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切看似偶然。
其实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1984年10月的一天，上海监狱里的一名在押犯写了一份检举材料，总共只有15个字：”我听张某某说，有个女青年被糟蹋了。“
在押犯在写检举材料时特别强调了一点，她只是听说，详细情况一概不知，但关于张某某的情况知道一些，她是卢湾区某服装店的女营业员。
于是，这份检举材料被迅速转到了卢湾区公安局。
根据在押犯提供的线索，庐湾区公安人员很快找到了女营业员张某某。张某某证实，在押犯所检举的确有其事，但她也只是听那个被害的女青年说过，具体情况并不知道。
公安人员问，你能提供那名被害女青年的具体情况吗？
张某某点了点头，随后说出了被害女青年的姓名和住址。
找到这名被害女青年后，公安人员先做思想工作，要她不要有精神负担，接着便请她详细讲一讲遭侵害的经过。
被害女青年含泪哭诉说，那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夜晚，她陪一位玩得好的女伴去参加一个家庭舞会。那个地方她从未去过，只依稀记得女伴带她上了26路无轨电车。在离徐家汇不远的地方下车后，左拐右弯，走进一条僻静的弄堂，来到一幢楼房。舞会是在二楼的一个房间，大约20来平米。舞伴全都是陌生人。大家跳了一阵子，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邀她上楼，起初她不愿意，但那个男青年不依不饶，她摆脱不掉、稀里糊涂地跟着他来到了四楼的一个房间。之后，一个30多岁的男人就上来了，并且反锁了房门······
公安人员问，那个20多岁的男青年和30多岁的男人，有什么特征吗？
受害女青年说，跳舞时，听到有人喊那个20多岁的男青年叫”小鸽子”。那个30多岁的男人，胖胖的，戴着眼镜。
公安人员又问，你记得走进的是哪条弄堂，那幢楼的门牌号是多少吗？
受害女青年掩面痛哭，一个劲地痛苦摇头。
公安人员理解受害女青年的心情，也许是痛苦抹杀了她的记忆。之后，公安人员陪同受害女青年登上了26路无轨电车。在离徐汇路不远的地方下车后，受害女青年领着公安人员朝前走，慢慢地，她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找到那条弄堂，锁定那幢楼之后，公安人员随即走访了当地的里委干部。里位干部证实，那幢楼房里的确经常举办“家庭舞会”，附近的邻居曾反映过，每当那楼里举办舞会时，楼前总是停满了摩托车、自行车，许多男男女女进进出出，经常玩到夜里三四点。
根据这些线索，公安人员继续朝下挖，并且很快查明：这幢楼二楼的住户，叫陈冰郎；四楼的住户叫陈小蒙。他们是高干子弟，兄弟俩，父亲是上海颇有声望的高级干部陈其五。舞会是在陈冰郎的房间里举办的，而女青年受害的场所则在陈小蒙的房间。当时，陈冰郎尚未结婚，陈小蒙虽已结婚，但他当时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住校，妻子一直住在婆婆家，所以二楼、四楼都空着。
案情挖到这一步，确定陈小蒙、陈冰郎兄弟俩是否就是施暴者，就成了最为关键的环节。
公安人员将陈小蒙、陈冰郎兄弟俩的照片拿给受害女青年辨认，受害女青年一眼就认出，胖胖的戴着眼镜的陈小蒙，就是向她施暴的罪犯之一。
那陈冰郎是不是引她上楼的“小鸽子”呢？
受害女青年肯定地说，他不是那个“小鸽子”。
鉴于陈小蒙、陈冰郎兄弟俩的身份比较“特殊”，加之案情还有深挖的必要，公安人员没有立即对陈小蒙、陈冰郎两兄弟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了“小鸽子“身上。
经过一番大范围的摸排走访，公安人员在某菜市场找到了一位曾到陈家跳过舞的女营业员。这名女营业员告诉公安人员，她认识“小鸽子”，他真名叫葛志文，是上海新华香料厂的工人，平常跟许多女青年都有来往，因为姓葛，大家都习惯叫他“小鸽（葛）子”。
掌握了这条线索，1984年11月24日，公安人员决定对“小鸽子”收容审查。
在审讯室里，面对预审员威严的目光，凌厉地追问，“小鸽子”经过短暂的挣扎，彻底垮掉了。
他交代说，陈小蒙、陈冰郎兄弟俩是高干子弟，有身份又有条件，无所不能。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羡慕，深为自己能认识这样两个朋友而庆幸，所以情愿受他们利用，经常以各种理由，骗女青年到他家跳舞。跟他们混在一起，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好像自己的路子粗了，本事也大了，即便惹了事，犯了罪，因为他们是高干子弟，政府也不会管。
除了交代和陈小蒙、陈冰郎兄弟俩的交往过程，“小鸽子”还交代了一个重大内幕，他们这个犯罪团伙，除了陈家兄弟俩，还有胡晓阳、陈丹广，康也非，尤其是胡晓阳，他爸就是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
案情越滚越大，考验正义的时刻到了。
2
陈小蒙的鼻子很灵敏。
“小鸽子”刚被收容审查，他就嗅到了风声。
1984年11月26日，陈小蒙从上海给正在广西南宁出差的单位领导，《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挂去了长途电话。
在电话里，陈小蒙告诉总编，他打听到广州有一套录像设备，价格很实惠。他准备飞一趟广州，替编辑部商购这套设备。
