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44年8月8日，惨烈悲壮的衡阳保卫战失败时，城中的中国官兵约有3千余人，这其中有千余人因伤病和日军迫害先后死去，城破时突围和被俘后逃走的人毕竟不多。
随着时间的延续，方先觉等衡阳守军高级将领的命运越来越被全国民众、军队和最高军政当局关注。那么历史在他们身上是怎样发展下去的呢？
史料记载，日军将方先觉等被俘将领关押一个多月之后，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府导演下，上演了一幕将第10军改编为伪和平军的丑剧。
日伪取方先觉的“先”字和和平军的“和”字，将新编的部队命名为“先和军”。
以方先觉为军长、孙鸣玉为参谋长，下设4个师，师长分别为原第10军在衡阳守城的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
日伪向几位将军各授“任命状”一张，日式军刀一把，并将驻地的内层岗哨撤掉，只留下几个名为“联络员”、实为监视他们行动的汉奸。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周庆祥和孙鸣玉越窗而逃。日军没有追捕到他们，又恢复了军部的内层岗哨。
11月21日夜10时，被软禁在东洲小岛的饶少伟烧掉“先和军第4师师长”的任命状，将那把崭新的日式军刀扔在床下，与原暂54师司令部的甘印霖一起，冒着蒙蒙细雨，驾着一只破烂的木船驶向对岸。
这是饶少伟与副官林权经过多日谋划和准备而进行的一次逃亡。
船靠岸时，两位农民接应他们，几个人又悄悄渡过耒河，在泉溪市一位农民家中，与99军谍报队取得了联系，后在谍报队员的护送下，到达郴州九战区长官部。
方先觉逃离衡阳的记载散见于海峡两岸和日本的一些史料。其中以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戴雨农先生全集》中所记较完整：
“防守衡阳之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决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
戴先生（戴笠，字雨农）即令（军统局湖南站站长）金远洵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黄荣杰探明实情，了解天主堂的四周环境，拟妥周密行动计划，乘（农历）9月5日风雨交加之夜，敌军疏于防范，亲自潜入天主堂，救方出险，完成艰巨任务。”
后来，葛先才与容有略也逃离了衡阳。
成立“先和军”后，军长与各师长被分开，史载，逃跑行动也是各行其道，分别进行的，但是，逃出衡阳的将军们，不谋而合地一致返回重庆。他们想过没有，是什么在重庆等待他们？
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他撰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说：
“此次衡阳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国军战意之旺盛，尤以前经投降之各高级官员，在经过巧妙伪装其态度，终于突然逃脱，返回中国方面。”
抵抗，投降，逃亡。
一个巨大的弯曲形成了中国抗战史上最大的一个问号。
作为每一个回顾这段历史的人，有可能被这个结实地挂在心脏主动脉血管的问号坠的胸闷气短、冷汗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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