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不管今天我们多么厌恶酷刑，但是必须牢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至少3000年来，它一直都是合法的，并且实际上是欧洲和远东的大多数法典的一部分。在巴比伦或者犹太的法律体系中虽然没有提到酷刑，但是有证据证明亚述人和埃及人都使用过酷刑。最早的记录可能是一位埃及诗人留下的：大约公元前1300年赫梯人入侵埃及时，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对一些不幸的战俘用刑，以逼取有关敌军部署的信息。
一方面，当时的战俘或者当场被杀，或者沦为奴隶——奴隶是可以被用刑的。在古希腊，战俘也会被用刑。修昔底德在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404年）的记述中讲到，一位雅典统帅被俘后，科林斯人和叙拉古人担心他们的斯巴达同盟军会对其用刑，从而泄露他们与雅典人的叛国交易，所以就把他处死了。
但是在私法上，大多数希腊城邦通常并不允许对自由公民用刑。另一方面，奴隶和异邦人——他们在希腊社会中没有任何法律地位——是不受保护的。特别是奴隶，还得代替主人受刑。在司法程序中，诉讼当事人经常让自己的奴隶代替自己受刑，或者主张有权对对方当事人的奴隶用刑。
酷刑经常是公开执行，并且当事人有权利自行执行。但是他们一般还是让城邦专职的行刑人（这些人往往以前就是奴隶）来做，因为自由民做这种事会有失身份。
这种通常做法也有例外。在涉及城邦事务特别是涉及谋反的案件中，统治者要对奴隶用刑。如果公民在这种案件中被认定有罪，对他的惩罚也会包含酷刑。
甚至最开明的哲学家也不反对使用酷刑。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承认需要建立双重标准：一个是针对自由民的法则，一个是针对奴隶的法则。同样的犯罪行为，自由民可能只是被叱责，奴隶则会被鞭打；公民可能至多被处缴纳罚金，奴隶则会被处死。
从法律上讲，酷刑的主要目的是逼取那些不可能自愿供述的信息。因为公民一般不会被用刑，所以只能从了解主人事务的奴隶那里逼取。但是这种证据的价值值得怀疑。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逼取的口供如果对我们有利，我们会夸大它的价值，称其为唯一真实的证据；但是如果对我们不利而对对方有利，我们就会说出使用酷刑的真相，从而否定它的价值。
战争中被埃及人抓获的俘虏沦为奴隶，并可能被随意鞭打。大约公元前1300年赫梯人入侵埃及时，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对战俘用刑，以逼取有关敌军部署的信息。
古希腊的一件谋杀案告诉了我们会给这种证据赋予多大的价值——并且直到今天也是这样。一个名叫赫罗狄斯的商人在从米蒂利尼而来的航行中失踪了，在对他的同伴欧西休斯的奴隶用刑后，欧西休斯被指控谋杀。演说家安蒂丰为被告人辩护，并在法庭上说道：
你们已经听取了这个人被刑讯逼供前所做的有关延误时间的证言。现在请注意这种审讯的本质。这个奴隶无疑被许诺了自由，揭发了主人，他就不用再受刑。这两个因素都诱导他作假证，正如他现在所做的。他渴望获得自由，他渴望结束酷刑。我想我没有必要提醒你们：刑讯逼取的证言只会对行刑人有利。只要能让他们满意，受刑人什么都愿意说。
从阿里斯托芬的《蛙》中，我们了解到了雅典奴隶所受的酷刑方式。酒神巴克斯的奴仆克桑西阿斯到了冥府，假装是赫拉克勒斯，巴克斯则假装是他的奴隶。冥府的判官埃阿科斯盘问这一对，克桑西阿斯让他的“奴隶”接受拷问：
埃阿科斯：怎么拷问？
克桑西阿斯：随你们的便。给他身上压块砖，往他鼻子里灌酸醋，剥他的皮，拷打他，把他吊起来，用带刺的棍棒揍他，还可以用别的任何办法……
僭主的酷刑
希腊城邦早期被僭主——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权的富人——所统治。几百年后，罗马作家瓦勒留斯·马克西姆斯收集了一些关于僭主使用酷刑的逸闻。马克西姆斯讲到，哲学家芝诺卷入一场推翻僭主尼拉科斯的密谋，行刑人对他用刑以逼迫他揭发同伙。当痛苦难以忍受时，芝诺跟行刑人说，他只私下里跟尼拉科斯说出他的秘密。当尼拉科斯俯下身子听芝诺耳语时，芝诺一口咬下了他的耳朵。
另一名受刑人“贤者西奥多”被鞭子抽打、上拉肢架、被烧红的烙铁烙烫，但是一直没有揭发共谋反对僭主谢洛尼莫斯的同伙。最后，他揭发了谢洛尼莫斯的一个副手。暴怒的谢洛尼莫斯立即杀了此人，后来才意识到他上当了。
据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讲，僭主纳比斯有一种类似于后来在中世纪德国所使用的被称为“处女之吻”或“纽伦堡新娘”的刑具，据说后来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使用这种刑具（见第8章）：
这种刑具，如果确实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它外观是一个盛装女人的形象，塑造得像极了纳比斯的妻子。当他想要从一个公民那里搜刮钱财时，他就邀请他们到家里来，首先客客气气地告诉他们，他们的国家正受到亚该亚人的威胁，以及需要花钱雇佣的军队人数，等等。但是，如果他的客气话没有奏效的话，他就说：看来我没有能力说服你，但是我相信，我的妻子阿格帕能说服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