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位军事家，少奇同志为什么没进名单？这是疏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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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一份名单悄然公布，列举了我军36位杰出的军事家，其中既包括了主席、周公、邓公等知名人物，也有十大元帅、十大将以及杰出的先驱烈士如叶挺。然而，在这个名单中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抗战时期曾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的邓公被列为军事家，而同一时期曾担任新四军政委的少奇同志却未被包括在36位军事家之列。这一差异是否仅仅是个疏漏呢？

所谓军事家，指的是那些在战略、战术和军事理论领域，对军事活动的理论、计划和实施具有指导作用的高级将领或军事理论家。从这个定义来看，军事家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军事活动和军事理论做出贡献。初步方案显示，周公、少奇同志和邓公曾被列为入围元帅的候选人，这显示了他们卓越的军事贡献，尽管最终没有获得元帅的职衔。然而，在评选36位军事家时，邓公再次被列入，而少奇同志则被排除在外。

抗战时期，邓公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与刘伯承、徐向前等元帅一起协同作战。与此同时，少奇同志曾担任新四军政委，与陈毅元帅和张云逸大将合作。就这一时期的表现来看，邓公和少奇同志的资历、职位和战功基本相当。然而，如果考虑整个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的综合表现，邓公在军队中的职务和战功更为突出。

土地革命时期，邓公和少奇同志的生活轨迹截然不同。1927年春，邓公结束了在欧洲的6年半的勤工俭学，回国后被派往冯玉祥的西北军从事统战工作。他经历了困难的旅程，从莫斯利出发，乘火车、汽车，骑马，甚至步行，最终到达西安。那个时候，西北军的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即便和冯玉祥一同用餐，也只有简单的馒头和咸菜可供食用。

相比之下，少奇同志在回国后投身工人运动，领导了安源路矿大罢工，参与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以及武汉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成为早期的工运领袖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转入地下领导白区工作，并在苏联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这一时期，他的工作重心完全不在军队。

长征途中，邓公和少奇同志都参加了遵义会议，但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邓公作为秘书长和《红星报》主编，作为旁听者参加了这个历史性的会议，而少奇同志则是参会的候补委员之一，作为红五军团代表，在发言中公开支持主席。长征结束后，邓公继续在军队担任要职，而少奇同志则离开了军队岗位。

在解放战争爆发后，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开始了我军的战略大反攻。邓公先后担任中原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参与淮海战争等重要军事行动。而少奇同志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主席，领导全局的工作，包括推动解放区土改等。虽然他在抗战时期符合元帅授衔标准，但在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没有从事军队领导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军衔评定工作，但少奇同志和邓公之间的差异仍旧存在。少奇同志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地方领导工作，而邓公则长期领导军队，制造了军队工作理论。

综上所述，邓公之所以被列为军事家，而少奇同志未被包括在内，是因为他们在军队工作方面的差异。邓公在不同时期都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制造了杰出的战功，因此被认定为卓越的军事家。而少奇同志虽然有过军队经历，但他的主要工作领

域并不在军队，而是在工人运动和地方领导工作中，因此在军事家名单中没有被列入。

至于有关邓公和少奇同志初步方案入围但未获元帅职衔的说法，其真实性和逻辑也需要深入考察。元帅的授予标准明确规定，包括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的高级将领以及领导战争军团作战功勋卓越的高级将领。具体到不同时期的标准，土地革命时期需要是根据地创建者或军团级高级将领，抗战时期需要是八路军师级、副师级和新四军军级高级将领，解放战争时期需要是野战军和重要军区司令员、政委。

从这个标准来看，邓公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红7、8军和左右江根据地，符合元帅的授衔标准。而少奇同志在抗战时期也符合标准，但在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并未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因此不符合元帅的授衔标准。这或许是少奇同志未被列为元帅的原因之一。

总之，邓公和少奇同志都是我国革命历史上杰出的领袖，他们在不同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邓公之所以被列为军事家，主要是因为他在不同时期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取得了显著的战功，而少奇同志则因其工作重心不在军队领导，因此未被包括在36位军事家之列。这一评定并不是对少奇同志贡献的否定，而是根据其在不同时期的工作实际情况作出的客观评价。在革命历史的长河中，每位领袖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和角色，共同构成了我国革命的壮美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