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博士，供大于求的市场？

假如一个博士毕业生在本硕博阶段换过两个以上的专业，对不起，面试大门不朝你开；假如你第一学历普普通通，对不起，可能投出去的求职简历无人问津；假如你的本硕博不是一口气读到头，中途曾离开了所谓的“象牙塔”而去经历了真实的世界，对不起，评委会不欢迎你；假如你“30+”“35+”，对不起，此处不招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出生的毕业生；假如没有人推荐你，或者推荐人不够知名——哪怕学术做得好，再或者推荐人没有多少影响力，对不起，你只能算是某种“陪跑”。

这里的博士，除了应届毕业生，也可能是刚从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的科研人员、在高校院系工作数年却郁郁不得志且无法留下来的兼职人员。

《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1997）剧照。

2019年4月，《大西洋月刊》杂志讲述了年轻学者西娅·亨特（Thea Hunter）的故事。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按理说，她原本可以像过去无数从这毕业的学生一样，借着这所院校的高点自然而然地走上学术之路，但是，这不是她的职业版本，她在毕业后担任了几个临时职位。在多个机构兼职，报酬才与全职教学相当。虽然她拼命工作，但每所学校都认为她是兼职的、临时的教职工。她拿不到医保，没法在肺部不适时去看医生。所以她只好用治疗哮喘的方式治疗肺疼，最终被癌症夺去生命。

这是一个在学术界引起了许多讨论的悲剧。

有人选择离开学术界，有人愿意接受一份兼职。要是你向往正式的教职，你恐怕得需要卡着点出生，求学之路毫无意外，还需要跟着一个有影响力的导师（学品或人品不好，也可能让你受尽折磨），运气得足够好，不为收入担忧。凡此种种条件，即便满足了，也并非意味着前路无忧，被淘汰出局的风险时时刻刻都躲在某个难以注意到的角落。而对于老一辈的博士来说，出生、求学和求职，一切都顺理成章，他们没有同行评议、没有发表压力，甚至连博士学位也是可以不必有的。

赫布·柴尔德里斯，一个在高校和公司都有一些工作经验的环境行为学（这也是一个不容易找工作的专业）博士，他把有关学历的处境写了下来。下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一书。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文。

《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美]赫布·柴尔德里斯著，杨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供大于求的市场

我妻子（于1982年在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取得环境心理学的博士学位）最近收到一份来自心理学专业“代理执行官”（acting executive officer，这个非学术头衔充分体现了院系的价值观）的校友倡议书。倡议书夸耀了该专业取得的成就，并请求各位校友捐资。他们引以为豪的地方，除了美国联邦三大科研赞助机构（即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近期赞助的2500 万美元，还包括以下这则“喜讯”：

在过去5年间（2012—2016年），我们总共培养了337位博士生，不少人以历届校友的身份收到此函！恭喜诸位，希望你们的职业生涯已经顺利启航！

纪录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画面。

好吧，常言道，“希望”并不是一种行事策略。心理学研究生院到底做了什么来确保其博士校友都能顺利踏上职业发展之路？恐怕没做什么。但这一不断恶化的情况还只是最原始的数据。据美国国家科研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给出的排名，该校这个还算不错的专业，在全美185个心理学博士点中，位居中游，平均每年输送70位博士毕业生进入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只开设几百个新的终身制职位的就业市场。难道他们因此而洋洋得意？这就像把角斗士训练好以后送到狮子嘴边，多么不堪一击！正如学院评论家马克·布斯凯（Marc Bousquet）所言，现在，对博士学位的正确理解是一个人学术生涯的终结。新培养的博士生作为廉价教研人员的效用一旦耗尽，就会被视为废品而遭到抛弃。

《录取通知》（Accepted，2006）剧照。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博士学位情况调查》显示，2014年新增3765名心理学博士。另据《高等教育纪事报》中一个关于职业追踪的研究项目预测，2013—2014学年，所有四年制大学总共才开设了326个终身制的职位。而这些新毕业的博士生全部进入了这个就业市场。也就意味着，每个岗位将迎来11.5位拥有博士学历的申请人。

