纵印度运动喜马拉雅山系各国组织防共阵线，西藏噶厦政府也有意追随。

那时，陈锡璋遇到西藏贵族官员，对他们说道：“西藏之所以被英国和印度看重，是因有中国在，倘一意依靠它们，放弃了自己立场，则他们将变为另一面目。为西藏自身考虑，无论国内政治如何变化，应保持现有关系，万不可听信外人。”

然而，西藏噶厦政府却丝毫不为所动，继续崇洋媚外，加紧与西方勾结，就连当时驻藏的尼泊尔代表凯西尔都看不下去，他叹气说道：“西藏要人目无祖国和邻邦，总认为白种人高人一等，实在是不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