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博物 | 西北高地的早期开拓者——百年视野下的马家窑遗址与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遗址东南部与远处的洮河 作者/供图

百年前，瑞典学者安特生为验证其提出的“中国彩陶西来”假说，开启了中国西北考古调查之旅。1924年，安特生来到洮河岸边，在甘肃临洮城南约10公里的马家窑村发现一处彩陶遗址，这便是后来著名的马家窑遗址。

1944年，中国学者夏鼐开启西北科学考察之行，先后在甘肃、青海考察一系列遗址，并开展部分发掘工作。他根据田野考古新发现，指正了安特生“六期说”中齐家期和仰韶期早晚关系的错误，并在其后的研究中提出，将甘肃仰韶期遗存命名为马家窑文化。如今，马家窑遗址发现已近百年，马家窑文化早已深入人心，其璀璨的彩陶艺术更是世界闻名。站在百年历史的前夕，我们有必要回望马家窑文化筚路蓝缕的百年认识历程，并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总结和认识马家窑文化取得的重要成就。

植根于中原仰韶文化

马家窑文化最初被认为是仰韶文化的组成部分，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安特生注意到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相似性，特别是二者在彩陶方面的诸多共性，因此将马家窑文化归入仰韶文化的范畴。安氏在“六期说”中把甘青地区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遗存定为仰韶期遗存。此后，夏鼐虽提出马家窑文化的命名，但并不否认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密切关系。众多研究者也认同马家窑文化源自仰韶文化这一观点。例如，严文明从多个方面论证提出：“马家窑类型晚于庙底沟类型，并且继承了庙底沟类型的许多因素，是庙底沟类型在甘肃地区的继续和发展。”

这一认识在后来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中不断被证实。例如，在地层学上，马家窑遗址内曾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存叠压在庙底沟遗存之上的地层关系。近些年，马家窑遗址的最新考古发掘正式确认了上述地层关系。马家窑遗址新出土了大量马家窑文化彩陶和部分庙底沟彩陶。其中，马家窑文化早期彩陶上的图案有明显的庙底沟彩陶纹样特征，揭示了马家窑文化从仰韶文化中独立出来，逐步形成自己独特文化面貌的过程。此外，马家窑文化还在其他类型遗物以及房屋营建、聚落形态、生业方式、审美观念等多个方面与仰韶文化存在共通性。

总之，大量证据表明，马家窑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进甘青腹地后，适应当地环境，并进一步发展演变的结果。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不排除仰韶文化受到了其他人群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地生存的狩猎采集人群的影响。

马家窑遗址出土的彩陶 作者/供图

马家窑文化的持续西进

仰韶文化是中国最早被确认的考古学文化，以关中及豫陕晋交界区为中心，前后延续2000余年，是史前时代中原腹地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仰韶文化在庙底沟阶段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在分布范围内展示出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庙底沟人群强大的控制力。其后，仰韶文化开始走向沉寂。

大约在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腹地的仰韶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一部分人留守中原，调整发展策略，步入仰韶晚期；另有部分力量继续向西开拓，进军西北高地。实际上，早在仰韶早期，仰韶文化已西至六盘山附近。大地湾遗址、王家阴洼遗址和疙瘩川遗址的考古发现都表明，仰韶文化在早期已越过六盘山进入陇西高原，但多分布在东部。到庙底沟末期，仰韶文化继续向西北开拓，远远突破此前范围。

据现有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已深入陇西高原，进入洮河、大夏河流域，向西远达河湟地区。青海东部的诸多遗址如阳洼坡、胡李家，洮河流域的马家窑、寺洼山等遗址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庙底沟遗存。仰韶文化沿黄河及其支流一路溯流而上，占据肥美河谷及两岸阶地，适应环境，发展生产，并可能与当地早期渔猎采集人群融合，最终在庙底沟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马家窑文化。此后，马家窑先民便牢牢占据这一区域，持续经营长达1000余年。

其间，马家窑文化承袭仰韶文化的开拓精神，以兰州盆地及附近区域为大本营，继续在多个方向开拓进取：西北向进入河西走廊，最远可达河西走廊最西端，开辟了中西交流的重要通道；向西登上青藏高原，进入共和盆地，对后世羌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南向沿青藏高原东南边缘进入川西北地区，成为古蜀文明早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总之，马家窑文化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程就是一个一路向西、开拓西北高地的历程。马家窑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为中华文明在西北高地开拓了一块全新的战略要地，极大拓展了中华文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并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和后世青铜时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格局。