这些博士研究生成了廉价劳动力，或担任任课教师，或做实验室助理，他们维系着一个全美排名第44位的博士学位点的日常运作。也正因为他们的付出，学院负责人才能发出捐资倡议书，学院教师才能从科研经费里捞上一笔。说实在的，这与“发薪日贷款业务”有何区别？那些富得流油的人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从穷苦绝望的人口袋里多榨出几块钱，一旦觉得无利可图时，就把他们丢弃在大街上不闻不问。这是属于移民者的故事，那些努力拼搏奋斗、不断向上攀登的人并没有意识到，推开上层社会的大门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通行证。

1960年，全美各专业博士毕业生达9733人。到1975年，婴儿潮中出生人口壮大了博士生的队伍，使这一数字攀升至32952人。2015年，人数突破至55006人。大约5.5万人涌入一个每年只能吸收2万人的就业市场，还要与上一年度没找到工作的人同台竞技。还有前年，再前年……年复一年，无休无止。这是一个丑陋不堪的就业市场，一个愈繁荣就愈萧条的就业市场。

但是一些人终究能找到工作，就像一些人总能中到彩票——而没能中奖的我们也因此还守在小超市里，继续排队等待。到底是什么让真正的狼族（wolf）如此强壮有力，从而区别于那些繁殖过剩、饥肠辘辘的丛林野狼（coyotes）？同样需要追问的是，一个学院新人到底如何让自己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始于30岁的年龄歧视

大学教授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他们恰好获聘于博士人才稀缺的年代。当时，大学的发展速度，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专业覆盖面上，都超过了合格师资的供应速度。即便下一代人遭遇了职业准入难度不断加大的困境，他们依然占据岗位资源，照样一路晋升。顺便说一句，很多行业遇到了此类情形。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发现，在过去15年间，大批年长的员工依然活跃在原来的岗位上，而刚进入招聘市场的年轻人却要大费周章，才能堪堪叩开某一行业的大门。在高教领域，年事渐长的教师都享有终身职位，新人入行门槛因此更高了。

选择这个职业，并不只是出于天真的想法，可能还有那些20世纪60年代末思想成熟的同龄人都会有的那种敏锐直觉，没有经过太多深思熟虑……

——约翰·科姆罗斯（John Komlos）

20 世纪60年代末，在大学教师职业发展的道路上，盲目随意的路数或许是可行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为何“婴儿潮”让这种路数能行得通。然而，如今这个生态系统里的物种数量已然超标，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之艰辛程度，不亚于成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因为从幼年起，他们身上就集中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的付出。按照科姆罗斯那样草率行事的人，很可能会像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大奖赛的出租车司机一样，要不了多久便落得一个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

《英文系主任》（The Chair，2021）剧照。

哦，对了，科姆罗斯可能忘记提了：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历史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该校这一学科始终保持全美五强的研究水平。另外，他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好吧，他只是凭直觉碰巧遇上这一切。

我所访谈的许多兼职教师，都是很晚才接触到自己的专业领域（和我一样）。

我本科学的是国际关系，当时是想追随我父亲从政。后来我决定放弃，硕士研究生读了英语专业，又继续攻读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

我的（硕士论文）导师鼓励我投身学术事业。“你跟学生处得很好，也发表过论文，你真的很适合这行……”我就这么陷进去了。

我一直很想当老师。我在高中、大学、研究生院都教过书，这是我的一种身份认同。我并不想当教授，我不知道那是做什么的，不知道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我的本科导师问我，是否考虑当一名教授？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就是那次喝咖啡聊天，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我知道自己喜欢思考各种新问题，也喜欢跟别人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当一名教授的想法，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陌生。

我一直很喜欢艺术，但我们家并不支持，于是我一路读上来，选了政治学方面的专业，希望能从事外交工作。但自从我念本科开始，一直到研究生毕业，外交方面的工作非常难找。所以我决定做一次重大的人生跳跃，想做点自己热爱的事——艺术与建筑。

