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为何热衷 “求神拜佛” ？

作者 | 夏俊苹

来源 | 中国青年研究公众号，已获授权

1. 问题的缘起与文献回顾

近期，“年轻人热衷寺庙旅游”“年轻人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求人和求己之间选择了求佛”“关系与体系之间选择了佛系”“许愿要先报上姓名与身份证号码”“能让当代年轻人心甘情愿排队的只有雍和宫”“木鱼一敲，烦恼全消”等词条频频登上微博热搜，引起广泛热议。携程网数据显示，2023年2月寺庙景区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10%，且预定门票的游客中“90后”“00后”的比例接近50%。在东亚文化圈中，到寺庙求财、求姻缘、求金榜题名的行为自古就有，即便到了今天，高考前夕韩国家长们去寺庙拜佛、求神、卜卦祈求孩子考个好大学依然是很普遍的群体性活动[1]。作为宗教场所，寺庙场域内的行为具有特殊的象征性与体验感，烧香、跪拜、求符、敲木鱼原本是中老年偏好的行为与活动，为何突然在高学历、高素质的年轻人中爆火，折射出何种群体心理?

当代青年“求神拜佛”行为主要表现在:寺庙旅行、寺庙禅修、上香祈愿、占卜吉凶、购买与制作符咒等。“求神拜佛”的流程有:第一步是选择相应的寺庙，寺庙不同主要功能也不同，例如年轻人到雍和宫是去求事业、财运，而卧佛寺因与“offer”谐音成为大学生找工作时的打卡地，到杭州红螺寺则是为了求一个好姻缘;第二步是了解拜佛规矩与禁忌，包括如何拿香、上香等;第三步是亲自制作或请法物，包括购买佛珠手串、祈福香囊、各种护身符等;第四步是及时还愿，如果所求成真，要在初一、十五带着香、茶叶等告知佛祖自己来还愿了。青年“求神拜佛”主要是为了祈愿好的事业、学业、财运、姻缘、健康等，或者只是自娱自乐地见佛就拜，与传统民间信仰并无太大差别。对于青年“求神拜佛”现象，《新京报》2023年3月21日发文批评他们“不上进只上香”，批判年轻人缺乏奋斗精神，把路走偏了。同日，《北京日报》发文指出不必过于忧心青年“上香拜佛”，要更关注年轻人上香求什么。两大媒体的态度一个犀利批判，一个温和包容，形成强烈反差。那么，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一味采取戏谑调侃、批评批判的旁观者、上位者心态来评价，并不利于理解青年的社会心态与行动逻辑，也无助于客观地观察年轻一代的文化流变、集体倾向、群体心理的生成原因、分布特点、持续过程、演变规律。

已有较多学者对“Z世代”青年(1995年至2009年出生)进行了整体性解读，并从结构和文化两个视角研究“Z世代”青年文化与行为特征[2][3[4]][5]，“盲盒”“饭圈”等消费心理和观念以及独特的亚文化特点等[6][7][8][9]，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切面。考虑到中国年轻人毕业、考试、工作的年龄节点，以及独特的职场35岁文化，本文把青年的年龄界定为18~35岁。中国自古就有“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生命历程标准，在无形中更增添了年轻人生活工作的时间紧迫感。“30岁”年龄压力呈现出社会时间结构对个体生命周期的挤压[10]。“35岁危机”更是一个具有客观规律的复杂社会现象[11]，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为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设定了“功成名就”的时间标杆和年龄门槛。当时间过度道德化，就会引发个体内疚、恐慌情绪，导致个体自我漠视、自我异化[12]。“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家庭关系压力”是年轻人身上的三座大山[13]，而就业难、购房难、看病难、孩子上学难、父母养老难以及来自职场竞争、社会交往、婚恋生育等各方面的压力更加剧了当代青年的焦虑与恐慌[14]。面对多重压力，年轻人焦虑、纠结、迷茫、害怕做错选择，求助玄学希望借助“占卜算命”来缓解焦虑、解决困惑、获得心理安慰。一方面，这是由于当代年轻人正处于社会流动带来的个体“脱嵌”状态，缺乏自身归属感、价值感;另一方面，在社会竞争中时间效率化加上未来高度的不确定性促使他们陷入焦虑恐慌情绪，缺少清晰的生活意义和奋斗目标[15]。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这也催生了网络占卜市场的出现，据天眼查数据显示，仅2021年就有超过100家从事“网络占卜、星座分析、易经风水、命理解读”的公司成立，且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

