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1976（29）：工业学大庆今天过时了吗？为何两次提出大庆 | 百科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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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64年，老人家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这一号召被今天的佞人们总结为“工业学大庆”出现了偏差，称学大庆有的流于形式，有的空喊口号，有的刮风走过场，有的生搬硬套，有的不讲科学，在经济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意思是不该学大庆，那么大庆真的不该学吗？

时间轴：1958-1964

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带“洋”字的东西我们不能生产，比如洋火（火柴）、洋钉（铁钉）、洋灰（水泥）、洋碱（肥皂）等，其中还有洋油。

洋油就是从石油中提取出来的煤油和汽油，这个东西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防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飞机、坦克、军舰都要用到它。

今天的佞人们说老人家不懂经济，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老人家就说过。

“边区有着丰富的宝藏，首先延长石油居全国第一，并闻名于世界，过去曾由外人投资开采，结果失败而去，现在边区当局仍在小规模的实行开发。当外货来源几近断绝的今日，在现代工业中占有重要价值的石油，是极应设法大力开采的。”

老人家所说的边区，指的是陕甘宁边区。

1944年，老人家为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题写了“埋头苦干”四个大字。

石油的重要性，老人家怎么会不知道呢？

当年日本侵略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是一路南下？而不是一路西进？目的是为了先打通和东南亚油田之间的交通线。

因为一旦没有石油，飞机和坦克瞬间就成了一堆破铜烂铁。

石油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线，在没有替代能源出现之前，当今世界都在围绕石油而斗争。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掌控石油。

鉴于战争中石油的重要性，老人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便在1952年2月颁布了一道军委命令，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

一万多名官兵的一个师，成建制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可见老人家对石油工业的重视，我们要走工业化的道路，石油必不可少。

旧中国的石油工业非常落后，年产原油只有12万吨，国内消费的石油基本上靠进口。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全面封锁，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又遭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封锁。

其实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老人家就请到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向他了解我国的石油资源，我们到底有没有石油？

当年我们被外国人视为贫油国或无油国，但早在汉朝的时候，我们便发现了石油，宋朝的沈括正式命名为“石油”。

李四光回答说，“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河、东海和南海，都蕴藏有石油。”

1955年，老人家得知天然石油年产量不足50万吨，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没有掌握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而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资金又很紧张，在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时，很有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1957年，苏联援建我们的“156项重点工程”改为贸易方式，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想办法自己拥有一些必备的战略物资，否则会被别人掐脖子。

1958年，在李四光的地质理论指导下，地质部和石油部把石油勘探重点放在了东部地区，在东北和华北等几个大盆地展开了区域勘探。

在1959年9月6日，我们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发现工业性油流。

有了石油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再受制于人，这个时候正是距离国庆十周年的日子，于是这第一块油田命名为“大庆”。

大庆油田是世界上特大油田之一，探明储量为267000万吨。

从见油到探明油田面积、大体算出储量仅花了一年多时间，而苏联最大且勘探速度最快的罗马什金油田，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现在探明了油田的位置，石油工程部也有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石油开采出来。

但是，这石油在地底下一公里深的地方，我们当时无论是开采技术和开采设备上都存在不足，打一公里深的钻井，不但不能打偏了，还不能打断了，这对我们当时来说依然有不小的难度。

于是，石油部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石油工业部党组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提出集中石油系统的一切力量，用打歼灭战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大庆油田。

1960年2月20日，老人家批准了这个报告，指出这次大会战“对于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有着重大的作用”，要求各地区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

1960年5月，大会战开始。

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职工4万多名，调集器材设备7万多吨，来到东北松辽盆地。

那里一片荒凉，可谓是“三无之地”，一无房，二无床，三无灶，跟西北戈壁中研制“两弹一星”一样艰苦。

此时正值我们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援建合同，我们只能争这口气，勒紧裤腰带自己拼命干。

火车将开采设备运来之后，7万多吨的器械全部靠人拉肩扛与圆木滚动搬运的方式，一点一点从火车上卸下来。

那时候没有大型工程车，好不容易将几十台大钻机竖起来，但是设备不齐全不配套，汽车不足，吊车不足，没有可以供汽车行驶的公路，缺乏供水供电的设备。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粮食都紧缺，苏联还要求我们用粮食来还债，因此奋斗在油田上的4万多人，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粮食和蔬菜问题。

今天东北的冬天银装素裹，一片雪白的银色世界，看着如此浪漫美好，但在当年却暗藏着夺命的杀机，因为之前的帐篷扛不住这种寒冷。

于是，所有人必须赶在降温之前，挤时间自己动手修土房，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职位高低，自己动手，没有别人代劳，同时还不能耽误生产建设，最终靠着团结奋斗度过了东北寒冷的冬天。

那时候几万人的队伍里包括几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还有大学教授和博士，他们跟大家一样，自己动手搭建房屋床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才是真正改造了自己，融入人民群众的知识分子。

我们今天无法想象当年这些人是怎么熬过来的，只能说因为他们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让死神也望而却步。

这其中出现了一位石油工人——王进喜。

王进喜并不是东北人，他是一条西北汉子， 1958年9月，他因为带领钻井队在西北创造了当时月钻井进尺的全国最高纪录，荣获“钢铁钻井队”的称号，这时候的他35岁，入党才两年。

1959年，王进喜在全国“群英会”上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只要你为人民服务，哪怕你刚入党两三年，国家依然会授予你崇高荣誉，表彰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赶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当时是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

