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王小帅:能不能拍好电影，才华只占35%

多年前，王小帅的父亲反复劝告他，不要走有关戏剧或电影的路。

1959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导系、始终被失意落寞纠缠的父亲，一生跟戏剧有关，最后又跟戏剧无关。

父亲说，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人常常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戏剧电影本身的集体创作形态使一个作者很容易就被淹没掉个性，很多时候导演只不过是个傀儡罢了。”在自传《薄薄的故乡》中，王小帅如是写道。父亲一直觉得，儿子应当去画画，这样就可以“独自一个人完成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可以是山，是水，是花鸟，无关乎别人，无关乎政治。在绘画艺术里，你可以自由自在”。

因为父亲一生的经历，王小帅选择相信他的话。但同时，王小帅也选择了坚持自己的理想。

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王小帅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上世纪90年代初，他站在人生第一部影片《冬春的日子》的拍摄现场时，忍不住在心里说：“对不起了爸爸，你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沉住气，坚持住，

我们都还在呢”

1992年年初的一天，已经在福建电影制片厂工作两年、写了五六个剧本的王小帅，在一次会议上听到厂领导说，像王小帅这样的年轻人想要独立工作恐怕还需要五年。这让一直等待机会的王小帅，忽然有了一种清晰的幻灭感。领导话音未落，王小帅就起身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所，用不到三分钟时间收拾好背包，踏出厂门。他急急拐过街角，穿过菜市场，招手打车。车子启动时，他的心还在怦怦直跳。

几天后，重回北京的王小帅和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同学刘小东、喻红，在东四和隆福寺之间的一家广东大排档吃饭。王小帅、刘小东喝二锅头，喻红喝汽水。席间，王小帅正式宣布，自己要流浪北京，并且要拍第一部电影。

“拍什么？”刘小东、喻红问。王小帅说：“拍你俩。”

“为什么是我们？”

“因为没别人，也没一分钱，找不到正式演员。”

“我们能演戏吗？”

“不用你们演，待着就行。”

就这样，刘小东和喻红同意了。王小帅之前在福建时，刘小东就写信给他：“沉住气，坚持住，我们都还在呢。”很多年后，王小帅收拾东西时又看到这封信，他蹲在地上泪流满面。“他们就是为了帮我成就一个事，这样将来可以向别人介绍，这是我们同学，导演王小帅。”

《冬春的日子》剧照。（图/豆瓣）

《冬春的日子》就这样开拍了。王小帅借款5万元，聚集了一众老同学，拍了5个月。摄影机是从北影厂器材库里翻出来的废弃品，一开机就哗哗响；胶片由保定乐凯胶片厂提供——那时他们已经不生产用于电影拍摄的大本胶片，但王小帅说服对方，自己的电影可以帮助振兴国产胶片。每个周五，王小帅他们把摄影机从北影厂借出来，周六、周日拍两天，然后还回；周一，王小帅独自拎着拍好的胶片，坐火车到保定冲洗。

同是1992年，同为“第六代”导演的贾樟柯，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一段关于王小帅拍摄《冬春的日子》的描述——“扒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这让彼时仍在投考北京电影学院的贾樟柯深受鼓舞，以至于多年后，他在参加“一刻talks”演讲时提到：“今天已经发福的王小帅，那时候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矫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错，呼啸而过的无数列车上，原来还搭乘过一个青年的电影梦。”

也许正是因为经历过被迫“野蛮生长”，当被问到“最有意义的作品是什么”时，和相对官方的回答“下一部”不同，王小帅非常看重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因为它是“从0到1的起点，让你从梦想做导演，到真的成了导演”。

而只要开始，就预示着更多可能。因此，在2016年成立冬春影业后，王小帅也一直想要帮助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启电影梦。2023年9月，作为IM两岸青年影展评委会终审主席，王小帅出现在了福建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的创立理念和王小帅的想法不谋而合——帮助年轻电影人搭建更多关于创作的桥梁与机会。在密集看过最终入围的几十部短片后，王小帅感到这才是真正的“野蛮生长”，“它们代表着未来电影的一股凝聚力量”。

但王小帅也强调，在人人都可以拿起手机拍摄、做导演这件事也变得不再神圣的时代，创作者的耐心与认知显得更为重要。

“在中国电影市场突飞猛进时，

有一条窄路也必要有人去走”

这更像是一种有感而发。当年从福建回到北京，走在街头，王小帅忽然发现，一切都需要从头再来。“一个离开学校的人，社会就这么硬生生、辽阔阔地铺展在你面前，家庭的支持、朋友长辈的赞美这时已如沉在水中的石子，河水就这么无情地流淌着，你要成为你自己水中的掌舵手。”

而生活这条河，不断冲刷、磨砺每个创作者的，“大多是才华以外的东西”。就像多年来，王小帅的影片屡屡获奖，但对于“靠什么赚钱”这个问题他一直没找到答案；他说自己爱吃、爱玩，当老同学刘小东拿起画笔画他时，他都忍不住感慨“生活呀，都是麻烦，短暂的乐子都得主动找啊，快乐太难得了”，但他有时却忍不住在公众面前显示愤怒的一面——2015年因为《闯入者》1%的排片率，他对媒体表示，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而生活这条河，不断冲刷、磨砺每个创作者的，“大多是才华以外的东西”。

