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谈当年所谓的秘密窃听事件，还原事件的本来面貌

引言

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来源于杨尚昆同志的回忆录《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限于作者水平有限，文中若有纰漏之处，还请指正为谢。

回忆录的撰写

首先来谈谈这本回忆录，这书并非是他本人所写，这部回忆录，是党史研究室邀约杨尚昆同志，由其口述历史，苏维民执笔整理撰写而成；整本回忆录的内容，从1949年开始，截止到改革开放之初为止。

书里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主要是杨尚昆同志在办公厅担任主任的那20年、抗美援朝期间、过渡时期总路线、庐山会议、秘密录音时间，等等。这本回忆录的史料价值还是比较珍贵的，书里透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

1993年，杨尚昆同志退居岗位之后，很多老同志都给他提了个建议，就是希望他能出一本回忆录，留下一份详实的珍贵资料。一开始，他是没有打算要写回忆录的，但经过多次的认真考虑之后，杨尚昆认为还是得留下一点什么东西，于是，他就给组织写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获得了批准后，组织上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名为“杨尚昆回忆录整理组”。

撰写回忆录是一个耗时耗精力的大活，那时候，杨尚昆的年纪也大了，倘若由他一人来撰写回忆录，单单只是资料的收集整理就很熬人，因此才特意组织了这么一个写作班子。

写作班子成立之后，杨尚昆特意嘱咐他们，撰写回忆录千万不可以捕风捉影，也不能只依赖于他本人的记忆。因为人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拉长难免是会出现偏差的，所以，撰写回忆录要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作为佐证，一切以详实客观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才行。

他本人的那些日记本来是很难得、很详实的参考资料，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日记在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被烧掉了。

因此，写作班子创立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开始撰写，而是分工合作寻找各种详实的资料文献。譬如，某一件事，具体是发生在哪一年，或者说是具体是哪一天，这种很细节的时间节点，仅仅凭借着当事人的记忆，是难以说清楚的，这就需要具体的文献资料来佐证了。

杨尚昆同志之所以对回忆录持有认真，可以说是近于严苛的态度，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不只是一本简单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史书。倘若仅仅凭借当事人的记忆来撰写，难免会因为记忆的偏差误导旁人，这就背离了他撰写回忆录的初衷了。

个人的回忆录，是要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历史大背景，所以，收集到的文献材料，就必须要可靠、客观，是不能捕风捉影，讲一些所谓的“内幕”去哗众取宠；而且，他还叮嘱写作小组，这本回忆录千万不能写成一本为他本人歌功颂德的书，不能一味的夸赞。

有些事情，错就是错，对就是对，要实事求是的写出来，简单来说，这本回忆录就是要在“一正一反”之间，总结自己一生的同时，向读者展示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要留给后人经验教训，避免后人重走老路，这才是撰写回忆录的价值所在。

秘密录音事件

先简单的给大伙梳理这个秘密录音事件的原貌，这个也成了当年杨尚昆同志所谓的一个“罪状”。

简单的说来，就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伟人曾两次批评过录音方面的工作，后文我再详细说一下这两次为何会批评。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伟人这两次批评录音工作的事情，被“林、江”一伙人拿出来大做文章，也被冠以“秘密窃听”；注意了，“窃听”这两个字的罪名可是很重的，事情的性质一下就转变了。

在那本回忆录里面，杨尚昆同志认为，录音工作是办公厅的正常工作流程，本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六十年代被一伙人搞得很神秘，并且冠以“窃听”二字上去，就显得很是骇人听闻了。

在杨尚昆看来，录音工作是必须的，可惜的是，1961年销毁了很多的录音带，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就这么成了灰烬。

录音工作这个制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开始，之所以要建立这个制度，就是为了保证重要会议记录的一个准确性，因为单靠用笔来进行速记，难免会出现失误，这时候就需要现场录音作为佐证了。

到了后来，录音制度也逐渐完善，还建立了相对于的录音档案，这录音也成了中央档案里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伟人讲话的时候不太喜欢旁人做记录，但是，担任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是职责所在，有一些重要的场合、重要的谈话，倘若记录有偏差，那就是重大的工作失责。因此，身在其位的他，于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就向伟人提过建议，说以后不管是开什么会议，是否应当有个记录才好。

伟人考虑之后，给的答复是，让杨尚昆和胡乔木共同来记录。

这时候，会议记录其实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完善的制度，只是“杨、胡”二人做一些简要的、重要的速记。即使是这样的速记，有时候也难以实施下去，因为伟人着实是不太喜欢旁人做记录。

一直到1956年，伟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之后，他发现没有现场的录音和速记，只有几个同志整理出来的笔记和稿子，这让伟人有些不满意。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事情，以后每次召开重要会议，或者是遇到重要讲话的时候，杨尚昆都会事先征求意见，需不需要录音，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会着手安排人进行录音。

之所以很难建立起录音制度，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那会的录音设备十分的笨重。尤其是和外宾谈话的时候，旁边摆上一个超大的录音设备，那么一个庞然大物架在旁边，任谁都会坐立不安。再加上机器工作的时候，传出来的噪音也显得聒噪，很是不合时宜。

虽说也有那种小型的录音机，但也很是不方便，那种小型的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倒是显得有些精致，和一块手表差不多大小，录音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戴在手腕上。