如今，成为一名终身制教师的过程无异于成为一名职业冰球选手。你得从4、5岁就开始一路过关斩将，在体育发展联盟中脱颖而出，为全美青少年赛队效力，或许还得考上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冰球项目的四大盟校才行（正如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所言，你最好能掐着点出生，正好卡在年龄组起算的那一天。这样一来，你一直会是各年龄段同龄孩子中最身强体壮的那一个）。你的竞争对手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人生优势，而你必须找到能与之势均力敌的某种方式。

对学者而言，这意味着，你得出生于书香世家，顺利考上名牌大学的本科，然后攻读名校的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不能因为工作或其他某种冲动严重耽误求学进度。这还意味着，你一拿到博士学位，最好能立即成为科研项目的助理，以共同作者的名义发表论文，并得到主要科研资助机构的认可；而不是立即参与助教工作——这只能说明你成了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学服务人员。一位30岁左右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自然会得到经历相仿、条件相似、同样幸运的同行的认可。

《毕业派对》（Fandango，1985）剧照。

历史学家玛伦·伍德（L. Maren Wood）总结了人文学科领域的相关数据，结果有50%新招聘的终身制学者都处于博士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或论文完成后的一年内。招聘人数随着毕业后的年数逐年减少，直到消失殆尽。在自然科学领域，实验室博士后的工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延长毕业后的有效期；但不管怎样，当最后一个助研项目临近尾声时，那种“时不我待”的感受会越来越强烈。

最近，我刚参加了明德学院作家会议。我的议题组长彼得·霍·戴维斯（Peter Ho Davis）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也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教职员工，他批阅了我正在创作的一部小说的前几章内容。小说的主人公是这样设定的：31岁，拥有博士学位，刚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工作。我觉得写得比较恰如其分，也许还有些雄心勃勃的意味。但彼得把这几处都圈了出来，并在空白处写道：“要不改成27岁或28岁？”彼得自己在30岁那年成为终身制教师，而我到38岁才完成博士论文，等第一份博士后工作完成时，我已经48岁了。如果我是待售的商品，那么我的条形码已经把我清楚地列为“过期商品”，注定只能在“一元店”里降价出售了。

没有引荐人，

就没有工作

商业作家哈维·科尔曼（Harvey Coleman）总结了一套事业有成的秘方，取决于3个部分，即表现（performance）、形象（image）和曝光量（exposure），（或简称“PIE”，商业大亨每讲两句话，必出现一个首字母缩略词）。科尔曼进一步对这3个要素做了“量化假定”（faux quantification），认为事业有成的具体配方是：10%的表现，30%的形象以及60%的曝光量。对于百分率的精确度，我不敢苟同，但我觉得他的总体判断是正确的。抱着“精英主义”的理念，我们坚信“表现好坏能够说明一切”。然而，表现得好与不好只是一块敲门砖，只是为了让另外两项要素有机会登台亮相而已。表现差劲的学者，肯定会被拒之门外；但表现上佳的学者，也只不过获得进入第二回合的资格罢了，接下来要考量的两项标准，权重更大。

“表现”部分衡量的内容包括：求职者的博士学历，正式出版及发表演讲的经历，协助获得科研资助的能力等。这些内容大多是求职者本人可以掌控的，但也不绝对。比如，某博士生所在的实验室条件一般，或所在机构中的各种资源不足以让其获得相关研究方向的资助。如果能就读于一所顶尖院校，其履历上的资助记录当然会更出彩。又比如，一般院校图书馆的人员配置，哪里比得上大名鼎鼎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图书馆（Doe Library），那么这位博士生在查询核心期刊和档案资料时，就无法得到一对一的馆藏服务与帮助。此人的才华可能同样出众，但才华的展现是需要依靠资源条件的，而这样的资源，不是所有大学都具备的，也不是所有导师都能提供的。

