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英国宗教政策：清教徒政治和宗教理念的表达

前言

都铎宗教改革的遗留问题贯穿英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始终。革命时期英国的宗 教政策是清教徒政治和宗教理念的表达。议会军获得内战胜利后，英国社会先后经历了长老派、独立派以及护国摄政的三个统治时期。

清教徒统治下，他们颁布了诸多宗教政策，进行了清教式的改革。宗教政策制定过程中，英国社会既呈现 出新教共识与天主教残余之间、不同新教派别之间、议会与军队之间等冲突，也存在基于新教共识及社会稳定等考虑所达成的妥协。

革命时期宗教政策的影响

革命时期，英格兰的清教主义思想，从本质上来看，来源于欧洲大陆的加尔文主义。可以说，加尔文关于教会的理念，塑造了英格兰的清教主义价值观。 结合加尔文的重要神学著作《基督教要义》来反思革命时期英国的宗教政策，可以看出，诸多政策践行了清教主义的价值观。

此外，虽然王朝复辟后英国重新回 归了国教，但革命时期的政治和宗教遗产，诸如大量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议会对自身权力的重视等，都成为了日后英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对于清教神学，人们无论是褒还是贬，往往会与加尔文主义联系起来。就 起源来讲，英格兰清教主义的产生，实际上受到了玛丽女王时期流亡者的影响。这些流放者在欧洲受到了加尔文主义的洗礼。客观上，大多数清教徒都假定和宣扬加尔文主义的基本信条，诸如人类的堕落、神圣的主权和救赎的预定等。清教徒返回英格兰后，不满足于改革不彻底的宗教现状，于是逐渐掀起了清教运动。

然而，清教运动不仅始终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甚至还遭受了多次镇压。尽管如此，清教徒却未放弃对进一步改革的愿景。

尽管清教运动存在长老会和公理会两条道路，但加尔文主义很可能为整个运动提供了支撑。清教思想是被一种大体上是加尔文主义的类型所塑造 的，即使这种加尔文主义在以日内瓦长老会为基础的宗教之外可以适应多种表达方式。无论是长老派时期，还是独立派时期，清教徒都秉持着践行清教主义 力量的信念。因而，在革命时期宗教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利于践行清教主义价值观。

复辟初期，斯图亚特君主查理二世抛弃了革命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转而寻求宗教统一，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其一，英格 兰社会普遍对革命时期宗教无政府状态的集体记忆心存忧虑；其二，复辟早期查 理二世的重要任务是重新建立统一的国教会体制。

因此，他必须抑制新教非国教 徒势力，以稳固其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遗产的消失。格朗·泰普赛尔教授指出：革命时期，英格兰社会出现了诸多的宗教派别，诸如长老派、独立派、贵格派、浸礼派等，它们都幸存了下来，且构成了英格兰宗教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宗教团体的追随者是如此地虔诚与团结，以致于在复辟时期遭受国教迫害 的情形下也十分坚强。相反，大规模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成为推动新教内部宗教 宽容发展的重要力量。如道教授所言：“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以及与之相伴随 的宽容的先例，是过渡时期不可消除的遗产。”

革命时期宗教政策的局限性

英国革命是17世纪中叶英国史上涉及面最广和影响最大的事件。它是社会转型时期英国社会变迁的产物，最终被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取而代之。这场革命是 在不经意间爆发的，其过程却充满了曲折，而导致它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这里不作讨论。我们特别加以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宗教政策，从内容及其实施效果来看，至少有以下三个局限性需要认真对待：其一，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英国自宗教 改革以来主要走的是一条中庸之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带有罗马天主教色彩的安立甘宗。

在国教会的统治下，社会民众的脑海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国教文化认同。 然而，清教徒一昧追求宗教净化的做法，致使其难以获得更多民众的广泛认同， 形成了英国国教文化认同与清教激进主张的对立；其二，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 中心的世俗生活日益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其中娱乐活动已然成为世俗社会的常见现象。然而，清教徒却试图将克制、禁欲等宗教理念强加给人们，而忽视了世 俗社会发展的规律，扩大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隔阂；其三，护国政体时期，虽然 克伦威尔以法律为依托，确立了信仰自由的政策，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不容忽视的是，他将宗教宽容与是否脱离基督教基本信仰原则和是否破坏王国秩序等直接 挂钩，因此，这种宽容并非无限制、绝对意义上的宽容。宗教宽容故而在实际执 行中存在偏差。

革命时期英国的宗教政策，不仅清晰地反映了清教主义的价值观，而且深刻地映照出宗教改革以来英国社会所遗留的有关国家与教会关系问题，同 时还折射出英国革命复杂性、曲折性，这些都成为这一时期宗教政策特点形成的 重要影响因素。

从实际效果看，革命时期清教统治当局所颁布的宗教政策，虽净化了国教会，但忽视了民众对国教文化传统的情感认同；虽以清教思想改善了道 德，但忽视了世俗社会的现实需要；虽确立了法定意义上的宗教宽容，但忽视了 执行中的实际效果，这些方面都使清教统治官方与广大民众的隔阂越来越大，最终致使革命本身以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而告终，仿佛轰轰烈烈的革命又回到了原点。

这就使革命必然带有悲剧色彩。虽然克伦威尔等人借助清教理想，冲击了“国王治理”和国教文化的传统，但却无法借助清教理想在崩塌的社会秩序上重建起一个超越国教统治的稳定社会结构。当然，如果从长远来看，这一时期对宗教宽容的实践、大量新教派别的发展、议会的宪政实验等等，都为英国社会进步，提 供了多元的推动力。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结语

革命时期，英国面临着社会转型，其间为诸多纷乱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所 包围，为动荡不堪、秩序失调、思想爆炸等危机因素所困扰，但同时，在危机之 中又孕育着改革和发展的生机。英国革命起源于国王查理一世挑起的内战，但我们毋宁认为，这是英国社会矛盾积累与激化的产物，其中既存在专制与宪政的矛盾，也包含国王无理征税与封建制度下固定征税传统的冲突，更杂糅了宗教改革 以来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革命不仅使这些问题重新显现于社会表面，也为促进 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动力。

关于英国革命的性质，学界存在“资产阶级革命说”、“宪政革命说”或“清教革命说”等观点。结合本文的研究，笔者更倾向于清教革命的观点。通而观之，革命时期英国的宗教政策正是为了解决宗教改革以来尚未解决的天主教遗留问题，以及为了应对斯图亚特早期不断累积的宗教矛盾。

它们的出台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天主教遗留因素（主教制、仪式、偶像崇拜等）的清除、对各激进教派 的管理以及教会管理体制的选择。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清教当局的态度逐渐从矛盾过渡为妥协，尤其在对待各激进教派和教会管理上，不仅赋予了绝大多数教派 的信仰自由，而且利用国家的世俗权力平衡了不同教派对传播福音的诉求，基于此，宗教态势总体上也从冲突走向缓和。

总之，宗教变迁始终伴随着16至17世纪英国社会的转型。正是在冲突与妥协的变奏之中，宗教问题得以妥善的解决， 并为近代英国构建民族国家提供强大的精神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