天性中潜藏的不随波逐流，成了王小帅身上的标签。也是在那次“一刻talks”的演讲上，贾樟柯提及“第六代”导演时说，他们这些不合时宜的人拍摄的影片往往无法产生利润，但他们选择跟现实有关系、跟真实有关系。他们的影片“相互补充，相互串联，隐约勾勒出了一条中国变革的影像之线，不至于让中国人的真实遭遇在物欲的喧嚣泡沫中无迹可寻”。

在贾樟柯眼里，他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我们无论在与什么对抗，譬如商业经济，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早在2003年，王小帅曾和贾樟柯、娄烨等10多位独立或所谓“地下”电影导演，去北京电影学院参加了一次由国家电影局组织的特别座谈。会上，他们除了得到他们可以拍片了的信息，也得知电影从此要走市场化的道路。

在《薄薄的故乡》中，王小帅回忆，他们几个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般欢欣—— “市场化当然是早就该有的必然之路，但这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市场化？独立的思考、个性的表达、自由的创作能否在新的夹缝中得以生存以至发扬，共存于这个‘市场’？”

带着新的担忧，王小帅、贾樟柯和娄烨找了个酒吧坐下。王小帅决定做《青红》，娄烨也决定做一部片子。他们当然知道在新的市场化、商业化之后“应该”做什么，但心里的声音却一直告诉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在中国电影市场突飞猛进时，有一条窄路也必须有人去走。这条路不会比头一个十年好走，相反，可能会越来越难。但埋下的种子多了，破土的概率还会少吗？”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回看这20年，在商业和钱做主角的时代，王小帅也许也有过困惑，不然他不会在《地久天长》上映时对媒体表示“你做了很多，得到很多荣誉，心理上应该很满足，却没有挣到很多钱，你还是会缺少安全感”。但2023年的这个秋天，他向我感慨：“我现在拿一个剧本给人家看，我说这个剧本能有50亿元票房，那就是开玩笑了。”也许，在经历了艺术与商业的拉锯后，他始终还是那个严肃电影的捍卫者，按他自己的说法，“我很幸运，一直顺着自己感知到的东西拍片”。

以下是《新周刊》与导演王小帅的对话，有关创作、磨砺与耐心。

搞电影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

你必须观全局

《新周刊》：作为IM两岸青年影展评委会主席，你如何评价这些短片？

王小帅：短片不进入市场，反倒像露出的沙砾，显得比较自由。你一眼可以看到创作者的本心。没有人给他把关，也没有人给他提意见，作品的纯度会相对高一点。这是创作和成品最好的状态。

《新周刊》：但每一个创作者，都有一个长片梦吧。

王小帅：做长片就像毕业以后真正跨入社会，你要自己去谋生，学校、老师对你的保护都不在了，你要过资本的关、市场的关……这都是很残酷的。

2023年9月，作为 IM 两岸青年影展评委会终审主席，王小帅出现在了福建平潭。（图/由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也在帮前两届IM两岸青年影展的获奖人孵化长片。年轻人该如何面对“很残酷”的市场？

王小帅：只能一步一步来，需要耐心。有的导演会想，“我想法有了，剧本写出来了，赶快给我钱，我就能拍出来”。但我们需要保证剧本的成熟，年轻人野心大、经验少，我们只有帮他把剧本把握好，才能给投资方信心。如果他认为自己的想法不能改、不能变，那我们就无法达到一种默契。

对于年轻导演，我首先会看他的文字能力；其次，会看他的个性。制作一部电影，他的才华所占的比例，可能真的就只是30%—35%，剩下的，看的是脾气、性格，甚至人格是不是健全。前段时间我跟宁浩聊天，他和我的想法一样——你的才华在这，我可以放手相信。但是我们花时间最多的，是跟年轻导演吃饭、玩牌、喝酒、聊天，看的就是一个人是不是善解人意、通情理。

另外，也要看他对电影的认识。同时，他要对在电影呈现出来之前，自己可能要经历的事情有判断。

《新周刊》：但是创作者有时容易自我。

王小帅：对，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把电影艺术看得很崇高，把自己的热情和感觉看得很重，这是对的。但搞电影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你需要在观全局的同时，一点点把才华呈现出来。

有些导演有耐心，知道并不是自己一出来就会被市场欢迎，也能看到别人对他们的善意的帮助。我相信，有这份耐心和认知，很可能某一天，他就成功触碰到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作品。

“除了呈现真实，

我更愿意保持一个距离反思”

《新周刊》：今年电影暑期档“爆款”频现，票房超20亿元的影片有4部。你如何看待近些年的电影市场？

王小帅：对于今年暑期档，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几部好的，但有些偏重现实主义的或稍微个人化一点的还是不行。老的矛盾、老的困惑，依然存在。

