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县地区巴文化墓葬的发现，为我们考古提供了大量材料，和知识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忠县是商周时期巴国腹地。为配合三峡水利工程建设，考古在忠县地区发掘出了一批东周时期巴人墓葬。这些巴人墓葬形制除自身土著文化风格以外，也受到了来自东边楚人丧葬习俗的影响。

一种狭长形的土坑墓当为巴人墓葬，而那种稍宽的墓葬则与楚人丧葬习俗有一定关系。巴人墓葬中随葬陶器，数量少，种类也较少，组合主要为罐、釜、豆，青铜器较少，主要是青铜兵器。

据发掘的东周时期墓葬统计，这里多为战国时期楚人墓葬，巴人墓葬数量少于楚墓。从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器物可辨别是巴墓还是楚墓。同时，从数量和规模来分析，战国时期楚国势力已经到达忠县地区。

近二十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重庆忠县地区的文化遗存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出土了大批东周时期墓葬，然而，据目前所公开出版资料统计，巴文化墓葬不足50座，数量远不及该地区发掘出土的楚文化墓葬。

据《华阳国志·巴志》关于巴国疆域记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赞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从这个范围看，忠县应地处巴国腹心地带。

但是，地处巴国腹心地区的忠县在东周时期为什么发现的巴文化墓葬在数量、规模、形制、随葬品等都不及同期的楚文化墓葬呢？

这种现象对于研究该地区巴国势力逐渐衰退、楚势力向西，巴楚文化交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忠县东周巴文化墓葬分析

根据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忠县地区巴文化墓葬的形制主要有土坑墓和瓮棺墓两种。然而，在忠县地区没有发现具有典型性的船棺葬墓，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一段时期内巴人停止了在该地区活动。

土坑墓属于中小型墓葬，其墓圹为狭长形或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坑一般长2-3米，宽大多不超过1米，那些墓圹稍宽的部分巴文化墓葬可能受到楚丧葬习俗的影响宽在1-2米之间。

墓壁经过修整，表面较光滑，为直壁或稍倾斜，墓底较平。目前所发现巴墓中不见墓道，在罗家桥墓地发现M15底部有熟土二层台，东台宽0.22米，西台宽0.21米，南台宽0.36米，北台宽0.5宽，高0.2米.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墓头部的东壁上还设有一小龛，此现象与湖北江陵雨台山墓地、当阳赵家湖墓地土坑墓是巴人墓葬的主要的形式，在三峡地区多有发现。

按形制可分为狭长形和长方形土坑墓，其中狭长形最为典型，且数量最多。狭长形土坑长宽比例一般在3:1左右，如1997年在崖脚发掘出的几座巴文化墓葬，两座战国时期墓坑（口）尺寸是2.55×0.78米/2.55×（0.59-0.86米），为明显狭长形墓。

2000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等又在该地区发掘出8座巴文化墓葬，其中战国时期6座，秦汉之际2座。

长方形土坑墓们可以分为小长方形、宽长方形、圆角长方形等，但鉴于忠县地区发现东周时期的巴文化墓葬比较少，在这里将除狭长形以外的其它墓葬都归于该类。

瓮棺葬一般被认为是埋葬小孩的一种葬制。在我国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发现，在忠县中坝和万州中坝子等均有见。

1997年在中坝遗址发现有两座瓮棺葬，其中M9墓坑平面呈椭圆形、弧壁、圜底、坑口距地表深约2.15米，长径1.32、短径0.88、坑深0.8米。葬具为一大口瓮，平置于地，在瓮棺底部间用石块和折腹盆残片支垫加固，瓮棺内有一幼儿骨架。

我们将忠县地区发现的巴文化墓葬葬具情况进行统计。就棺椁墓而言，葬具多已腐朽，仅见木棺（椁）痕迹。

出土器物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在忠县地区发现的巴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比较少，很多墓中基本就没有随葬品；如瓦渣地遗址出土的5座墓葬中仅M1有随葬品。据出土的随葬品我们可以把这些器物大致分为三类：陶器、青铜器和其他。

在巴文化墓葬中多有发现，陶器多为生活用具，组合为罐、釜、豆，以圜底器为典型器类。质地大致可以分为夹砂陶和泥制陶两大类。

泥制陶有细泥和粗泥两种，泥制陶中也常夹杂有很细的细砂，可能是用含有河沙的泥土为陶土。陶器的颜色大体有灰、褐、黑、红四种，此外还有红褐陶、黑褐等。

陶器的火候不是很高，以泥条盘筑和轮制法为主，器物的足、耳、和把手等多直接捏塑成型。罐以圜底器为大宗，可分为3类。

一类为直口圜底罐，此类罐在中坝遗址出土226件，均为夹砂陶，腹微鼓，口沿多切割处理。二类为束颈圜底罐，可分为A、B型，沿下无棱者分为A型。

沿下有棱者分为B型。A型如中坝遗址M31：1口微侈，宽沿，束颈明显，腹微鼓，底略尖，B型如中坝遗址M14：10，口微敛，鼓腹，器形变大。

三类为花边圜底罐，尖唇束颈，口部经切割呈花边口。极少数颈部饰凹弦纹，器形较规整。按照花边口的深浅可分为二型，浅花边者分为A型，深花边口者分为B型。

釜按照口沿不同可分为A、B二型：其中A型卷沿如中坝遗址M2:3，侈口、园唇、束颈、圜底，腹部和底部施绳纹。B型为折沿如老鸹冲遗址BM：1敛口，圆肩，凹圜底；崖脚墓地BM2:1，侈口、园唇、短颈、口颈界限明显、鼓腹、圜底。