很显然，这是陈小蒙暂避风头的诡计。
总编听到这个说法，很明确地说，这件事还需要商量，等他回来再说。
陈小蒙很失望，正要挂断电话，总编在电话里问，你是在编辑部挂的电话吗？
陈小蒙撒谎说，我在新华社挂的电话。
总编说，那请你找一下张同志。
陈小蒙撂下电话，过了一会儿，拿起电话应付总编说，张同志出去了。
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十分钟后，总编忽然接到张同志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在电话里，张同志说，陈小蒙在家里给我挂电话，说你有事找我······
总编听了，顿时对陈小蒙产生了怀疑，他不说是自己在新华社吗，怎么又跟张同志说在家里呢？
对于陈小蒙的异动，上海卢湾区公安分局掌握得一清二楚，负责监听的侦查同志还发现，陈小蒙除了从家里给总编挂电话，还给正在深圳的同伙胡晓阳打了一个长途。陈小蒙告诉胡晓阳，小心点！上海公安已经动手了！
通过这两个电话，卢湾区公安人员判定，收容“小鸽子”已经打草惊蛇，如果不果断采取措施，陈小蒙很可能溜走。
事不宜迟，卢湾区分局领导严正表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要尽快搞清案情，严肃处理。
意见上报到卢湾区政法委员会、市公安局，批示很快传达下来，对陈小蒙、陈冰郎等人立即进行收容审查。
11月30日，公安人员兵分两路，执行拘捕陈氏兄弟的任务。
陈小蒙没有料到公安会来得这么快。这一天晚上九点，当公安人员敲开门时，陈小蒙站在原地，脸色煞白，半天没有动弹。
陈小蒙的妻子一直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丈夫犯了罪，见公安要带丈夫走，她还上前客气地说，今天有些晚了，有什么事你们明天再谈吧，好吗？
公安没有当场揭穿陈小蒙，直接将他带走了。
几乎同一时间，另一路公安人员来到某专科学校，拘捕了正在那里”进修“的陈冰郎。
让公安人员感到震惊的是，陈氏兄弟刚被押到卢湾区公安分局，有消息灵通人士就打来了电话，要求对陈氏兄弟多加”关照“。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这么大的能量？
原来，陈氏兄弟的后面还站着背景更加深厚的胡晓阳。
对于胡晓阳的问题，在拘捕了陈氏兄弟之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毫不含糊，当场撂下狠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人不抓，还要我这当公安局长的干什么！排除一切干扰，严格依法办事，继续组织力量，抓紧突破！“
胡晓阳很狂，自始至终，他不相信上海公安敢来碰他。
1985年1月23日，上海公安得到消息，胡晓阳已经登上飞机，随同到深圳参观的父亲一起回上海，准备在上海过年。
上海公安了解到，胡晓阳在上海，基本不在家里住，而是常住在衡山宾馆。于是，从这一天的下午一点开始，离康平路只一箭之遥的高级宾馆——衡山宾馆，即处在了公安人员的密切监视之下。
然而，让公安人员感到困惑的是，在随后的近三十个小时里，确定已经返回上海的胡晓阳却没有出现在衡山宾馆。
难道是他又得到了内部消息，躲藏到其他地方去了。
考虑到这次抓捕绝无走漏风声的可能，公安人员决定继续埋伏下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
24日晚间7点，当夜幕再度降临时，公安人员发现有一个穿着防雨面料滑雪衫的男子，从一辆轿车里跳出来，径直钻进了衡山宾馆。
经过辨认，此人正是胡晓阳。
考虑到晚间进出宾馆的旅客较多，公安人员决定晚间十点敲门抓人。与陈小蒙的反应不同，当三名公安人员出现在面前，并且出示收审证时，胡晓阳显得十分轻松，当被戴上手铐时，他甚至扬言，上海的拘留所关不了他三天。
在审讯室，公安人员首先要求胡晓阳交代自23日以来的行踪。
胡晓阳嚣张地说，23日晚上，他在静安宾馆吃的晚饭。晚饭后，又去上海宾馆打牌去了。牌打够了，又坐小轿车，到黄浦江畔的上海大厦跟朋友吹了一夜的牛。吹累了，就回衡山宾馆吃饭睡觉来了。
好一个八十年代上海滩的”衙内“，三十几个小时竟然连逛了四家高级宾馆，可想而知，他的生活有多么的骄奢腐败。
胡晓阳落网之后，仅隔了两天，该犯罪团伙另一成员康也非，在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落网；剩下一个陈丹广，因为他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船员，当时正在海上航行，上海公安只好给他预留了一副手铐，1985年2月15日，”清河城“号远洋货轮在上海浦东高庙刚一靠岸，陈丹广就被拷走了。
从1984年10月间的那封只有15个字的检举信开始算起，短短四个月，陈小蒙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全部落网，消息传开，舆论震惊。
但上海人议论最多的还是陈小蒙。
因为他太典型了。
他的堕落太灭绝人性、不可思议了。
3
要讲陈小蒙，首先要讲他的父亲陈其五。