但是我们不能在不好的时候哀鸿遍野，好的时候又觉得希望满满。我们还是要更多地去探讨根源——如果有这么多的可能性、这么好的市场、这么强的观众基础，如果能够给创作的自由度更大一点，我相信，不管是工业化的，还是那些作者型的、偏艺术气息的电影，都会一荣俱荣地更好起来。

《新周刊》：每次去电影节，包括一些青年电影节，氛围都很好，但是它们会不会最终成为乌托邦一样的存在？

王小帅：像IM两岸青年影展或平遥国际电影展等，它们给年轻人创造了机会。这届IM两岸青年影展，至少从投片数量上看，年轻人离梦想更近了——他们可以到电影节彰显身份，等待被发现。

以前，观影渠道少，而且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自己可以拍电影。你必须学这个专业，才有可能触碰它。现在，电影教育变得普遍，每个人也都可以用手机想拍就拍。这很像2000年左右电影开始市场化的时候，那时流传一句话——拿着砖头扔到墙外，砸中9个人，9个人都是导演。

现在我们的电影节也不止于放片，就像IM两岸青年影展也开辟出了创投环节，帮助一些剧本慢慢孵化。对创作者而言，这些表面的、结构性的、市场化的东西已经搭建得相对完整。我觉得还差最后一把——让这个行业真正到市场上去检验，让真正的市场去淘汰、去梳理这些电影。

王小帅在《地久天长》拍摄过程中的工作照。（图/由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有人评价，“王小帅的电影非常知识分子化，绝对不是平民的视点，但是并不代表他将自己和平民分开，也不代表他要将自己和生活切断”。你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王小帅：我本身也是普通人。有些电影的所谓“平民化”，是创作者扎到同属他的人群去呈现人的奔波、遭遇的各种不公。除了呈现真实，我更愿意保持一个距离反思。

《新周刊》：你在创作中，是怎样的状态？

王小帅：我们的生活是创作的宝藏，但创作意志并不会得到充分表达，不能免除别人对你的审视。我也努力去理解，我可以在创作过程中经受苦难、协调问题，但意志或者艺术观不会百分之百地输出，总要妥协，可能要拿出40%—60%去配合，有时会挣扎得厉害。

投资方对我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期待。就像我现在拿一个剧本给人家看，我说这个剧本能有50亿元票房，那就是开玩笑了。这也是我说剧本很重要的原因。投资方面对一个剧本时非常清楚做它的目的是什么、可能性是什么、风险是什么、期待是什么、对标是什么，有了这些判断其实更好，大家反而心态比较平和。

“对我来说，

有话想说甚至有怒气，都是能量”

《新周刊》：你总说，IM两岸青年影展应当让年轻人更好地玩起来。为什么？

王小帅：年轻人的生命本应是活跃的，荷尔蒙是随时积攒要爆发的，但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网罩着他们。这个社会应该是自由、奔放、热情的。就像昨晚的音乐会，后来，一些年轻人站起来、跳起来，跟着台上的乐队释放他们的荷尔蒙，其他人也慢慢被带动。年轻人躁动起来，把自己解放出来，我觉得IM两岸青年影展才算真的开始了。

《新周刊》：你是个什么性格的创作者？

王小帅：我喜欢热闹，喜欢玩。只有这样我才有更多触角触到社会生活本真的一面。当然，有些人就不喜欢社交，就愿意一个人待着孤独地思考，跟宇宙沟通，一脑子哲思。你得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这样就会很开心地去处理事情。

“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也能弥补一些内心的感受吧。”

《新周刊》：你的很多作品都是围绕家庭生活展开。你对这类题材有偏好？你达成“自洽”的状态了吗？

王小帅：对我来说，有话想说甚至有怒气，都是能量，反映到创作上，就是我想做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在大的不可控的社会里浮浮沉沉，在短暂的欢乐之后，有心酸，有难受，有痛苦。看到这些，我会说：凭什么？我们的命运恰恰太不自洽了。

《新周刊》：这种偏好，和你的成长经历也有关系？

王小帅：有一点。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挥之不去的东西和他的生长环境以及家庭有关。像我们家，来来回回、抛来抛去，都是被动的。我也尝试像大家一样拍拍爱情片，改变一下自己的眼界和思路，改不过来呀。

《新周刊》：人还是要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东西。

王小帅：拍到现在，我还是很幸运的，顺着自己感知到的东西在做。我们经常会有闪念，但是马上就会怀疑能不能做，慢慢地，念头就消亡了。我觉得最好的，是念头出来时敢去做。你一做，发现这条路通了一点点，你就知道这个事是能做的，是挡不住的。

《新周刊》：整体上你是个乐观的人吗？

王小帅：我并不乐观。我觉得能量是守恒的，我好玩好吃，就已经很乐观了。

《新周刊》：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也能弥补一些内心的感受吧。

王小帅：可能往往越是这样，越悲观，鸡汤我喝不动。除非把创作的自由当成最高的境界，这个时候如果我做不成了、我失败了，我是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