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疫情后长者自杀率飙升谈养老困境

清晨，在自杀干预组织做接线义工的Y小姐接到了一个长者的电话，他的语气又绝望又痛苦：他的另一半在第五波新冠疫情中感染了病毒，于是他将另一半送去了医院，结果老伴在医院里去世了，他却没有能够见到最后一面...Y小姐敏锐的觉察到他语气中深深的自责，老人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自己没有照顾好老伴，也不该把她送到医院。老人承受不了这些痛苦，也许想到了死亡，于是尝试拨通了Y小姐所在机构的热线。

触目惊心的长者自杀数据

根据香港大学预防自杀研究中心和香港撒马利亚预防自杀会的数据，去年香港共发生1080宗自杀个案，自杀率为14.73（每10万人中有14.73人自杀身亡）。60岁以上的长者自杀率是几十年来一直是所有群体中最高的，而去年更是创了新高，达到了477宗，打破了1973年以来的纪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50-59岁年龄层的自杀率在2021-2022年飙升，达到204宗，为八年来新高。当我们走得更近，接触到与长者工作的专业人员，发现在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原因。

香港，一座“孤岛”

Tina在访谈之前跟我们科普了老年人普遍面对的十个议题，包括丧亲、贫穷、死亡等，但是她觉得在工作中，香港最突出的，就是老年人的孤独感。

这些孤单有直接的原因：例如，最近几年香港移民人数增多，很多长者的子女移民了，长者没有朋友，很多时候需要找个人聊一聊。“他们其实内心是很煎熬的，他们怕子女赶不上回来见自己最后一面。”Tina说，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和子女一起移民，他们会担心自己成为负担，也会担心自己是否能够适应新的生活，是否能找到地方看病”。就算是没有受子女移民影响的家庭，受疫情期间的“限聚令”的影响，很多长者不能去吃早茶、也不能去买彩票，因此少了很多社交活动，这种影响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对老年人来说，要形成一种新的习惯是很困难的。不可否认，近些年长者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连结近几年因为各种原因越发减少。

“连结”是访问中两位一线人员提到最多的词，这也印证了哈佛大学医学院临床精神病学教授罗伯威丁格RobertWaldinger从他所主持的史上最长关于“幸福感”研究，以及诸多心理学研究给我们最重要的讯息：美好人生建立在良好关系上。然而，香港这座城市某种程度上确像一座孤岛，在地理上它处于祖国一隅，作为特别行政区，与内地有一定的阻隔，文化上受到西方影响，强调独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小心分寸，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界线也很清楚。在这里，努力工作和买楼是大家每天的话题，很少有人强调“自我关怀”，“求助”，所以，当迈入老年，长者很难开口求助，子女关怀有限，加上老年生活面临的生理和经济上的挑战，确实是孤苦在心口难开。

“人生的落差”与“隐藏的长者”

除了共同的孤独，不同阶级、教育程度的长者面对不同的困境。Tina向我们分享了她在工作的见过一对长者夫妇，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努力工作，有过不错的生活水平，可以去看私家医院而不用去公立医院排队。然而到了退休，当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如之前，他们无法再负担私立医院的费用，尝试来社会组织寻求帮助时，这种改变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另外，如果仔细研究男女差异，会发现男性长者的自杀率一直比女性高，近年来也迅速成长。Tina告诉我们，退休对长者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一些男性。当他们不再有职位，不再被社会需要，完成身分的转换是很困难的。而女性则因为传统上肩负较多的家庭责任，退休后身分的转换较少，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

上述的夫妇，他们是有条件去寻求帮助的例子，但是有一个群体，他们也是自杀的高风险人群，不过他们中有的因为自身孤僻或是自尊心太强、有的限于受教育程度无法了解到有关的信息，有的遇到急性压力事件比如丧亲的冲击，有的对曾经受过的社会帮助感到不满，他们可能在绝望和痛苦中一时看不到别的可能，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被称作“隐形的长者”。他们无法主动寻求资源，更是需要社会的关注。