百年前的马家窑遗址 作者/供图

生业经济的新特色

与仰韶文化类似，马家窑文化在生业上依然以农业为主，马家窑人群依然是农业人群。最新研究显示，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的植物种子以驯化粟、黍为主。土壤微结构的最新研究也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禾本科植物的麸壳。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农业生产工具，则提供了另外的证据。同时，马家窑先民还驯养动物。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家猪骨骼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当然，这些并不妨碍马家窑先民依然开展渔猎采集活动。受限于当时当地的生产水平，渔猎采集可有效补充食物来源。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石球、网坠等工具以及野生动物骨骼都支持这一认识。

除上述生业之外，马家窑文化还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制陶业。众所周知，马家窑文化以大量生产和使用彩陶为鲜明特色。其在彩陶的绝对数量、相对比例、精美程度等方面，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称为中国史前彩陶的集大成者。那么，马家窑文化为何如此重视彩陶生产呢？这可能与马家窑人群所处的生业环境密切相关。马家窑文化占据的西北高地，生业环境较中原腹地更为复杂多样且不均衡。一些农业资源有限的区域可能会因地制宜发展出更为多样且独具特色的生业经济，彩陶生产可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

以马家窑遗址所处的洮河下游为例。洮河北出西秦岭后，河谷稍变开阔，但可供农业种植的空间依然十分有限。不过，洮河两岸却坐拥极为丰富的第三纪红土资源，是优质的陶土。沟壑纵横的黄土台地及黄土特有的直立性，为掏挖窑炉提供了优良条件。周围山地上丰厚的自然植被则供应了充足的燃料。源自仰韶的窑业技术也被马家窑文化保留下来并发扬光大。

上述种种因素造就了马家窑文化制陶业的发达。马家窑先民之所以对彩陶情有独钟，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源自仰韶文化的彩陶传统；二是商品性生产的需要。尤其是后者，可能是马家窑文化极度重视彩陶的重要原因。在农业资源匮乏的地区大力发展手工业，其产品的一部分应是用于交换。有研究指出，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可远距离流通至青藏高原，乃至川西北地区。河流可能是彩陶运输的重要通道。综上，马家窑文化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因地制宜强化了手工业生产，特别是彩陶的生产，作为生业经济的重要补充，并成为其鲜明的特色。

中西交流的先行者

人类社会早期，茫茫大海阻隔了人类的大部分交通，陆路及河流可能是当时交流的主要通道。我国地貌的特点决定了早期中西交流应主要在西部展开，与欧亚大陆腹地的沟通可能要通过西、北方向的陆路及河流来实现。马家窑文化所开拓的西北高地，无疑是早期中西交流的重要通道。从马家窑文化核心腹地出发，西北向可通过多条通道进入河西走廊，继续向西可深入欧亚大陆腹地。借此便利条件，马家窑文化可能是中国较早与欧亚大陆腹地文明建立联系，发生直接或间接交流的考古学文化，是中西交流的先行者。

这在马家窑文化的考古发现中可以见到一些线索。例如，地处马家窑文化核心腹地的林家遗址发现过马家窑文化铜刀，时代可早至马家窑文化早期，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铜器。河西走廊西端的张掖西城驿遗址发现了明确的铜冶金遗存，出土矿石、炼渣、铜器等一系列冶铜证据，其时代可早至马家窑文化马厂晚期。一般认为，冶金术最早起源于西亚，大约5000年前后从西亚经中亚传入我国。鉴于马家窑文化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位置，结合前述考古发现，极有可能是由马家窑文化最早引入冶金术，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早期国家的出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冶金术类似的还有麦类作物、驯化绵羊、黄牛的引入，同样可能是马家窑文化的贡献，为其后生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当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马家窑文化所掌握的种植粟、黍，驯养家猪的技术应当也会由此向西传播。此外，彩陶也是早期中西交流的重要线索。目前，虽无明确证据表明中西文化在彩陶方面有过直接交流，但二者间的相似性也是不争的事实，不排除双方在彩陶方面有直接或间接交流的可能性。总之，马家窑文化开拓和经营的西北高地，以及由此开辟的中西交流通道，不仅为中华文明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还打开了与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的窗口，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马家窑文化是中原文明对西北高地第一次大规模开拓的成果。马家窑文化在西北高地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延续长达千年之久，对西北地区文明化进程产生了持久且深远的影响。由此，中华文明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开辟了中西交流的重要通道，孕育了诸多西部重要文明，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西部大开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