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俘虏的小兵，成了毛主席身边的高人，让国民党军官羡慕不已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中，国共开始合作一起联手抗敌，高层之间的电讯往来也十分频繁。

一天，在与延安的通信联络中，国民党第三大队报务员意外发现，中共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王诤，竟是黄埔军校的六期生，也就是说，他曾是黄埔军校通信队的学员。

报务员大为惊讶，立即报告给大队长吴起舞。

吴起舞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获知这个消息后脱口而出：“啥呀？共军的通信首脑，是我们给培养的？不可能、不可能！”

“他说他当时的名字叫吴人鉴。”

吴起舞就是不相信，自己的黄埔学弟，怎么会成了中共的通信头头呢？不是一直说共军的电台人员都是苏联派来的吗？

他赶紧跑去告诉军训部通信兵监华振麟，华振麟也是惊讶不已：“吴人鉴？”

想了很久之后华振麟又说：“有这个名字！一个很普通的学员，文文静静的很清秀。他怎么到了红军那呢？”

吴人鉴确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在华振麟当交通大队长时，他还在通信科学习无线电。

那么黄埔军校的吴人鉴，怎么会成了中共军委的局长呢？

原来，在1930年春军校毕业后，吴人鉴被分配到了杂牌军第九路军第18师，当无线电台报务员。

这年9月，该师受命去井冈山“剿共”，结果“剿共”不成，自己也在龙岗战斗中全军覆没，就连师长张辉瓒也被俘了。

吴人鉴在师部任发报员，本来是最安全的，没想到师部被歼，他也成了红军的一名小俘虏。

当了俘虏后，吴人鉴与其他国民党官兵不一样，见着红军就说：“我不要领回家的路费，我要参加红军。”

“为什么呢？”

“你们不是土匪，而是穷人的队伍！”

原来在井冈山“剿共”的几个月中，吴人鉴虽然没见到过红军，却耳闻目睹当地老百姓对红军的赞叹和拥护。

联想到自己的部队烧杀抢掠，吴人鉴觉得在这样的部队混下去，自己也会变成丧失人性的野兽，渐渐也心向共产党了。

被俘虏后，吴人鉴干脆决定跟红军走，去为劳苦大众奋斗。

他当红军的要求获得批准后，改“吴人鉴”为“王诤”，扔了旧军帽，领了一顶红军八角帽，连军装都没换就参加革命了。

参加红军的第三天，王诤把在战斗中被炸坏的那台收报机修理好，架起天线，像往常一样去收听南京中央通讯社的新闻。

他从杂乱的无线电波中捕捉到了中央通讯社的信号，以娴熟的抄报技术抄下新闻电稿，又凭着自己的记忆将电码译成文字稿，送给苏区中央局。

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和封锁之中，毛泽东正愁不知外界消息，尤其是对敌方情况一无所知。

看到王诤送来的新闻稿他如获至宝，欣喜地说：“这个小俘虏兵是千里眼、顺风耳呀！他让我们不出门，就能知天下事了！”

毛泽东慧眼识人，在问了王诤的情况，知道他刚从白区参加了红军后，认为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31年1月，毛泽东决定在红一方面军成立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队，他任命王诤为队长。

年仅21岁的王诤，在参加红军才半个月的时候，手下就有了12个小兵。

半个月后，毛泽东又决定扩充无线电队，便选调知识青年和技术人员到红军总部学习。

不久，王诤在红军总部开办了第一期训练班，为红军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没有教科书，也没其他资料，他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当起了教员。

4月上旬，20万国民党军分四路向中央苏区进犯。

毛泽东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迎战，先打进驻富田的王金钰第五路军，于是将红军主力悄悄开到东固、龙冈一带隐蔽待机。

可等了20多日，王金钰的大军像缩头乌龟，迟迟不肯爬出来。

正当毛泽东、朱德焦急万分时，5月12日18时，王诤用那部修好的收报机，侦收到驻富田王金钰部第28师公秉藩，发给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的电报，内容是：“我们现在富田，明晨出发。”

