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与仰韶陶片——寻回远去的记忆

（本文发表于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曹希平，正高级工程师，退休前从事地质文献与地质标本信息数字化工作。曾任中国地质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等职务，并兼任国际地科联文献委员会、信息委员会委员等国际与国内学术组织职务，现为国际地科联地质学史委员会委员。

2021年是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纪念。1921年，任职于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安特生受中国官方委派并经中国政府批准，前往河南渑池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以磨制石器与彩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并将之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标志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914年来华，工作11年。经过几十年时间断层，中国地质博物馆在2004年重拾记忆——因为在库房发现了安特生收集、研究的仰韶陶片。

壹

发现古陶片

2001年，中国地质博物馆修缮改造工程开工，标本转运至原国土资源部东郊仓库保管。2004年，标本回迁后开箱，发现了一些古陶器碎片。

中国地质博物馆主要收藏地质标本，每件藏品历史都以百万年甚至亿年为计量单位。因此，工作人员对发现只有不到一万年历史的人类文化遗物很不解。咨询早已退休的老馆员胡承志先生，又询问了来访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张永年主任，方获得一点线索：它们很可能是当年瑞典来华科学家安特生收集的仰韶陶器。这批仰韶文物数量巨大，但中方有关这批文物的文献记载已无从查找，只有瑞典东方博物馆还保存着它们的文献记录。于是，我们与东方博物馆联系，发去了陶片照片。东方博物馆马上安排了访问。

2006年，笔者受中国地质博物馆委派，去往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东方博物馆。在东方博物馆，参观了“中国之前的中国”展览和藏品库，见到安特生在中国采集的一大批色彩鲜艳、器形硕大的仰韶陶器，感觉震撼。

东方博物馆研究部主任艾娃全程陪同。她说：“这些是安特生博士采集的全部仰韶期文物的一半，另一半在中国，曾在中国地质调查所陈列馆展览和典藏。但从1936年安特生博士最后一次在南京见到它们后，就再无音信，据悉已经失踪。你们找到的这几块残片是令人振奋的发现。”

> 笔者与东方博物馆研究部主任艾娃（左）

和典藏部主任安娜（右）参观藏品库

贰

安特生其人与来华经过

安特生早年曾是知名的极地探险家，后因在中国的仰韶发掘等成果而获得“中国嘎纳”（Kina-Gunnar）的名声，享誉国际地质学界和考古学界。安特生曾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工作多年，但几十年的消息隔绝造成馆内几乎无人了解其生平。出访前，艾娃博士特意发来安特生的简单介绍。

约翰·贡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年7月3日出生在瑞典厄勒布鲁省（Orebro）的克尼斯塔（Knista），自幼对化石感兴趣。他于1892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第一个学位，后多次参加和组织极地地质考察，于1901年在乌普萨拉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并通过博士答辩，1902年获博士学位。

1906年，安特生被聘为教授，并于同年被任命为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

1910年，远在瑞典的安特生担任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秘书长，成功组织各国地调所和地质学家编撰了一千多页两卷本的《世界铁矿资源》。书中收录天津北洋大学美籍矿冶教授李特撰写的有关中国铁矿资源的文章。

1910年，状元实业家张謇提出“棉铁政策”，强调铁矿开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民国初年，张謇担任农商总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钢铁需求剧增。军阀混战的中国也更加感到钢铁需求的迫切。因此，中国政府农商部看中了安特生。但洽商聘请一事还需有人“穿针引线”。这时，瑞典在华科学家新常富发挥了作用。

新常富（Erik Nystrom，1879—1963年），瑞典化学家、地质学家，1902年至1911年受雇于山西大学，是山西大学首批聘请的教授。来华前，新常富曾于1899年参加瑞典地质调查所组织的野外探险。1912年，新常富在回国与瑞典地质调查所朋友聚会时结识了安特生并动员其来中国工作。回到中国后，新常富又通过在中国政府工作的学生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最终促成了安特生来华。

安特生来到中国后，被当时的农商部聘为政府矿政顾问，长期就职于中国地质调查所，从1920年起，在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即现在的中国地质博物馆担任馆长。

叁

从地质学家到考古学家

安特生来华后，首要任务是找铁矿。他在铁矿勘查方面成绩显赫，同时对中国史前史也很感兴趣。1920年，馆长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去河南采集标本。刘长山带回的标本中有数百件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的石器，来自渑池县仰韶村。安特生于是决定第二年赴仰韶考察。