井架竖起来了，但是水管还没有接通，没有水进行冷却，钻头很快就会发烫，不是被打变形就是被打断。

水管没有接通，那就等吗？但是我们等得起吗？

我们处于困难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又共同封锁我们，我们有时间等得起吗？我们必须尽快摆脱困境，工程不能耽误，哪怕是用洗脸盆去接水，也要保证工程不能停下来。

于是，王进喜带领队伍到附近水泡子里破冰取水，用一个个的脸盆和水桶，硬是往钻井场里端了50吨水。

今天我们无法理解这种“愚蠢”的行为，这样多费时费力啊，可是当时不这么做，我们就会推迟出油的进度，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只想为祖国努力奋斗。

经过5天5夜的艰苦奋战，大庆油田终于钻出了的第一口生产井。

然而，在打第二口井时，突然发生了井喷，井喷如果不及时处理，不仅会浪费石油，更可怕的是容易引起火灾，烧毁井架和井场，甚至可能发生爆炸。

但是，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于是王进喜决定用水泥代替，可是当时没有搅拌机，成袋的水泥倒进泥浆池里搅拌不开，于是他带头跳进泥浆池里，用自己的身体当搅拌机。

此前他的腿被几百斤重的钻杆砸伤过，而事故发生时，他正拄着双拐现场指挥。

在丢掉双拐，跳进泥浆的那一刻，他有没有想过，自己这一跳会不会连命也没了呢？

恐怕他根本来不及想生死的问题，只知道自己是一名石油工人，不能浪费祖国的石油，不能出现安全事故。

在王进喜的带领下，全队工人努力奋战，终于制服井喷，而“铁人”的称号便由此而来。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如此拼命忘我地工作，哪怕危及生命时，依然奋不顾身，他们图的是什么呢？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他们身家一无所有，唯有一颗赤胆忠心。

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到1960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

从1960年至1963年，国家在大庆油田上共投资7.1亿元，到1963年不仅全部投资收回外，大庆油田还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

1964年1月7日，老人家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情况汇报时，指示报纸要写点新鲜事物，报道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并在会上表扬了石油部经验和大庆铁人王进喜。

1月25日，《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通栏刊出老人家的号召：“工业学大庆”。

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它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做参考。”

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老人家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

1964年12月，王进喜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并代表工人做了《为实现石油自给，艰苦奋斗不息》的发言。

12月26日，老人家71岁生日，这一天，老人家请正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代会的代表们吃饭，其中就有王进喜。

老人家对这些代表们说：“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他以私人的名义请这些为人民服务的人吃饭，连自己的子女都没有资格参与。

随着大庆油田的开采，出现了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情况，被称为“两降一升”。

这种局面是如何得以扭转的呢？最后靠学习老人家的两部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解决了问题。

今天很多人不相信，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当初大庆能打出石油，也是靠学习这两论的精神。

这两论是通过《矛盾论》先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然后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那么如何解决呢？

这就是《实践论》的内容，实践从感性认知变成理性认知，进一步变成系统理论，然后应运于实践进行检验，再循环以上的步骤，最终达到目标。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王进喜作为大庆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并受到了老人家的接见。

一个奋战在一线的工人，也能当选中央委员，不靠背景和人脉，只看你为人民做出的贡献，可见老人家那个时代做到了何等的民主与公平。

1969年7月，由于受到文化革命运动的冲击，石油开采受到影响，一些物资散落在草原上，王进喜便组织30多人，成立废旧物资回收队，带领大家为国家回收散失的废旧物资。

在回收这些散失的废旧物资时，他可没有想自己是中央委员，自己是人大代表，怎么能去做这种收破烂的事情呢？他想的是如何才能为国家节省开支，不要造成资源浪费。

1970年10月1日，王进喜参加国庆观礼，以中央委员的身份，与老人家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只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即使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国家依然会给予最高的荣誉。

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因胃癌晚期不幸病逝，享年47岁。

今天我们很多人不理解，这么年轻就走了，生前也没有获得过多大的物质奖励，这样拼命值得吗？

王进喜已经去世了，他不能亲口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已经用行动回答了一切。

如果他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如果老人家不是带头为人民服务，他凭什么要为这个国家奋斗到连命都不要了？

两个超级大国封锁打压我们，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哪怕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也不要子孙再受这种被人欺侮的气。

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依然登出“工业学大庆”的社论，继续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我们的外部环境相对好转，远比三年困难时期的条件好，然而老人家依然继续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那么号召学大庆到底学什么呢？

学大庆学的就是“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作风。

“三老”即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

“四严”即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四个一样”即黑夜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

今天有些佞人总结“工业学大庆”出现了偏差，有的流于形式，有的空喊口号，有的刮风走过场，有的生搬硬套，有的不讲科学，蛮干硬干，在经济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当时很多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文盲和半文盲的人很多，而且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在干部队伍中，确实可能出现各种偏差。

但是，我们只想告诉佞人们，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才有了你今天坐在办公室里总结出这些偏差，没有他们，你或许连成为一个细胞的机会都没有。

今天我们再来看“工业学大庆”真的错了吗？

王进喜那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话，被今天的佞人们解读为不讲科学地蛮干。

我们倒是想请教一下今天的佞人们，你们倒是讲科学，请问干出了什么值得在历史上为你们留下一笔的呢？

今天很多人理解不了老人家那个时代，用西方所谓的人性论来看，确实理解不了。

因为老人家带给大家的信仰，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未来如果为人类社会竖立一座丰碑的话，这丰碑上一定镌刻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叫爱国。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农业学大庆：实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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