“形象”部分主要是先天因素决定的，不过，找个好裁缝或多去健身房也会有帮助。此外，求职者的形象要素还仰赖于招聘委员会如何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是不以求职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譬如，40多岁的应聘者，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会遭遇一段痛苦的求职过程，因为对新员工的形象要求是30岁的样子。佩戴婚戒的育龄女性，会被视为携带一种风险因素，因为她尚未实现的生产能力会被她尚未兑现的生育能力所损害。如果院系成员向来都是白人，那么“有色人种”很难通过“我们院系的最佳人选”这一关。我们向来都清楚，这些未曾言明但真实存在的形象标记，就和表现的好坏一样重要，决定着我们的成败与去留。

“曝光量”是占比最大的成功要素，这更多是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诸位成员的责任，而不是这位学院新人自己的责任。任何群体接纳新人都需要一位引荐人，一位愿意牵线搭桥、给予帮助、疏通关系，使整个过程更加顺畅的现任成员。这里，我们犯的另一个常见错误就是想当然地认为一切关乎教育的事情只发生于课堂之内。然而，使一名博士生成功走上教研岗位的背后，其实是现任教职人员的努力，而这一切发生在课堂之外。

纪录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画面。

我读博士生课程的时候，有位终身制教授每个月都例行聚餐，把自己带的博士研究生全部请到家里，顺便浏览、切磋各自的简历和求职申请信。她努力帮助每一位学生瞄准职位空缺，把他们的研究方向尽可能朝着特定的申请目标去进行润色包装。她做了其他同事不曾做的事，把学生送到一扇扇本不可能为他们开启的大门前，引荐给那些可以启动招聘计划的资深学者，并建立人才合作联盟。毋庸置疑，她的博士生比起其他同事的学生来说，就业情况理想得多。导师的工作责任是明确的，必须采取与其他学术领域方面一样的严格标准来加以规范，这样才能确保博士生最后能成为高校教研队伍的一员。

美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课程学习阶段，以全面的综合性考试和论文的开题报告为终结；二是论文答辩阶段，由经全面审核的博士生自行完成课题研究。凡论文答辩期间，没有持续、全面地帮助每个学生成功跻身学术圈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课程项目，都有失职之嫌。他们的罪过在于，把价格不菲的教育产品兜售给天资聪颖、不乏潜力的学生，一经出售，概不负责。在泡沫经济时代总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房产销售人员总想洗脱自己的罪责，然而，污点是洗刷不掉的。

另谋出路的文化困境

在博士生教育界，有许多关于“帮助学生另谋出路”（alt-careers）的评论文章，意思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不必拘泥于学术圈的生存和发展。

尽管兼职教师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确实可以离开高校，投入制药或金融行业（收入总比当个教授来得多），但是，那种在优质的博士教育过程中训练形成的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大部分职场环境。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曾把知识分子归为两类，一类是“有机型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即商业社会中有机生成的、满足特定需求的学者；另一类是“批判型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即思考宏大命题、不考虑技术与功用问题（比如，思考正义、道德或不确定性等问题）的学者。

商业领域奖励的是“专业性”——那种你知道你能将事情做得又快又稳妥的能力。而学术领域奖励的内容刚好相反——那种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那种对现有知识和现有做法的不满，以及重新审视自身认知基础的冲动。之所以把学术型博士学位称为“哲学博士”是有原因的，因为不管什么专业，都是以拥有批判精神为目标来训练博士生的，使他们带着玛莎·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所形容的“一种古怪而神圣的不满、一种受到祝福的不安”遗世独立。这种不满，与银行和保险经纪公司的职场氛围格格不入，它既不能应付季度性投资总结报告的要求，也无法适应超市或政府办公室的管理工作。据我的经验，它同样不适应大学的管理之需，因为学术管理工作更像是在经营一家饭店，而不是当好一名学者。

《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2001）剧照。

博士生倘若训练有素，其结果是，他们将无法适应其他的生存方式。他们紧紧抓住学术这条路，不肯轻言放弃，不只是因为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通往学术的那扇大门终会打开，而是因为这就是学者认识世界的方式，但一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在别的职场上并不那么受人欢迎。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一书。

原文作者/[美]赫布·柴尔德里斯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