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评毛主席《蝶恋花》：没有通的地方！是眼光高还是故意贬低？

一个混乱的时代对于人民是灾难，但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却或许是沃土。民国时代便是如此，其造就了一位又一位思想文化界的名流，胡适之就是其中一个。

要说胡适这个人，在历史上具有极大的争议性，有人将他捧上神坛，也有人对他批评有加。但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胡适的人格是非，单来看他与毛主席的恩怨纠葛。

要说胡适与毛主席，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们一个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个是资产阶级文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想追求。

但在最初的时候，胡适和毛主席的分别还没有这么大，甚至于毛主席还一度对胡适十分仰慕，并待之以师生之礼。

让时间回到百多年前的北京，彼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这时，你若是问一个青年学生最喜欢读什么杂志，那一定会得到“当然是《新青年》”这样的答案。当你再问“那你最敬佩谁”时，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胡适和陈独秀。”

在那个时代，胡适和陈独秀就是有着这样的影响力，即便是毛主席也对此完全认同，他曾在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

当年毛主席在东山高小读书的时候，经常看《新民丛报》，于是对梁启超产生了仰慕之情，将康梁二人引为自己的人生导师。

但等到毛主席来到长沙，他的眼界得到进一步开阔，很快便对康梁二人的局限性有了深刻认知，旋即追求更前沿的新思想，仅比自己大两岁的胡适成为他新的思想引路人。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毛主席在恩师杨昌济的帮助下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就是当图书管理员，每月八块大洋。

毛主席看重的，自然不会是这笔薪酬，而是从此可以零距离接触自己的灵魂导师，以及从此可以在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接受思想滋养。

彼时，胡适正在北大当教授，他也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学校里给他每月开出了两百大洋的薪水，可见对他的重视。

每当有空的时候，毛主席一定会去旁听胡适的课，他还曾和萧三一起专程拜访过胡适，也曾邀请胡适参与新民学会的报告会，这种种行为都让人不难看出毛主席对胡适的仰慕。

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胡适也曾对毛主席给予过建议。那是在1919年前后，一大批新民学会的成员想去国外勤工俭学，毛主席本来也是要去的，但临走了他却反悔了。

之所以临时反悔，除了母亲患病不能远出之外，毛主席同时认为既然是求学，那在什么地方都是无所谓的，不一定非要去国外，把国内的事情搞明白更为关键。

毛主席为此还咨询了胡适，而胡适也很支持他的想法，他还写了一篇名为《非留学篇》的文章，表示了对毛主席“多研究些问题”态度的赞成。

不得不说，胡适与毛主席的眼光都十分独到，如果毛主席当年去了法国，也就不会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的千古文章，中国的革命还不知道要经历多少曲折。

此后的毛主席就一直在做着实际的工作，他创办过文化书社，重点销售胡适及其老师杜威的著作；他还创办了《湘江评论》，而胡适对此鼎力支持；后来毛主席要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胡适也给予了帮助。

总之，在真正的革命高潮到来之前，胡适与毛主席的关系是十分亲近的，他们亦师亦友。

早年的胡适和毛主席之间确实有着不错的私交，但这种交情在后来的革命浪潮中很快就被冲淡了，而导致他们走向分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理解分歧。

胡适因为在美国留学的缘故，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毛主席则在五四运动以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于是，在后来的历史中，毛主席与胡适的分歧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毛主席高举“工农武装割据”的大旗后，更是让胡适这种妥协派文人如坐针毡，他曾多次给毛主席发报规劝，希望毛主席放弃武装斗争，而这让毛主席对他的仰慕之情渐渐磨灭，取而代之的是失望的情绪。

要说毛主席对胡适彻底失望，还得是后来发生的事情。1945年的三月份，当时德日败局已定，胡适作为中国驻美大使带领代表团前往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董必武则在此时找到胡适，希望他能接受我党的主张，以促成战后的和平建国。

但是，在与董必武接洽之后，胡适很直接地拒绝了董必武提出的在公开场合为我党发声的要求，并表示中国共产党应该放弃武装力量，仅仅作为一个政党参与单纯的政治活动。

胡适认为：抗战之后中国必将迎来一段相当久的和平时光，国民党也会适时进行民主化改革，共产党应该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政治地位。

这种见解在当时中国的中间派中十分流行，但身处后世的我们明白，这不过是民国文人的一厢情愿罢了，他们的政治眼光实在局限得很。

胡适当时也是被国民党所诱导，因而始终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这也就让他的看法有失偏颇。

如果说此时的胡适还只是被蒋介石的假和平所蒙蔽的话，那他后来的作为就无法理解了。

在1946年的七月，国民党参政会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傅斯年和章伯均等人访问延安，而这些人与胡适都有交情，毛主席顾念旧情，还托傅斯年向胡适问好。

不久之后，胡适收到了来自毛主席的问候，当他听到“感念旧好，不胜驰念”的时候，便再次希冀以旧情来打动毛主席。

于是在当年的8月24日，胡适再次给毛主席发去了电报，要求共产党放弃武力。胡适连续两次发表这种幼稚的政治观点，让毛主席对他大失所望，他干脆不再理睬胡适。

不过，要说毛主席从此就放弃胡适了，那也是不对的。几年以后，当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时候，胡适也准备离开大陆，而毛主席则想要挽留他。

