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的诸侯，为何称“国”

其实，诸侯称国，在西周初年就这样了。

殷商时期，或许稍大的部落和城邑，已经“称国”了。

因为，“国”之本义，就是指诸侯这样的“小邦主”领地。

甲骨文中有“国”字，同“或”。

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孙海波先生考证考证说，甲骨文的“或”中之“口”，象“城”形，以戈守之，国之义也。

学者们大多赞成这个说法。

的确，先秦，皆把“国”训为“城”。

所以——

第一，“国”，首先指一级政治经济军事的管理单位。

《周礼.天官.太宰》云：“以佐王治邦国。”

这说的，是“太宰”这一高级周官的职责。

也可知，“邦”和“国”，都是“王”，也就是周天子的“下属”。

这些“下属”，都不是“独立法人”，而是周天子的“派出单位”，即《诗》曰：“敷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邦”和“国”的区别，放在后面讲。

第二，“国”，以“城邑”为标志。

《国语.周中》曰：“国有班事，县有序民。”《注》：“国，城邑也。”

第三，“国”，有大小之分。

《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国之一；小，九之一。”

“都”，指建有先君宗庙的“国都”。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都”分大中小，表明“国”分大中小。

这种区别，在周初，与国君的爵位高低有关。

翻回头来说“邦”和“国”。

前面说到了《周礼.天官.太宰》曰：“以佐王治邦国。”其《注》云：“大曰邦，小曰国。”

其实，以大小来区分“邦”“国”并不准确。

《书.尧典》云：“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由此看，所谓“邦”，就是“国”。所以才有“邦国”一词。

“邦”和“国”不同之处，在于“邦”的含义。

甲骨文中有“邦”字。

王国维列为“甲骨四堂”的功绩之一，是考证了卜辞中的“邦”字。

他说，“邦”，音来于“丰”，义来于“封”；古时，“封”和“邦”为一字。

这就清楚了。

“邦”，就是“分封”之“国”——“国”，来自“分封”；“国君”爵位、领地和权力，也来自“分封”。

《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朱熹《集传》注：“周邦虽自后稷始封，千有余年，而其受天命，则自今始也。”

这句诗的前一句，解为“周，原是殷商的一个‘封邦’”就已经可以了。

殷商，从卜辞看，周边或远或近的“方国”，约有140多个。其中始终为敌的，有26个，称“侯伯”的4个；始终服从“领导”的，有64个，称“侯伯子”的45个，称“王”的3个；时敌时友的，有51个，称“侯伯”的11个，称“王”的1个。

这里边称“王侯伯子”的，或许就是与商王室有封赐关系的“方国”。

西周初，实行分封制，一次分封了七十一国。

所以，那个时候的诸侯，已经“称国”了。

于是，有了“国家”一说。一般说，诸侯称国，大夫称家。个别时候，“国家”也作为“国”之统称。

也有了“国君”“国主”之号，一般指诸侯。管诸侯的最高领导者，称 “天子”或“王”。

亦有了“国人”和“国民”之称，指居住在城邑内的人。

总之，先秦时期带“国”的词汇，基本都指“诸侯国”范围内的人和事。

后来，周廷衰微，诸侯坐大。诸侯，包括原来的士卿抢夺权力上来的新贵，不满足于称“公”，就纷纷称“王”了。

到了战国时期，主要的诸侯国，只剩下七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