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我欲救国兴邦，可却适得其反，离开组织我心痛无比

张国焘是近代党史上不愿提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位党的创始人在1938年公然脱党，并多次发表文章抨击我党，在五十年代，他身居香港，曾一度想要回国，可在权衡再三之后，张国焘最终远走加拿大，在1979年黯然在公寓中辞世。

晚年之时，张国焘曾经写回忆录，将自己跌宕起伏的前半生进行了总结与归纳，有一位与他熟识的记者也对他进行过专访，张国焘和他进行了长谈，

他说，我在五四运动时，作为学生领袖，很多同学和老师都愿意跟在我的身后，我以救中国为己任，后来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接受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思想，我也觉得这种阶级革命是让中国崛起的快速途径，所以我们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开始建党，1921年受陈独秀先生的委托，我去嘉定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陈先生，我和李达被选为组织的核心。

可是此后的诸多事宜我都不满意，苏联代表鲍罗廷在组织内成为太上皇，他指手画脚的过多的干预了我们很多决策，我对他的很多意见都持保留态度，这也让苏联方面对我很不满意，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太多的革命同志被屠杀，我感到痛心疾首，可是苏联方面却指责我们是右倾投降主义，1927年，我到了南昌和几位主要的负责人组织了军事暴动，希望能复制俄国革命的成功模式，但又一次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俄方对陈独秀先生大加指责，可所有的意见都是他们拿出来的，我们只是奉命执行，

随之而来的六大在苏联召开，当时陈独秀先生本想参加这次会议，但我们几人都劝他不要去，怕他去到那里就会成为替罪羊，恐怕今生再也无法回来，最终陈先生没有去，而我则去苏联参加了这次会议，

与会者中大多是留苏的学生，他们的思想激进，对大革命的失败横加指责，把一切罪责都推倒了陈独秀身上，陈先生也被罢免了在党内的一切职务，我也被指为投降主义的代言人，苏联方面为了更好的控制党组织，让我留在苏联，实际上就是将我扣住，他们把权力移交给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中苏联代表的好学生王明成为他们的领袖。

我在苏联留居了三年，此时王明，博古等人已经完全掌控了大权，这时我才被放回中国，被委任为鄂豫皖苏区的主席，

此时鄂豫皖苏区的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大兵压境，加上党内清查AB团，让整个苏区人心浮动，当时反AB团，确实错杀了好多同志，可当时所有的苏区都大搞肃反，我只能将规模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将损失减小，

在军事方面通过几次用兵，我发现副军长徐向前有着卓越的指挥才能，所以我提议任命他为红四军的总指挥，让陈昌浩担任政委，接下来我们在军事上开始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鄂豫皖苏区的规模急剧扩大。

第五次反围剿，国军精锐云集，为了避免损失，四方面军转战川西，整个部队不但没有遭受损失，反而扩充到八万人，能作战的精兵有五万多人，

而中央红军和湘西的二六军团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四军给予了中央红军很多帮助，可是有人看到红四军兵强马壮，担心中央领导大权尽归四方面军，所以要分裂红军，后来有人说我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红军，还有所谓的的密电，这些情况我完全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要分裂红军，

当时红一，三方面军突然脱离大部队，很多干部都要求我派兵去追击，我和陈昌浩不同意红军打红军，至于另立中央则是当时的干部们对一，三军团擅自脱离大部队十分不满，让我和朱老总临时负责，从来没有什么要分庭抗礼的概念，但此后给我扣上了分裂党的大帽子，我绝不能接受。

还有率领四方面军南下，是当时组织内部商量的结果，北上的红军争取通过外蒙古打通与苏联的通道，而我带领四方面军继续留下打游击，创建根据地，

可后来在陕北一切都变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成为了错误，让我担任有名无实的边区主席，可党内的大会小会我都是主角，大批小斗，整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西路军覆灭的责任都推到了我的头上，我知道，这是组织内部要拿我当替罪羊，

西路军被歼灭我比任何人都心痛，那些战士都是和我转战了五年的阶级兄弟，他们的惨死让我哭了好几场，可此时我能怎么办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对于离开红军和组织我是一百个不愿意，

但王明回国后，红四军的参谋长李特和秘书长黄超在新疆被杀，让我体会到了唇亡齿寒，党内的斗争一直都是你死我活的，我失势了，留在这里有百害而无一利，1938年，我借祭扫黄帝陵之机，远走武汉，并发表了退党声明，离开了我一手创建的组织和军队，这份痛没人能懂，只是这个党已经背离了我当初的初衷，我欲救国兴邦，可是却适得其反，现在能在异域安享晚年，我已经知足了，希望天佑我中华，让他走向繁荣与昌盛。

张国焘侃侃而谈，将自己年轻时的心路历程一一道出，只是时光荏苒，这位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被大浪淘沙，成为过眼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