谁来伸出援手？

谈到具体的工作，Y小姐主要负责接听深宵时段的求助者电话。她介绍：长者总是在清晨打过来，与较年轻的求助者来寻求意见、解决情绪困扰的目的不同，大部分长者只是为了聊聊天，找个人说话。而聊天解闷往往也不是那么容易，Y小姐补充说：“电话非常难打进来，有些长者一直轰炸才能排上”。“孤单”，是长者人生中最显著的困境，若长期处于无回应之地，长者的精神健康便岌岌可危。“随着老化的影响渐显，社工人手不够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Tina点出，“不过好在政府有关注到这个问题，近来来也投入了很多资源。”据记者了解，由政府于2021年推出的“精神健康计划资助计划”共批出了两亿七千五百万元予172个与精神健康相关的项目，在审批时，“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长者提供支援”、“照顾者支援”的项目属于优先考虑的范畴。除了出钱，政府也亲自出力，包括在地区及邻舍层面建立各种各样的长者计划中心、安老院舍照顾服务，以及长者经济援助。其中，针对“孤单”，长者活动中心专门为长者提供聚会场所和休闲设施，举办各式各样的小组或活动，以协助长者建立起社交网络、互相支持。而在品类繁多的项目和长者之间，还需要一座桥梁，便是广大而繁密的非政府机构。有时，只有活跃在各个片区的非政府机构社工才能作为主动的触手去关怀到不愿下楼参加长者活动的“隐蔽的长者”，有足够的资源去跟进“个案”。“在我们遇到的长者里，10个里大概有1到2个会出现明显的自杀倾向，这种时候我们首先透过PHQ-9问卷(忧郁症筛检量表)初步判定，之后将高风险的个案转交给合资格的专业机构跟进处理，如医务署和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等。”Tina补充道。从发现问题，再到展开具体工作，透过实际手段帮助长者实现精神健康，安度晚年，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是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关系。

走不出心里的监狱，到哪里都是囚徒

谈对未来趋势的看法和愿景，Y小姐坚定地说到：“我看到近两年政府的资源在不断的涌入到精神健康这一块，同时，对于实现精神健康的方法和概念也比起以前也进步了很多，‘预防’大于‘治疗’就是非常明显的正向转向。”无独有偶，Tina也有相似感受，“我希望未来能实现正循环，即长者在年轻时就做到善待子女，善待自己，那么到老时，他的子女就也能善待他，他也能关心自己，主动‘下楼’接受帮助，这样，社区里的长者社交圈会越来越大，无形中就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这一点，常常在呼喊着“原生家庭之痛”的人自然会了解。父母年轻时成日忙于赚钱买房“上楼”，为子女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却忽视了与子女之间的沟通陪伴，等到老时需要“麻烦”子女的时候，自己倒不好意思了，怕成为子女的拖累负担，哪怕子女主动过来帮手，心里也总有一层隔膜，不能舒心自然的接受子女的照顾。“我看过很多，因为子女不在身边，有钱却并不快乐的长者。反而有些家庭经济拮据，子女由于苦于生计，少有时间贴身照顾长者，但亲子关系很好，长者幸福感高，有时，子女的一句关心就能让他们开心很久。”可见，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绝非金钱可以比拟，是否选择照顾长者及接受子女帮助从来不该是一道衡量成本利益的计算题。只有当长者能接纳自己的失去，平等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才能坦然接受来自外界的帮助。诚然，如王阳明所说，人人都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只需要向内心寻找能量，内心就可以满足一切，无需外求。但人终究深处社会之中，只要活着一天，就需要倚赖他人种的米，织的衣，从往来交际中获得力量。内足而外广，两者结合，方才是面对老化最好的姿态。

养老要从年轻时就开始，到老就晚了

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养老？Tina的答案是：“现在。亲身接触长者让我意识到，我们需要在退休前的30年储蓄够退休后40年的钱，除了钱的准备，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准备，精神健康不是从成为老人时才追求，而是在当下就很重要的功夫。”长者关怀的中心和核心终归是人本身，外界的帮助再多，都需要有一颗“愿意下楼的心”。要养这颗心，就需要先学着直面问题，才谈得上处理问题，最后接纳问题的发生。而现代人往往忙碌于繁华的商业世界中，眼睛紧盯着手机，生怕遗漏了外界最新的新闻，却少有时间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与自己对话。同时人工智慧让世界有了虚拟化的趋势，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人更不想费力的走出门外寻找风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结因此变少了很多。年轻时尚有“年轻”的挡箭牌，变老时，随着身体机能的退化，虚拟世界的入口显得狭小难入，连刷个短视频可能都需要学习很长一段时间，这时，真实便赤裸的摆在面前，不得不去努力拾获。

（文 ︱ 本刊记者 张如瑾 纳婕谧）

（原文刊登于2023年10月2日出版的《经济导报》总355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