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当市长有多难? 一位前市长的口述

作者 | 仇保兴

来源 | 修远基金会公众号

本文摘自《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

01

我是 1999 年 3 月份调到杭州的，2 月份市人代会已经开过了，所以我当时还是代市长，我这个代市长要代近一年时间。当时，众所周知的是，杭州市区违法建筑肆无忌惮，遍地开花。我曾在杭州学习、工作过六年时间，我对这里很熟悉。我发现杭州许多单位、个人都可以盖违法建筑，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建成之后，临时工棚全部改成了店面。那么多公园绿化被占了，人行道被挤占了，管道被压了，城市还能不乱糟糟的啊！

我当时下决心要把这些违法建筑都拆掉，但很多人劝我等代市长的“代” 字去掉以后再拆。我认为，当时违法建筑增加很快，正是高潮期，每年增长约200 万平方米，推迟一年等“代”字去掉再拆，就要多拆 200 万平方米，各方面的矛盾和损失会更大。我记得当时很多朋友，包括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些厅局长，纷纷打电话给我说：“你这样做，‘代’字还要不要取消啊？”我说：“不取消就算了，代下去就算了嘛。”我在当年 4 月份就部署了这件事，下决心进行大拆违。

我认为，如违法建筑不拆，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当时我们拆的第一座违法建筑，就是某政法机关盖的三星级饭店绿晶饭店。当时我们去拆的时候，他们连家具都没搬，而市政府公告已经贴出半个月了，告诉他们要拆除，这是违法建筑。当我们把吊车启动，开始扒屋顶了，里边的负责人才跑出来，说：“你们真拆啊？”他说：“三年前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决定叫我们自己拆，我们就顶着不拆，你们杭州市倒来拆。”意思是说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定下来的他们都可以不执行，你们小小的杭州市竟敢来拆。其实市政府这个决定半个月以前就告诉他们了。我们真的开始动手了，他们才开始搬家，一边上面扒，一边下面在搬家。

当然，拆违的方法也比较巧妙。以前拆违法建筑都是领导下决心，然后执法队伍偷偷地去把它拆掉。我认为政府办事须公告在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公告明示：违法建筑坐落在哪里，面积多大，并通知违建者自己拆，如果自己不拆，到一定期限后我们帮助他们拆除。如果拆错了，政府赔偿。违法建筑公布以后，拆除完全是公开执行的。第一批违法建筑在电视台、报纸公布了以后，15 天内自己不拆除的，政府来拆。同时，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举报电话，听取群众举报他们住宅周边的违法建筑。违法建筑被拆的人有种心理，既然我建的违法建筑被拆了，就积极地举报周边他人的违法建筑。这样拆违的同盟军就越来越壮大了，越来越多的群众被发动起来参与拆违。违法建筑经群众举报、政府核实，核实以后登报进行 15 天公示，公示期间没有人提出异议、拿不出合法建筑证据的，就得拆。就这样，一浪接着一浪，一波接着一波，拆除违法建筑活动就推开了，到后来就成了一个群众的自发运动，挡不住，停不了。

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利益的冲突。这是难免的。对改变大家都会拍手叫好，但改到自己头上就不好了。最典型的是，我毕业后曾留在杭州大学物理系光学实验室当助教三年，有一大帮同事和同学。开始拆违法建筑的时候，他们都写信为我叫好：杭州必须要有铁腕拆违，必须要这样治理，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城市就乱了，衰了。后来浙大校园也开始拆违了。浙大对大拆违的贡献是巨大的，当时华家池校区的周边一圈全是临时建筑改成的商店，每年的租金收入就有四千多万元。浙大统统把它们拆了，并全部建成了绿化带。之后，浙大自己组织了一个拆违队，专拆校园里面的违法建筑。原来许多教授、讲师在校园内随意搭建棚屋养鸡、养鸭，甚至养猪的都有。校园拆违，首先就是把鸭棚、鸡棚给拆了。他们就写信给我，说想起了日本鬼子的“三光” 政策，他们养的鸡鸭都没啦，都被“鬼子”抓走了。有抱怨的、有骂娘的，反正完全是同一拨人，开始时叫好，后来喊糟。由此可见，只要触犯到自己的利益，人人都不痛快。

任何改革总体上是一片叫好，但是到了具体的单位和个人，产生一些利益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全体人民的利益跟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的，这是常识。但是看问题、做事情都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以后，民众怎么看这个问题。要是老是想着那几张选票，想着一时的叫好，老是考虑自己的位子，是做不好事情的。

