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明清时代艳情小说的大量出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而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性爱细节描写，尤其为后人所瞩目。不过，在崇礼尚节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即便是有人已经从心理上认同了这类描写的某种合理性，要他公开发表肯定的评价意见也是极其困难的。事实上，明清艳情小说的大量出现无疑与那个时代追求生命自由的社会风尚密切相关，其性爱描写的认识价值绝不应该被永远忽视。正如马克思所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而这种“关系”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呈现出难以预测的复杂性。本文对明清艳情小说中性爱描写价值的分析和判断，不仅涉及传统文化的变异与发展，更着眼于那个时代已经获得内在解放的个性思潮，以及小说作者为表现这种思潮而采取的艺术手段和途径。
新思潮与艳情小说
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传统的价值观日益受到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强力挑战。譬如王阳明的“心学”就极力倡导“人本思想”，而启蒙思想家李贽则公开主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否定圣贤的权威，主张男女平等。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程、朱理学的虚伪和不合理，从言论到行动上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礼教，宣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2]，强调“好货好色”是人类天性中最本质的欲望，且以为任何人都应该拥有追求自然本性、满足各种欲望的权利。与此同时，冯梦龙也提出文学作品应该“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于是，“真情”、“真性”取代了传统的“道学”，追求个性自由和自然本性成了时代思潮的主流。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金瓶梅》《灯草和尚传》《浪史》《痴婆子传》及《肉蒲团》等众多艳情小说应运而生。小说家们开始用新的艺术眼光审视生活，他们普遍将“痈疽”看成了“桃花”，借以表达其颇具反叛意味的审美情绪。众多艳情小说中不仅充斥着性爱场面的描写，更反映出作者反叛礼教、追求身心自由的不移之志。如《灯草和尚传》中写到，杨官儿在越州作官时，有一乡宦夫人与小厮通奸，被人拿住告官。杨官儿命当堂脱去下衣，重责十大板。对于如此责罚，作者认为太过“刻薄”。究其缘由，是因为作者以为主仆通奸并不是什么罪案。其书开篇即云“莫道人家贪色欲，相逢尽是消福禄”；又称“那夜深入静，欲火怂恿，男男女女，没一个不想成双着对”。其第五回又借红婆子之口说：“大凡偷情嫖院，一夜情分，也是前世有缘。”这些将男女交好之事看得自然而然、无可厚非的说法，无疑是对传统人伦观念的直接反叛。也正是从这种理念出发，作者对第一个引进灯草和尚、弄得家翻宅乱的汪夫人，不仅没有给予丝毫的谴责，还让她过着“十分恩爱的夫妻生活”，“享年七十”，还“有一个孩子”。给淫夫荡妇安排如此美好的结局，除《浪史》之外，实不多见。整部小说在嘲弄禁欲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同时，又极力宣扬情欲的合理性。从伦理观念上说，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与王阳明“心学”所倡导的“人本思想”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深层的联系。如果说王阳明和李挚等人以其“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思想为明清时代社会心理的解放导开先路，并成为推动我国第一次白话小说创作高潮的原动力，那么中晚明艳情小说的大量问世，则更为直观地展示出文学创作与社会思潮之间难以回避的即时互动。
明清艳情小说作家大多将生命自由的追求寄托在闺中寡妇的身上，对她们的“失节”行为深表理解。借着玩世不恭的笔调，用一种略带夸张的口吻，艳情小说作者向道学家所提倡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节妇”禁欲思想提出了挑战。譬如《禅真后史》第一回写到：耿寡妇丈夫去世多年，“一日见一对蚕蛾交尾，想起日前夫妻交合之时，何等快乐，……最后欲火如焚，按奈不下”，忍不住今夜去敲家中西席先生的房门。同期小说人物如《桃花影》中的寡妇卞二娘，《巫蒙缘》中的卜寡妇，《巫山艳史》中的寡妇闻玉娥，《浪史》中的寡妇潘素秋等等，也都具有相同的痛苦和经历。艳情小说《一片情》的作者对寡妇守节之难提出了更为人性化的解释，他说：“单说人家不幸，有了寡妇，或五十六十，此时火气已消，叫他终守可也。若三十以下，二十以上，此时欲正炽，火气正炎，如烈马没缰的时节，强要她守，鲜可有终。与其做出事来，莫如早嫁为妙。”(第九回)这些议论，完全打破了礼教世俗观念，批判了限制寡妇自由的悖伦悖理。