留守处问：“到哪里去？”第28师师部电台回答：“向东固去。”

王诤立即将这个情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连夜调动红军主力，在富田至东固之间设下一个大伏击圈，次日果然在口袋中“捉住”了第28师。

经过一昼夜激战，红军将第28师和第47 师一个旅全部消灭，初战告捷。

之后，毛泽东根据王诤侦收到的国军各部来往电报，掌握了对方的行动、位置、命令等情况，指挥红军在15天内横扫700里，五战五胜歼敌3万，缴枪2万余支。

毛泽东高兴地说：“不要小看一台小电台，它抵得上几个团兵！”这年12 月，他又将无线电队扩建为无线电总队，亲自任命王诤为总队长。

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时，半台电台起家的红军无线电总队，连同宁都起义部队带过来的8部电台，已经拥有了14部电台，无线电技术人员达到100多人。

随后，中央军委成立了主管通信的第三局，除无线电通信外，还有有线电和简易信号通信，由王诤担任局长。

1933年中央苏区庆祝八一建军节，王诤被授予二级红星奖章。以后，他一直主持三局工作，成为了中共最高当局的通信首脑。

对于王诤的这段历史，国民党阵营里的华振麟等人自然不知道。

吴起舞说：“吴人鉴参加红军，竟当上了红军通信首脑，能想得到啊！现在国共合作，若按照对等军衔来看，他至少是中将以上。”

这时华振麟还是个少将呢，他感慨地说：“没想到一个小兵，竟然比老师还有出息，真是世事难料啊！”

接着，他又告诉吴起舞说：“其实，当年我们黄埔交通大队里面，像吴人鉴这样参加红军的人，还真有不少，他们都混得比我们好。”

“还有谁呢？”

“我当交通大队长时，有一个区队长何兆昌，也在延安。”

“他也当红军啦？你咋知道？”吴起舞当年就是何兆昌的手下，急忙问道。

“消息没错，比我们都好。”华振麟说。

他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国共合作后，当年的黄埔师生并肩走到一起“共御外辱”，一度分列两个阵营的同学们不少当年就是好友，于是立即有了联系。

华振麟从好几个学生口中，获知了失踪多年的区队长何兆昌的消息。

此刻，他心里又不平衡地对吴起舞说：“何兆昌在延安混得比我们好得多。”

“他离开黄埔后，去了国军第52师，改行当了工兵营少校营长，结果在围剿井冈山时当了俘虏，之后也和吴人鉴一样当了红军。”

“他现在是红军大学教务部主任，相当于我们中央军校的教务部主任啊！”

“唉哟，也是个中将啊！”吴起舞羡慕地说。

这区队长如今的军衔，比国民党军工兵、通信兵创始人华振麟都高，吴起舞说：“这大街小巷的道听途说，可信吗？”

“红军重视人才，不像我们，应该不假。”

华振麟说得确实不假。何兆昌当了红军的俘虏后，先在红军大学当教员讲苏军条令，后当工兵教员，很快就入了党。

因在架桥土木作业方面是专家，随后他专门在中央苏区当红军工兵指挥官，又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

在红军队伍中，受到重用的何兆昌也是步步升迁。

红军到达陕北后建立红军大学，毛泽东当政委，罗瑞卿为教育长，何兆昌则当了教务部主任，也成了红军的一名高级将领。

在国共合作时期，两党下属的通信兵经常一起联络，共同承担着两党和部队相互传递情报和信息的重任。

电波在重庆和延安之间传播，甚至华振麟和王诤都在电台上互致问候，进行过交流。

每次交流过后，华振麟就摇头，感慨万千：“红军多好啊，有技术就提拔重用，不像我们，要比拼背景、后台！”

1949年，当华振麟等人仓惶逃往台湾时，一直留在中共中央军委掌管通信工作的王诤，则成为了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还参加开国大典。

1955年，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也完成了从一名国民党俘虏兵，到共和国开国中将的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