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他 现在每天练琴5小时 | 对话 殷承宗

对话 · 殷承宗

以下为采访摘要

“只要能弹琴，我永远跟钢琴在一起”

殷承宗，著名钢琴家，82岁的他现在每天练琴5小时。为了“十·一”国庆节当天晚上的演出，殷承宗提前几天，从鼓浪屿的家中出发，换乘轮渡、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来到北京。这次演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

殷承宗：1956年我第一次在中山音乐堂演出，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当时周总理还来了。那时候音乐厅还是半封闭的，有屋顶，没有围墙。我当时14岁，上台还要行少先队礼。

△殷承宗

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历史悠久，地位特殊。音乐堂夹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之间。它与天安门城楼，直线距离只有三百米。数十年来，殷承宗一次次在这里演奏。这一次他带来的压轴之作，是钢琴协奏曲《黄河》。
1960年代末，由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洪、刘庄，根据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开始改编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为了寻找灵感，写出中国老百姓也能听懂的钢琴曲。殷承宗和伙伴们，在贫瘠的黄土高原步行了3周的时间。

殷承宗：为了写《黄河》我们当时就去做纤夫，摆渡过黄河。老有人说《黄河》怎么一会儿两拍，一会儿三拍，我说这是旋涡。

197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钢琴协奏曲《黄河》。这是殷承宗最难忘的一场演出。当殷承宗弹到第四乐章时，周恩来总理激动地站起来打拍子。当全曲结束时，周恩来振臂高呼：“星海复活了。”

殷承宗：《黄河》受到的最大鼓励就是周总理兴奋地高呼“星海复活了。”但那个时候国际上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1973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之后，《纽约时报》乐评人勋伯格，高度赞扬了殷承宗的演奏技巧，却调侃钢琴协奏曲《黄河》是一种“黄热病”。钢琴协奏曲《黄河》结尾时加入了《东方红》与《国际歌》的旋律，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文革之后的十几年间，这首乐曲没有在中国内地演出的机会。时移世易，今天，钢琴协奏曲《黄河》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钢琴作品。

△2023年10月1日 殷承宗

“黄河—华夏强音 献礼祖国·大型交响音乐会”

田川：这次演出返场的时候您又演奏了一小段《黄河》，大家就跟着拍子一起鼓掌，您当时什么感觉？
殷承宗：这就是我们多少年想要的效果，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是要让人民懂得钢琴。
我现在弹《黄河》跟五十年前不一样了，经过五十年全世界地跑，见的世面多了，我长大了，有比较了，国家也强大了。所有这些东西的变化，都会在你的艺术上表现出来。

1950年，在刚刚解放的厦门，9岁的殷承宗跟兄弟姐妹一起，第一次跳秧歌，打腰鼓，还第一次听到了《黄河大合唱》。

殷承宗：1950年的时候，总政歌舞团，还有厦门大学的地下工作者，经常在体育场里宣传《黄河大合唱》《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我当时觉得非常震撼。

鼓浪屿，人称万国租界。小岛上有13个国家的领事馆。殷承宗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上教会学校，参加唱诗班。能够背诵300首赞美诗。7岁时，殷承宗正式学琴。9岁的这一年，殷承宗不但接触了来自北方的中国曲调，还在兄弟姐妹们的帮助下，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殷承宗回忆说，当时他就明白了，自己这辈子就是学音乐的。不管怎么样，只要能弹琴，我永远跟钢琴在一起。

殷承宗：9岁的独奏会好像就预示了我这生的道路。当时我除了弹舒伯特、肖邦、帕德列夫斯基的曲子，还弹了4首自己写的中国曲子。现在看那些东西写得很幼稚，有点像写赞美诗的手法，但当时就觉得那是中国的东西，是中国的曲调。

1954年，12岁的殷承宗，独自一人，从鼓浪屿出发，带着一只旧皮箱、一把伞和厦门音协资助的25元钱。走了4天5夜，远赴上海学音乐。

殷承宗：我从小就喜欢钢琴，为了弹钢琴我可以什么都不顾。当时去上海学习，我说我坚决不回头，不让别人送，连我妈我都不同意让她送。

那一年，两千多人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从来没有受到专业音乐教育的殷承宗，以第一名考取。殷承宗先后跟随4位苏联专家学习钢琴。最后一位是克拉夫琴科。

殷承宗：克拉夫琴科就像我的苏联妈妈，我当时是学生里最小的，她就叫我“小儿子”。

△殷承宗与克拉夫琴科 合影

克拉夫琴科培养了刘诗昆、李名强、顾圣婴和殷承宗等多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国际钢琴大赛的获奖者。1959年，17岁的殷承宗，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当中，以满分的成绩，得到了金质奖章。
1960年，殷承宗中学毕业。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殷承宗幸运地搭上了留学苏联的末班车。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殷承宗继续跟随克拉夫琴科学习钢琴。
为了早起练琴，殷承宗曾经被睡懒觉的同学拳脚相加。不得不去郊外的钢琴厂仓库练琴。又因为赶末班车，不慎摔倒受伤，直到现在都有后遗症。辛苦付出的同时，在圣彼得堡这座文化名城，殷承宗也受到了最纯正的俄罗斯学派音乐教育。

