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未有之现象，中国崛起结束了吗？

近年来，中国GDP对美国的比重正在下降，这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一个新现象。根据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GDP达到了17.8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7%。到了202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了7.47万亿美元，中国占美国GDP的比重下降到了70%。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中美GDP差距继续拉大，比重进一步下降到了美国的63%。

面对这一情景，一些美国媒体高兴地声称中国的GDP可能永远也追不上美国，并且开始流行一种叫做"70%定律"的说法。所谓"70%定律"是指当一个国家的GDP达到美国的10%左右时，美国会采取各种手段遏制其发展，最终成功阻止后来者超越。历史上的日本就是在70%这个位置上止步不前，而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初也是在70%的位置上开始衰落。

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崛起是否即将结束的担忧。去年年底，拜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推文，称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将有望超过中国，这是自1976年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情况，并且已经创造了超过1050万个就业岗位。拜登的说法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很多人认为这只是疫情造成的暂时现象，一旦疫情好转，中国经济自然会恢复活力。

然而，从2023年开始，持续不及预期的经济数据证明了中国确实受到了某些长期因素的阻碍，这也让中国经济永远无法超越美国的悲观情绪开始在国内蔓延。

另外，导致中美经济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汇率。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年初的6.51升值到了6.3，然而2022年人民币却快速贬值到了7.3，直到目前仍在7.3上下波动。这背后正在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人民币汇率保卫战。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使得以美元计价的中国GDP缩水。

然而，汇率并不是单纯的数字。汇率就像一个国家的股票，短期有波动，但长期和这个国家的基本面是挂钩的。一个国家经济好，外资就会涌入，汇率就会长期升值；反之亦然。

因此，我们不必否认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相对较弱的事实，但是我们需要搞清楚，在表面上美强中弱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百年认为，真正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疫情之后，中美两国政府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选择了经济强刺激，而中国选择了深层次的经济改革。

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后，美国采取了二战以来最具扩张的财政政策，多轮发钱。2022年美国政府赤字率为5.5%，远高于疫情前的2013年到2019年的水平。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效果当然是立竿见影的，除了通胀以外，民众消费热，房价大涨。根据标普公司的统计，2022年底，美国20大中城市房价相比于2019年上涨了37%。更令人惊讶的是，2023年，在美国房贷利率已经高达6%-7%的水平之下，美国房价又上涨了5%。

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像美国一样走上强刺激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对地产、医疗、教育等领域进行改革。在房地产领域，我们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给大幅扩张的房企踩刹车；在教育领域，进行了双减，政策出台半年不到，教培行业迅速凋零，教培机构减少了80%；而医疗领域改革则如火如荼展开，今年全国被反腐的医院书记、院长已经达到168位，超过去年全年的两倍。然而，天下没有无痛的改革，改革是有阵痛期的。房地产熄火之后，直接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部分企业暴雷，教培关停之后，不少行业从业者失业。过去两年在出口尚可的情况下，许多负面影响暂时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今年随着全球经济共振下行，改革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就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媒体包括专家学者呼吁要和美国一样进行强刺激，并且认为改革的路线错了。那么这一说法究竟对不对呢？以史为鉴，可以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中找到答案。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总共有过三次大的经济困顿期。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80年代初未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我们制定了价格双轨制原则，也就是同一种商品有两种价格，体制内实行一个价，体制外实行另一个价。价格双轨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但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双轨制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了。有门路的人低买高卖谋取利润，导致投机和腐败。批条子倒爷，关岛就是那个时代的专有名词。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背景下，1988年，国家决定加快改革步伐，进行价格闯关，也就是改变双轨制，迈向真正的市场经济。然而，这一改革却立即引发了严峻的通货膨胀。1988年一二季度物价指数是8.8%，但是到了八份，物价指数已经窜升到了38.8%。高昂的通货膨胀衍生出严峻的社会问题，以一部电视片命名和商思潮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泛滥的，定提问蔓延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客观来说，第一次价格闯关是不成功的，国家和官媒也都承认过。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改革。

仅仅两年之后，以著名的南巡讲话为起点，价格闯关再次启动。由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的改革虽然也经历了物价大幅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物资短缺等现象。改革总体是成功的，也为后续的中国经济转轨奠定了基础。但是改革也不完全没有风波。例如同期发生了327国债事件，就被誉为是中国证券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到了90年代中后期，就来到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内严重的三角债问题国企之间，你欠我，我欠他，他欠你，这是中国经济的第二个难关。比如当时的央企肥城矿业集团，1997年负债六千万，1998年增加到了4.7个亿，到了1999年更是负债6.5亿，拖欠货款规模超过了当时该集团销售收入的一半。大量的僵尸企业，庞大的债务陷阱和低效率、高腐败的局面，使得国民经济不堪重负。于是在90年代末，我们对国企部门进行了填腕，改革过程大家都清楚，自然又有一部分人成为了改革的代价。最近很多电视剧、影视作品开始回顾那个年代，特别是在改革幅度最大的东北地区。不得不说，这些影视作品很有人文关怀。但是百年还是要说，今天我们能站在当下这个位置去回顾90年代末的东北阵痛，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幸运。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不进行改革就拖着，或者改革失败了，恐怕不只有东北有阵痛，而是全国都将成为失败的代价。

接下来就来到了中国经济的第三个困顿期，2008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这一次采取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路径，推行四万亿刺激，而不是改革。可以回想一下，2009年到2012年这四五年，是不是多数中国家庭最幸福的一段时期呢？原材料价格上涨，做钢铁矿产生意的老板赚了钱，房价大幅上涨，中产阶级家庭财富增加，工资大幅上涨，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享受到财政自己带来的好处。在那四五年里，没有人说四万亿不好。但是强刺激真的没有代价吗？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四万亿带来了高房价、高通胀、产能过剩等很多负面效果。房地产开始绑架中国经济。2015年到2016年，我们又不得不用痛苦的去产能去化解，为了缓解工业去产能的痛苦，我们选择了所用房地产去库存的手段去对冲刺激。结果又导致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绑架进一步加深。今天很多年轻人诟病的高房价、养育成本高等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来的。

首先，关于财政强刺激的代价问题。财政强刺激虽然能带来短期的繁荣，但却可能让下一代承担代价。以美国为例，财政刺激导致房价大涨，年轻人买房成为问题，金融体系也可能受到房地产绑架。因此，对于学习美国财政刺激做法的提议，需要更多考虑年轻一代的利益。

其次，中国的发展前景。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人才和劳动力队伍，人口众多是一个优势。此外，中国的劳动力素质高，每年有超过一千万高校毕业生，是自然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均劳动时间和劳动参与率也在世界前列，勤奋的民族注定会兴盛。

另外，中美科技差距正在缩小。中国的科研投入不断增加，已经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追赶到美国的60%。中国的人力成本相对较低，同样的投入下，科研产出显然会比美国更多。中国在大飞机、盾构机、核磁共振仪、5G和芯片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这是中美科技差距缩小的最好例证。科技水平决定劳动生产率，中国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基数大，加上生产率差距缩小，中国经济超越美国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只是需要一个相对长的过程。

历史上，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需要时间。美国在超越英国霸权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困难，比如大萧条时期对经济的严重冲击。中国的崛起注定是一个持久战，特别是在美国开始警惕并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我们要认识到中美现有的差距，但也要认识到中国崛起的根本逻辑没有改变，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的。同时，不能寄希望于取巧突变的方法。这句话适用于当年的抗日战争，也适用于今天中美博弈的大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