但是呢，这个设备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就得更换一次录音的钢丝；更换钢丝的过程也有些繁琐复杂，而一次谈话和会议，往往是要持续好几个小时，那录音的钢丝也很珍贵，有时候使用完之后，一时半会也找不到新的钢丝，一场会议或是谈话下来，录音也是录得七零八碎的。

这么说吧，要是设备先进一些，伟人和外宾们也不会产生抗拒心里了。后来之所以能建立起完善的录音制度，也是得益于录音技术和设备的改进。

在杨尚昆的印象中，打从1958年的11月开始，伟人每次外出或是发表一些重要谈话的时候，都会进行录音。这些珍贵的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告知，都统一存放于机要室。通常是不外借的，只有极个别因为工作需要的缘故，得到杨尚昆的亲自批准之后，才会对外借用。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录音设备和技术的迭代更新后，办公厅的录音工作也逐步走上了正轨。但是在具体的录音执行过程中，作为主任的杨尚昆依旧很是谨慎。，基本上每次都需要事先征求同意之后，他才会安排人录音。

譬如，1960年的4月，他陪同伟人一起外出巡视考察期间，于6月底才返回北京，这次外出巡视期间，伟人接见了很多人，有出名的社会人士、民间团体，也包括来自很多国家的外宾。很多次谈话都录音了，当然，这些都是事先经过请示，获得同意后才录下来的。

但是，百密终有一疏，伟人有两次批评录音工作，他之所以会批评，不是批评办公厅的人秘密窃听，而是没有事先请示，经过同意录音。

两次批评录音

伟人虽然不喜欢录音，但是他也知道在一些重要场合中，录音工作的重要性。譬如1958年7月，他先后接见尤金（苏联驻华大使）和赫鲁晓夫的时候，就特意提出要进行现场录音；1960年4月外出巡视期间，再接见外宾的时候，也提出要录音，并且还特意嘱咐，新闻稿在刊发之前，一定要先和录音带进行核对，保证准确无误之后才可以刊发。

由此可以看出来，虽说他本人不喜欢录音，但也看重录音的重要性和准确性。

第一次批评

伟人首次批评录音工作，是在1959年的11月，是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对录音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

会议结束之后，作为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召集了各局、室、馆的负责人，召开了一次厅务会议。主要就是调整录音工作流程，改进办公厅的工作，以及展开自我批评。

当时，针对这个问题，中办的机要室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1960年的4月，给出了一份报告，就是如何规范录音工作的报告。这份告别主要是给予建议，明确办公厅录音工作的一些范围，报告里给出的建议是，在下面这七种情况下可以进行录音，除此之外，一律不要录音。

1.大型会议；2.中型会议；3.涉及政治局常委的一些重要会议；4.重要领导的一些重要谈话；5.召开的电话会议；6.兄弟党在我党会议上的讲话；7.其他经过指定需要录音的场合。

按理说，机要室给出的这个建议是比较好的，也是很妥善的。但是，作为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觉得，录音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是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财富，因此，他还是坚持“一事一议”原则，尽可能的保留下录音档案。

只是，在后续的录音工作中，他会事先请示，得到批准后才会安排机要室进行录音。

第二次批评

伟人第二次批评办公厅的录音工作，是在1961年的4月，那一天，他在长沙接见外宾，汪东兴提前告知，会见外宾的时候，需要照相和录音。这让伟人有些不高兴，询问是谁批准的要录音，并对此做了批评。

那时候，杨尚昆正在河北的徐水做宣讲工作，他接到电话，让其立刻返回北京。等回到北京之后，他才得知原来是因为长沙录音这事被批评了。

也是这第二次批评之后，杨尚昆才明白过来，伟人虽说不喜欢录音，但也没有完全否定录音工作的重要性，他两次批评录音工作，是批评没有事先通知，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进行录音，而并非后来被人冠以“秘密窃听”的性质。

这只是工作流程当中的一个失误，但是被贴上“窃听”这个标签之后，性质就变得恶劣了，事态也就变得严重了。

伟人第二次批评录音工作之后，针对录音工作，邓公还特意召开了一次会议进行探讨。这次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份决定，名为《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

在这份决定里明确的指出，往后的重要会议，需要经过书记处的批准之后 才可以进行记录。除此之外，其他的重要会议和重要谈话，包括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进行录音。

可以说，这个决定相当于是恢复之前的会场速记方式，不能录音了。因此，这次会议之后，还选调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专门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速记员。

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录音工作进行得是时断时续、谨慎再谨慎；而这场会议召开之后，才算是给录音工作定了一个最终决断，也就是恢复“会场速记”，至于能不能录音，需要得到书记处的同意才行。

会议结束之后，一直到1965年的冬天，杨尚昆被免去了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之前，大中小型的会议记录，采取的都是速记方式进行。

结束语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伟人的这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就被人拿出来大做文章，说是“搞窃听”。

谈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杨尚昆认为，那些人要整我一个人倒也罢了，但是搞出“窃听”这事，牵连一大批人进去，那伙人整人真的是不择手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所谓的“秘密窃听”事件，给予了彻底的澄清，恢复了包括杨尚昆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受此牵连的同志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