殷承宗：圣彼得堡（列宁格勒）有看不完的博物馆，这里是普希金诞生的地方，那里是柴可夫斯基去世的地方……每个礼拜一早上，我都可以在走廊里看到肖斯塔科维奇。

1962年，殷承宗参加苏联举行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强手如林之下，殷承宗成绩优异，最终获得了第二名的银质奖章。
1963年，他接到了回国的通知。原定5年的留学时间，仅仅3年，就戛然而止。再次回到圣彼得堡，已经是27年后的1990年。
回头来看，当年没有回苏联继续学习，打碎了殷承宗学习指挥、作曲、声乐的梦想。但回国后的种种际遇，让殷承宗开始研究民族音乐，由此创作了声名远播的作品，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

“我从小就因为弹钢琴受冤枉”

1963年底，为了解文艺界的情况，中南海举办了一场小型演出。刚刚回国的殷承宗是表演者之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是现场的观众。

殷承宗：到中央音乐学院选节目的时候，我弹的是《鱼美人》和肖邦。后来给我指示说，毛主席要听我自己创作的东西，我就弹了自己创作的《秧歌舞》。那个时候毛主席完全是我们的一种信仰，而且我当时是最后一个演，所以才有机会弹完以后坐到毛主席身边。他跟我说话，但湖南口音太重了我听不懂，我又紧张，结果都是让新华社记者给我翻译的。我印象很深，当时毛主席要我多创作民族的音乐。

△殷承宗 与 毛泽东主席 合影

现场的记者给殷承宗翻译说，毛泽东主席很高兴，希望殷承宗多创作民族的作品，创作人民群众喜欢的作品。殷承宗去中南海演出的第二年，1964年，针对文艺工作，毛泽东做出著名的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年，殷承宗在北京郊区通县，下乡搞“四清”，拉大车干农活，一去就是一年。

殷承宗：我每天都给贫下中农家里挑水，坚持了一年，交到好多农民朋友。

这段时间，殷承宗想方设法把民间音乐素材，改编为钢琴曲。除了《秧歌舞》，他还写了《渔歌》和《农村新歌》。

殷承宗：我倒没有抵触搞民族的东西，我觉得我可以写。

在农村，殷承宗割舍不下的，还是钢琴。那一年冬天，趁着农闲，殷承宗向自己所在的中央音乐学院校方提出申请，搬一台钢琴来，组织一些年轻农民，进行歌咏和舞蹈。

殷承宗：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冷，零下。琴被搬到了大队部，半年没弹琴了，手上全是茧，手也硬得很。我当时坐在钢琴前，眼泪都出来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弹钢琴越来越难。早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因为钢琴太重太大，不能去“高炉”前参加慰问演出，在殷承宗和同学之间，引发激烈辩论—— “钢琴好？还是民族乐器好？”“还要不要弹钢琴？”当时很多主张“亡琴论”的同学，转行学习民族乐器。

殷承宗：我当时还是团支书，团支部所有人都改成民乐了，就我一个人没改。我说钢琴就看你弹什么东西，你要是弹老百姓喜欢的，我想工人会喜欢钢琴的。这件乐器很先进，它的表现力很丰富。

1963年，全国兴起抛弃西洋乐器，改奏民族乐器的风潮。有的音乐学院取消了外国乐器专业，有的管弦乐队被拆散，乐手被迫转行。越来越多的西方和苏俄音乐，被禁止演奏。
1965年，殷承宗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进入中央乐团，担任首席钢琴演奏家。仅仅一年之后，暴风骤雨开始了。在批判“封、资、修”的浪潮下，作为资产阶级趣味的代表，钢琴首当其冲。身处漩涡中心，殷承宗试图给钢琴找一条出路，也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1967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二十五周年，各地掀起了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社会上为群众演出的热潮。殷承宗和几个朋友自发地行动，把一台立式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

殷承宗：当时感觉我要不出来做这事，还有谁会做？钢琴就死在那了。那个时候整个广场都是跳忠字和唱语录歌的，我们就在那儿弹琴。刚开始什么都弹，语录歌，《我们走在大路上》《贫下中农一条心》《李双双》……

殷承宗请工农兵群众随便点歌。聚集在钢琴周围的人越来越多，让他渐渐相信：钢琴在中国会有出路。连弹了3天革命歌曲，语录歌，突然有人问，能不能用钢琴弹段京剧?