胡适昔日的一个学生，当时是我党的地下党成员，他就给胡适递了话说：“延安方面传来消息，请您留下，继续担任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长。”但可惜，不知道是否出于对旧日作为的惭愧，胡适毅然在1949年的四月份去了美国。

在国家面临新生的时刻，胡适既没有忠诚于国民党，也没有投靠共产党，而是选择了流亡海外，但他在美国过得并不好。

1952年，国民党邀请胡适做了一次演讲，蒋介石以极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他，甚至还邀请他一起阅兵，这让落魄数年的胡适有了蒋介石依然重视他的错觉，于是就在宴席上对台湾的民主问题大谈特谈。

彼时口若悬河的胡适并没有注意到，满脸堆笑的蒋介石眼神中充满着尴尬与恼火，蒋介石当晚回去气得睡不着觉，他后来在日记中这样写：“昨晚一夜不眠，吃了药也没效果，都是胡适害的。”

但胡适并不知趣，他后来又办了一个叫《自由中国》的刊物以文进谏，希望蒋介石当一个无能无为无智的三无领导，结果这个刊物就被禁了。

与蒋介石的外热内冷相对的是，毛主席对胡适的态度倒还算温和，甚至于还有些维护的意思。

建国初期，国内对胡适多有批判，众人的文章笔墨加起来有几百万字之多，可以说是骂声不绝于耳。

不过，毛主席却在一次宴请知识分子的会谈上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很多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替他恢复名誉吧。”所以说，毛主席对胡适，还是有情分在的。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毛主席维护昔日老师的同时，昔日的老师却对学生横加批评。那是在1957年，毛主席给自己发妻杨开慧的好友李淑一写了一首词，名为《蝶恋花·答李淑一》。正是这首词，让胡适很不舒服，特地批评了一番。

李淑一是毛主席的诗友，而她的丈夫柳直荀是革命烈士，其于1932年牺牲在湖北洪湖，此后李淑一一直孀居。

二十多年过去了，因为对故人的思念从未断绝，李淑一于是就提笔写了一篇《菩萨蛮·惊梦》，并送给毛主席赏鉴。

毛主席的爱妻杨开慧同为烈士，所以他在看到这首词后也想起了故人，一时间百感交集，便写了这篇《蝶恋花·答李淑一》相和。

毛主席的词中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飘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被李淑一在课堂上读出，因其感人至深的真情流露而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当然也传到了胡适的耳朵里。

可让人惊讶的是，胡适在看到这首词后，悻悻然地说了一句：“没有一句是通的！”

毛主席素来好填词，也是数得上的词家了，其名作不知凡几，如今却被胡适说的一无是处，到底是为何？

按照胡适的说法，“蝶恋花”既然是词牌名，上下阕就要同韵，八个韵脚缺一不可，但毛主席的这首词完全不同韵。

如果仅仅从文学角度去说的话，胡适的说法自然是正确的。只是，文学作品不拘泥于形式并不是没有先例，不管是今人还是古人都有不少不注重韵脚格式的作品。

其中，尤以崔颢的《黄鹤楼》最为出名，也就是那首“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这首诗不仅重复使用词语，而且不管平仄、不顾对仗，在格律上全无讲究，但它却是唐人七律第一。

据说，当年李白见了崔颢这首诗都不敢题诗了，最后只写下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既然如此，毛主席如此写也是毫无问题的，毕竟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就是真情实感，而这首蝶恋花恰恰是以情意见长。

何况，胡适自己当年写过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其中就提到写诗不必拘泥于声律。既然如此，胡适此举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其实吧，胡适之所以要说风凉话，本意就是在撒气，撒大陆批胡之气。我们前文已经说到了，自从胡适的学生出版《红楼梦研究》一书以后，大陆批评胡适之风潮居高不下，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文人创作了两三百万字的著作来批胡适，胡适已经被骂成了“洋奴”、“走狗”。

对此，胡适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他在看完了所有批判他的文章后，不仅将其整理成册，还写了批注，准备将其发表作为回应。

但是，胡适的朋友却劝他不要和文坛对着干，还是息事宁人为妙。胡适在憋忍一番后，偶然看到了那首《蝶恋花》，最后将气撒到了它的头上。

在事情过去后，胡适的心态就要平和多了，他甚至把大家对他的批判看作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

另外要提的是，胡适尽管对毛主席的诗词有微词，但对他的文章却赞赏有加，在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中就写了：“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有意思的是，胡适认为毛主席白话文写得好，其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老师的教导。”

胡适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一代大师，其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谁也无法否定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也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胡适成为了毛主席的一时之师，二人曾有着相当深厚的情谊。

然而，作为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却缺乏必要的政治眼光，这也导致了他与毛主席的分道扬镳，而他们的结局也最终印证了一个国家的未来要落在追求实际的人身上，而不是由纯粹的文人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