那时的安特生缺乏考古专业知识，也缺乏对世界最新考古成果的了解。他1921年春去仰韶村，首先发现了古陶片，但不知是否是石器时代的陶器。犹豫几天后，他才下定决心搞清石器与陶器的地层和年代关系。经过挖掘证明，仰韶村的陶器与石器产自同一地层，因此是同时期的文物。

> 仰韶村当年出土的陶器

安特生为办理发掘手续返回北京期间，在被赞誉为中国地质调查所两大宝库之一的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地质图书馆潜心学习考古学知识，竟然查到美国地质学家彭拜莱编写、出版时间不长的中亚考察三卷本报告，看到了在中亚安诺的新石器时代地层发现的陶器残片彩色图片，颜色与纹饰与仰韶村发现的陶器风格很相似。为此，安特生备受鼓舞。

安特生充实了考古学知识又拿到政府批文后返回仰韶村，开始大规模的发掘。随后几年，安特生的发掘向西扩展到甘肃等地，发现了一套分布广泛、延续约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地层，其年代被命名为“仰韶期”。

石器时代？还是青铜器时代？

仰韶遗址发掘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小插曲。

一次，一个小孩拿来一枚青铜箭头，说是在安特生的挖掘点找到的。对判定为石器时代的地层竟然出土金属器物一事，安特生很重视。但经过参与发掘的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对小孩反复盘问，方知是从村北一处汉墓附近挖来，只是想多换些铜板。小孩无知，只知铜比石头值钱，不懂石器和青铜器是时代不同、赋存地层也不同的器物。

仰韶遗址发掘初期还遇到过一些令人迷惑的现象，例如地层中见到大量多孔的熔渣，很像金属冶炼的产物。安特生想，如果有金属冶炼痕迹，那就是比石器时代晚的地层。可如果进入青铜器等金属器时代，仰韶古人为什么放弃成形容易的金属器而继续费力地制作石器呢？安特生因此判断，熔渣应该是烧陶产生。果然，他在随后的发掘中找到了一片一端是熔渣的陶片，证实了他的判断。

前些年，有国内地质界专家提出，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定义一个陶器时代，理由是金属熔炼很可能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烧制。仰韶遗址发掘提供了金属熔炼源于陶器烧制的早期提示。陶器时代之所以没有得到考古学界人和历史学界的广泛响应，是因为陶器只是新石器时代同期开始出现的生活物品，它从未像石器、青铜器、铁器那样单独承担过一个历史时期的主流生产工具，况且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间并没有需要陶器独立“担纲”的历史空隙。

肆

瑞典返还仰韶文物的下落

安特生根据与中国政府的约定，将研究仰韶文物的成果发表在地质调查所出版物上，并于1927年到1936年，将约定鉴定研究后返还中国的仰韶文物分7批由瑞典斯德哥尔摩运回地质调查所，典藏在地质调查所陈列馆，1927年至1932年几乎每年一批。

> 第三批瑞典返还仰韶陶器

入关免税批文

1936年，安特生从瑞典来华，在搬迁到南京的地质调查所陈列馆专门参观了仰韶陶器。1937年初，留在北平的地质调查所分所陈列馆的展出记录有仰韶陶器。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的1938年，陈列馆主任盛莘夫撤离南京后提交的报告称，南京留有二百只陶器未被日本人发现。随后的十几年里，虽地质调查所陈列馆依旧报道有史前陶器展览，但是否为安特生采集的那批就不得而知。

20世纪50年代初之后的50多年，这批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事业开端的瑞典返还仰韶文物完全淡出公众视野，其踪迹再无任何报道。中国地质博物馆从2004年开始多方搜寻这批藏品，至今没有重大突破。

中国现代科学起步阶段，国家在选送大批优秀学子到西方国家学习的同时，又聘请了安特生等一批对中国友好的国际知名学者到中国工作，为中国现代科学的早期辉煌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在2021年10月17日召开的“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作为考古界代表，肯定了中国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等人发现仰韶文化，“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谨以本文纪念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百年，纪念1916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图书馆、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06周年。

作者： 曹希平

编辑： 张佳楠

排版： 何陈临秋

审核： 刁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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