殷承宗：当时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到大家喊要听京剧，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决心要去学京剧。

殷承宗不懂京剧，他去京剧院学《红灯记》，拿出了当年学贝多芬、莫扎特的劲头。殷承宗在乐池里坐了一个月，天天看演出。把所有的台词和锣鼓点，都背出来了。

殷承宗：虽然当时对京剧还是一知半解的，但感情上已经喜欢了。

1967年国庆节，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殷承宗和刘长瑜合作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受到观众欢迎，也得到了中央首长的肯定。被官方认定为“洋为中用”的创举。钢琴也由此，起死回生。

殷承宗：五六十年前中国很少有人知道钢琴。今天还有很多人说，那个时候在农村，因为看《红灯记》，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钢琴。
田川：有在国外演过《红灯记》吗？外国听众对这些曲目有什么反应？
殷承宗：从专业角度说，在1980年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那是世界上最大的音乐词典，最大的音乐事件，里面介绍了4个中国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马思聪，和我。他们介绍我的时候写的不是《黄河》，是《红灯记》。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以把这么古老的京剧跟钢琴放一块儿，而且还结合得很好。

△殷承宗和刘长瑜合作演出 钢琴伴唱《红灯记》

钢琴伴唱《红灯记》成功后，殷承宗开始考虑创作重大题材的钢琴协奏曲，让钢琴不仅伴唱，而是以主角身份站立起来。1970年5月1日，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

殷承宗：想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首先要把洋的学好，然后才能为中用。为什么他们说《黄河》可以跟国际接轨，就是因为里面用了很多高超的技巧。

殷承宗曾在“文革”期间改名“殷诚忠”。1973年，32岁的殷承宗加入中国共产党，升任中央乐团领导，并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殷承宗回忆，他创作《黄河》和《红灯记》完全是自发的，不是上级布置的任务。他想要钢琴重回舞台，第一步要借助京剧。第二步，要有乐队，有协奏曲。第三步，要写钢琴独奏曲。在北京北海公园里，有一处简陋的小屋，殷承宗和创作组的同事们，整整住了一年。室内没有自来水、煤气、厕所，但它依然是殷承宗的世外桃源。殷承宗和同事们将《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三六》《梅花三弄》之类的中国古曲，改编为钢琴曲。这是殷承宗在“文革”期间最快乐的时光。

殷承宗：我一直强调中华民族音乐的精华，就在戏曲跟古曲里。

1976年文革结束后，殷承宗受到四年政治审查，其间被隔离审查十个月，不能练琴。殷承宗每天在脑子里默默背巴赫的平均律。同时每天撑手，避免肌肉的萎缩。

殷承宗：不练琴手就会缩小，那个时候我只能弹9度，后来给撑到了10度。
田川：您是怎么撑的？
殷承宗：就在手之间夹一根筷子，另外我会在桌子上画线撑手，今天撑到这里，明天使劲也要撑到更远的位置。撑到最后，我可以弹到10度。
有一段时间我不能练琴，刚开始我就把一根皮带放在钢琴里，这样弹没有声音，但后来被发现了。后来有一个梆子团，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一架非常好的三角琴，指挥吴灵芬就帮忙联系让我晚上到梆子团练琴，要坐一个小时的公车过去，我跟她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1980年7月16日晚，殷承宗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行钢琴协奏曲音乐会。这是殷承宗文革后首次重登舞台。

田川：这次演出您弹到莫扎特慢板的时候，我一下就被打动了，那一刻您脑子里的画面是什么，勾起了什么样的记忆？
殷承宗：我经历过很多苦难，但不大会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我会闷在被子里哭。我从小就因为弹钢琴受冤枉，在家把钢琴弦弹断了，姐姐把钢琴锁了起来，我就只好去邻居家练。后来我考去上海音乐学院，邻居写了一封信说我偷了她的金表，我差一点没能进学校，后来她打扫的时候发现表掉在床底下了。
1963年我突然断了在苏联的学业回来了，当时跟我说的是中苏关系不好，为了保护我把我叫了回来。我觉得挺好的，就回来了。后来才知道我被冤枉了，人家告密说我想“叛逃”。其实就是有一次晚上去排练，因为老师很严格，一直练到两三点才结束。叫车回到住的地方以后我怎么都敲不开门，就去老师家的厨房睡了一晚。不知道怎么就被人家告密说我夜不归宿，想“叛逃”。后来我申请入党的时候怎么都进不去，调档案才发现还有这么个事，又再进行审查，审查的时候这事都过去10年了。

1983年，41岁的殷承宗带着女儿和60美元移居美国。一切从零开始。在美国，从1983年开始的几十年里，他在卡内基音乐厅先后开了8场音乐会，从第一场只卖出147张票，到后来几场，场场爆满。殷承宗找回了自己，找回了钢琴家的身份。
2021年，80岁的殷承宗把家搬回故乡鼓浪屿。他带回两架钢琴和50多个行李箱。

田川：现在回头看《红灯记》《黄河》这些作品，您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殷承宗：这个问题应该让你来回答，让观众回答，不是我回答。

制作人：张燕

编导：王劼

编辑：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