目前在忠县地区的巴文化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器比较少，主要在瓦渣地遗址M1出土有青铜柳叶剑、三角援戈。

除陶器和青铜器外，在墓葬中还伴出有磨石、绿松石、漆木器、铁剑。在这些出土器物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铁器。我国铁器大约在春秋开始出现，战国得到进一步推广。

但在三峡地区战国时期，巴人的墓葬中仅零星有铁制工具出土，其中在忠县中坝遗址和万州大坪墓地当中各发现铁质工具一件，可见巴人是很少使用铁器的，不仅如此，在东周时期巴人遗址中，铁器也很少发现。

众所周知，铁器的使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它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可战国时期当铁器在我国其他列国开始推广时，巴人却依旧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导致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在冶铁业铸造方面明显落后于周边地区，尤其是东边的楚国，最终在战国这个新兴势力迅速崛起的时代衰落下去。

对巴文化墓葬的几点简单认识

通过上面对忠县巴墓发掘资料的梳理以及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分析，笔者大致归纳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般而言，发现有墓葬的周边地区应该有人类居住，目前发现的巴文化墓葬在地理位置上有一个特点，即基本上都位于长江沿岸或者河流交汇处的台地上。

这些地带利于当时人类生活居住，忠县地区巴人之所以选择生活在这些地方大抵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便利他们开展农业生产活动，三峡地区虽然群山连绵，沟壑相连，但在一些较为平整的一、二级台地上，是可以开展农业生产的。

由此可见，农业是当地巴人生活的重要来源之一，据管维良先生分析，巴人的农业生产是比较发达的，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原始农业。

到巴国时，水稻的种植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培育出了优良的品种，并制作化妆用粉，还受到楚人的欢迎。其次，便于捕鱼狩猎活动的开展。

忠县巴人先民虽然进行农业生产，但其地多为丘陵，耕作面积有限，因此背山面水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一种天然的资源，他们面水可以从事捕捞业，背山可以从事狩猎活动，这些渔猎所获使当地居民生活物资得到了很好补给。

第三，便利于日常交通运输。地处于沿江于沿河地带，对于三峡地区居住的人们日常生活是有很多便利的。一方面他们可以利用河流的便利运输一些生活物资与周边其他居民进行贸易交流。

第四，另一方面可以用小船开采食盐，制盐是一项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这为当巴国能够在列国相争的情况下生存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忠县虽处在巴国腹心地区，但是从对所发现墓葬的整理，我们发现该地区楚文化墓葬的数量占大部分。例如在2000年崖脚墓地发掘的30座东周时期墓葬中楚墓24座，占80%；而巴文化墓葬仅有6座，仅占20%。

墓圹内多数设有二层台，二层台高度基本上平与椁盖板或略高于椁盖板，椁下两端一般都放有用于垫置棺椁的横木。墓向不一，从45°~355°不等。随葬品数量不多，一般为1～4件，个别较多。

随葬品多放置在头端。该地区巴文化墓葬一般为狭长形，长、宽比例大于楚墓，墓圹小且浅，形制较小。发掘者一般据墓坑的形制即墓口尺寸就能大致上辨别出到底是楚墓还是巴墓。

同时，楚墓葬具多为一棺一椁，而巴文化墓葬一般没有葬具。出土器物组合，巴人墓葬中以圜底器为主，这又为区分巴文化墓葬与楚文化墓葬提供了又一重要依据。

结语

忠县地区巴文化墓葬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东周时期，忠县巴人历史，丧葬习俗以及当地居民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楚）的交流、争战、融合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这批巴墓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主要是当地土著居民巴人，到战国早期，楚人就已经到达了这一地带。

战国中期以后巴人急剧减少，巴文化因素减少，其巴人多数退居到长江支流一带。但随着秦势力发展，到白起拔郢时，楚人退出这一地区，巴人又回到此地。

同时该地区巴文化墓葬独特之处也体现反映出历史的地域性。总之，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该地区东周时期巴文化墓葬的认识必将还会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忠县瓦渣地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报告考古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报告考古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忠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忠县杜家院子遗址2001年度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重庆市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崖脚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报告考古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忠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忠县罗家桥战国秦汉墓地第二次发掘报告》，成都市文物考古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6.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物局：《忠县老鸹冲遗址（墓葬）发掘简报》，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报告考古集·2000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