不过，在新、旧伦理观念并存的时代，艳情小说作者在反映情欲的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自我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认为情欲是不可否认的，是一种人性的本能，也是生命得以充实、个体获得快乐的必要途径；另一方面，由情欲而导致的罪恶和堕落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放纵与禁欲，礼教和情欲，二者之间的确是彼此矛盾、很难调和的。譬如《痴婆子传》开头所论男女一段将人欲看成是一种自然之性，是延续后代的大事和相互愉悦的乐事。有少妇说：“当上古混蒙之世，虽男女两分，而并生营窟巢穴之间，木叶为衣而蔽严寒，然炎暑料亦并木叶而去之，裸体往来，恬无愧怍，见此凹而彼凸，宛然异形，……而男女之相悦，所从来矣。”此书描写少女怀春、初次性交对心理的影响及性堕落的心理颇为真实与深刻，但由于作者对人情人性的发展缺乏一种正确全面的认识，因而在意向描写上发生了变异。作品从维护礼教的角度，谴责阿娜的情欲，却又无法否定情欲存在的合理性。所谓两性交合，“实开万古生生不息之门”的高论，以及作者对于性行为、性心理的描写，既源自生活体验，也受到当下社会心理的感染。对于作者来说，对情欲的认同出于感性，而对情欲的谴责则出于传统的理性。肯定情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需求，是现实生活中无法否定的存在，这无疑是对礼教禁欲思想的反动；但面对似乎可以毁灭一切的情欲，作者亦不由自主地感到忧虑和恐惧。阿娜的归宿，除了含有谴责和惩罚的意向外，也反映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和无奈。只有当时代为情欲的升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使性渴望摆脱了被鄙视的困境，并认识到自然个性的存在价值以后，小说作者才有可能寻找性爱与人生幸福之间合情合理的内在联系。 短篇艳情小说集《欢喜冤家》同样是明代晚期出现的重人欲、轻礼教的作品，但其在处理上述矛盾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本书第一回《花二娘巧智认情郎》，在同情理解有私情的花二娘和任龙的同时，也给予陷害他们的李二白和周裁缝以应有的惩罚。作者热情赞扬了花二娘在保护自己、打击李二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机智和勇敢，以此来张扬这样一种理念：“当女子得到丈夫不公正对待时，她有权从别的男人身上去获得应有的安慰与性爱的满足；对此加以破坏和陷害的，都是邪恶小人，应该死于非命。”[3]对禁欲思想的反叛，无疑具有很现实的进步意义，是晚明进步思潮的有机组成。同样情形的作品在晚明时期还有很多，而其产生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现实思想根源。《如意君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情欲描写小说，它在性爱描写方面有两个大的突破，其一是把人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分开来讨论。譬如薛敖曹这个人物，在性生活方面放纵无度，但在历史上却保护过中宗皇帝，屡建功勋。其二是把性欲的放纵与道德评价区别对待，如荒淫无度的薛敖曹，也具有忠厚善良的种种优良品行。[4]所有这些描写，既摆脱了传统人伦道德的戒律约束，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对人的自然天性的忠实和尊重。
“尽管文学作品不是生理教科书，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也不必像生理学论著中的性阐释那样，具有百分之百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但是，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是作家对人的内宇宙和外宇宙的深层透视与本质再现，这样一种属性决定了它的性描写，必须建立在科学与真实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行文落墨要体现一种符合人的生理实际的科学态度和不违背人的生活体验的‘求真’精神。”[5]如果说艳情小说的大量出现是明清时代社会思潮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那么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群像无疑是现实生活的投影。这种投影以其特定的时代内涵而为当时读者所接纳，其艺术的真实性并非仅限于“色情”而已。只有从社会心理的潜在变化入手，去认识和评估这种特殊的艺术现象，才不致使问题的研究简单化；所谓现象与本质、表象与价值的判断，在艳情小说研究中尤显复杂。
性观念的解放与色情描写的泛滥
性观念在性文化中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性观念上往往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性文化史，其实也就是不同时代性观念的斗争和发展史，这种斗争越是到封建社会的后期就表现得越发激烈。明清艳情小说中除了提供当时普通社会生活的史料外，又特别反映了当时的性风俗和性心理，从而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性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近年国内外不断升温的性文化研究，除了注重考古发掘的资料外，还特别注重历代房中术著作以及道家的有关书籍，资料庞杂、包罗万象；其内容则包括了性心理和性行为的各个层面。而艳情小说主要是以说故事的方式展开，它所传递的性观念信息往往和当时的民风民情结合在一起，宛如一幅淫秽的民俗画。
“淫书”的泛滥与性观念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从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芙蓉主人的《痴婆子》以及《肉蒲团》《姑妄言》等小说中不难看出。如果说《金瓶梅》所描写的性行为只是多姿多彩的风俗画卷中一个令人瞠目的组成，那么《痴婆子》等作品所展示的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