实际上，整个拆违工作也是利用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力量，依靠了这种新的机制，干部还是原来那批干部，就把违法建筑拆了。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些违法建筑实际上就是这些干部默许支持下建起来的，现在又是他们去拆的，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说，这关键是人民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干部的思想想通了，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违法建筑最多的是江干区，当时市政府决定江干区的违法建筑如果不拆，不能完成指标的话，上自区委书记，下至一般的干部，出国考察一律停批。当时出国还是很热门的一件事情，一说出国停批，大家都不好受了。一年、两年，一直到我离开杭州的时候，他们区长都没有出国过，领导干部也觉得很没面子，所以拆违的底气就更足了。办难事，就需要把一切手段都利用起来，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02

如何利用市长公开电话来改善城市管理的？

我到杭州任市长之前就有市长公开电话了，但那个时候的市长公开电话基本是个空架子，八位数号码谁也记不住，且只有一条线路，几乎谁都打不进去，用不了。

大体上，我们的城市管理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个破草帽”，希望把七八个大盖帽的职能全都集中到一个单位，然后让它用最大的权力、最高效率把城市管起来。这种思路其实隐含着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现代化城市公共服务职能部门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怎样才能把这么多的“大盖帽”合并到一个大机构里面去？

而“12345”市长公开电话和数字化城市管理功能不同，首先，它是一种效能检查和监督的机制，也就是说不管有多少的城市部门为老百姓服务，都能通过“12345”公开电话把它们全覆盖在里面，让老百姓监督它们的运行效率与质量。通过市长公开电话“12345”，可以评价出哪个单位服务最好，哪个单位投诉少，哪个单位反应快，而且一目了然。这是“12345”市长公开电话最主要的功能，也是对政府效率进行控制的一个必要系统。它能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用最高的效率服务群众，让人民群众来评价政府的效率。不管城市政府有多少个单位，只要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都要经过人民的评价，因为人民群众是从他们的切身利益方面来评价这些部门的。其次，它能促使政府真正成为一个亲民的政府，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块要高高挂起的匾，而且是要落实到政府服务的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上。

这个电话号码最容易被民众记住，原来的电话号码不太好记，有人甚至连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也记不住，而“12345，有事找政府”就朗朗上口。要做一个合格的“保姆”，首先要保证“保姆”容易被主人找到，而且这个“保姆” 能够办事，而不只是一个传声筒。许多地方的市长公开电话效率不高的根源就在这里，接电话的人都是一帮临时聘用的小姑娘，只是转转电话，跟 114 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杭州的“12345”市长公开电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效率都很高？因为我要求机关所有的后备干部都必须到“12345”去直接为百姓解忧办事，不仅现场能清楚回答百姓的诉求，而且要有权调度相关部门，能够调动“分保姆”直接为老百姓服务，还要对他们的服务效能作出评价。

03

在杭州，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们做任何的决策都会涉及原有的利益所得者。

这些利益所得者，不是个人，而是一些强大集团，要处置这些人的利益，难度非常大。我印象最深的是河坊街的改造。河坊街从拆改成保，是我主持市政府工作的第一项重要决定。我在杭大读书的时候也去过河坊街，我认为这是杭州的宝贝。当我决定要把它保下来的时候，当时的副市长陈继松眼泪当场就流出来了。因为他是拆迁指挥部的指挥长，现在要就地改成保护指挥部的指挥长，这个转变多大啊！

当时有三拨人反对，一是个别思想保守者有意见。因为原市政府决定要拆河坊街的，当时河坊街上的树已经被砍光了，人也搬光了，土地也分光了，不能说改就改呀。二是已获得河坊街开发权的六家房地产公司。这六家房地产公司都是有背景的，它们已经把地分走了，现在要将它们到手的利润取消，当然有抵触。三是原来的住户。原来的住户虽然没有房屋所有权，但是他们习惯长期住在西湖边，如果将河坊街保下来，他们就要离开河坊街住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记得有一次中宣部部长来杭州视察，这批人中的一百多人“啪”地跪在部长面前，我就在旁边，很尴尬。但是两年半以后，河坊街开街了，这些不满就烟消云散。当时在河坊街设计的时候，我们请了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他是这方面的权威。我让阮教授赶快给我重新设计一下，但他说调查研究至少要一年半，我开玩笑地说：“等你一年半规划拿出来的时候，我官帽可能就没了。”后来通过招标，三个月就把规划拿出来了，修复取得巨大成功。

回溯这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每一项成就和失误都衡量着当地决策者的素养和才能：是注重长远利益，还是注重眼前利益；是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追求局部利益；是着眼于打基础，还是着眼于形象工程；是迎难而上，还是顺水推舟…… 历史和民心会述说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