陈其五1914年出生于安徽省巢县。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他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的身份，投身革命。陈其五的本名叫刘毓珩，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刘少奇派他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由于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风云人物，国民党对刘毓珩这个名字很熟悉，于是刘少奇要求他改名换姓，以适合做秘密工作。其五这个名字，是刘少奇亲自给他取的，他的母亲姓陈，为了纪念自己的革命生涯，后来他一直沿用陈其五这个名字，子女后来也都姓了陈。
抗战时期，陈其五先后担任过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1942年9月，在豫皖苏边区的洪泽湖畔，陈其五与爱人结婚，主婚人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
陈小蒙的母亲后来曾跟儿女们回忆，我与你们父亲举行的是革命的婚礼，只花了两元边币，请大家吃了顿面条，吃了几个梨而已。把高粱秆子铺在床板上，把两个铺盖卷放在一起，就算是新房了。
解放战争时期，陈其五先后担任过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那时候，第三野战军的通令、布告、《拂晓报》的社论，大多出自陈其五的笔下。尤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12月，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是他起草的。后经毛泽东审阅，做了几处修改，此文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广为流传。
1949年在上海解放的枪炮声和秧歌、腰鼓声响成一片的胜利时刻，陈其五的次子呱呱落地，这个与新中国同龄的孩子就是陈小蒙。
1950年代、60年代初，陈其五历任上海要职，主管文化宣传教育，一帆风顺。那时候，陈家是典型的革命干部家庭，父亲艰苦朴素，子女奋发向上。
陈小蒙的母亲曾讲过，在她的子女中，陈小蒙是最聪颖的，从小就喜欢写作，一家人曾对他寄予了厚望。
1962年，13岁的陈小蒙曾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一篇《我在东海前线》的散文，字里行间充满了革命的理想与热血。
“前沿阵地到了。这儿就是祖国的大门，是我日夜思念的地方。一到这里，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儿的一切多么严肃，多么紧张啊！对面就是敌占岛屿，它离我们只有两千米，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在这块土地上，曾经落下过多少美国炮弹，曾经有多少英勇的战士为了保卫祖国，光荣地献出他们的青春。前线，这是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名字啊······”
然而，人间正道总是沧桑的。
1963年，陈其五遭到罢官，随后陈家从康平路搬出，来到了上文受害女青年提及的那条弄堂——那幢房子本是一位花匠住的，陈家一家三代十来口人，搬进来后拥挤在两间屋子里，陈其五夫妇住在二楼，岳母带着孩子住在四楼。
此后，陈家经历了漫长的长达十八年的苦难。
外婆患急病，无人救治，死了；妹妹樱桃，被人粗暴地从四楼推下，瘫痪多年后也死了；爸爸被关了起来；妈妈在扫马路；哥哥被分派到辽宁；大嫂在安徽；大姐在新疆；妹妹在湖北；弟弟陈冰郎在江西农村插队；陈小蒙自己也是一样，他被下放到黑龙江兴凯湖畔的虎林接受“再教育”。
拥抱苦难，与苦难达成和解的人，重见天日，会变得高尚而悲悯。
仇视苦难，对苦难耿耿于怀的人，一旦摆脱，会变得丑陋而卑鄙。
陈小蒙似乎属于后者。
1972年年底，父亲的境况有所好转后，陈小蒙从黑龙江调到了安徽，在合肥工业大学“生产指挥部”当工人，当采购员。
然而，对于命运的这股春风，陈小蒙的内心却是不领情的，他认为命运对自己依旧不公，他应该回到上海去。
为了摆脱不公，年近三十的陈小蒙开始发奋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考上大学。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在陈小蒙那里，这所有的发奋都成了他后来宣泄的借口。
1978年，陈小蒙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候，生活虽然依旧困苦，但他自认为已将不堪回首的过往狠狠地踩在了脚底。
1979年，陈小蒙在那条弄堂里结婚了，因为家中困难，没有钱，学过木匠的弟弟陈冰郎自告奋勇，为哥哥打了一套简朴的新婚家具。
1981年，历经苦难，陈其五终于“官复原职”，重新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就在这个时候，陈小蒙开始了可怕的巨变。
他认为自己再不是贱民。
肆无忌惮的优越感成了他体内的毒液。
4
对于自己的堕落，陈小蒙认为是从认识胡晓阳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