从结构视角看，特定群体的问题、表现、特征，往往都与社会发展整体结构息息相关;从文化视角看，青年群体的心理动态、行为方式折射的是观念变迁[16][17]。美国在二战后，年轻人也曾出现“垮掉的一代”，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也曾出现年轻人成为“平成废宅”(蛰居族)的现象[18]。因此，在时代冲击和社会变迁造成的结构性压力面前，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青年群体都会出现类似的消极颓废的青年亚文化，这固然值得警惕和关注，但也不必先声夺人给当下青年“求神拜佛”贴上“逃避现实”“缺乏奋斗”“自我欺骗”的标签，从而忽略和掩盖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社会性原因。年轻人“求神拜佛”现象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可深度观察的机会去理解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这能够更具象地解释当今社会竞争、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制度转型等宏观结构对微观个体的影响。“求神拜佛”不仅杂糅了年轻人焦虑、向往、迷茫、纠结等多重心理状态，也指涉了当代年轻人在时代转型中的现实困境与生存境遇，毕竟，每一个去寺庙的年轻人，背后都是为考试上岸烦躁不安的人，为住房、教育、医疗压力焦头烂额的人，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彷徨不定的人，关注和正视他们的所求、所忧、所盼，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帮助青年成长。本研究借助CGSS2018数据刻画青年“求神拜佛”的群体图像，并进一步探究当代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成因与对策。

2. 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8年的数据(CGSS2018)，该调查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全面收集了受访者的人口学信息、家庭生产生活情况、社会态度与评价等多层次、多维度信息。更重要的是，CGSS2018数据特别添加了与宗教行为相关的问题，询问了被访者的宗教信仰及相关行为，包括“您在特殊日期，是否在意吉日或凶日?”“在过去一年中，您有多少次去一个地方祈求好运(学术、商业成功、健康等方面)?”以及“您是否随身戴着祝福好运的符咒和护身符?”结合被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工作性质等特征，可以借助统计分析方法刻画年轻人“求神拜佛”的群体镜像。经过数据筛选，18~35岁的样本共2314个。

2.变量选取

(1)“求神拜佛”行为测量

“求神拜佛”行为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问卷中询问被访者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您在特殊日期(结婚、搬迁等)，是否在意吉日或凶日?”回答“毫不在意”赋值0、“不太在意”赋值1、“有点在意”赋值3、“非常在意”赋值4。二是“在过去一年中，您有多少次去一个地方祈求好运(学术、商业成功、健康等方面)?”回答“没有”赋值0、“一次”赋值1、“两次”赋值2、“三次”赋值3、“四次”赋值4、“五次或以上”赋值5。三是“您是否随身戴着祝福好运的符咒和护身符?”回答“有”赋值1、“没有”赋值0。

(2)“求神拜佛”行为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变量包括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被访者的人口学属性变量，包括性别(男性=0、女性=1)，婚姻状况(未婚=0、已婚=1)，教育水平[没上学=0、小学=6、初中=9、高中(包括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宗教信仰(无=0、有=1)，健康状况(很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很健康=5)，心情抑郁或沮丧程度(总是=1、经常=2、有时=3、很少=4、从不=5)。第二个维度是社会经济特征，包括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工作情况(无=0、有=1)，住房产权(无房产=0、有房产=1)，收入、住房、工作是年轻人经济压力的主要来源，可能会影响“求神拜佛”行为。第三个维度是社会和生活评价，包括社会公平感、生活幸福感、阶层认同感，对当今社会公平的评价赋值(完全不公平=1、比较不公平=2、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3、比较公平=4、完全公平=5)，对生活是否幸福的评价赋值(非常不幸福=1、比较不幸福=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3、比较幸福=4、非常幸福=5)，对自己所处阶层的评价赋值(1~10分)。

3.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采用CGSS2018微观数据集，运用卡方检验、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刻画出年轻人“求神拜佛”现象的群体图鉴。

3. 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群体图鉴

1.女性比男性更倾向“求神拜佛”行为吗

表1:卡方检验结果显著(P=0.074且关联系数V=0.092)，这表明受访者的性别与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存在关联性。男性样本中，有82人(19.3%)选择“非常在意”，173人(40.7%)选择“有点在意”，合计60%，表明男性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会在意吉日凶日;而女性样本中，54人(13.6%)选择“非常在意”，154人(38.8%)选择“有点在意”，合计52.4%，表明有大约一半(47.6%)的女性并不特别在意吉日凶日。

表2:关于“在过去一年中，您有多少次去一个地方祈求好运(学术、商业成功、健康等方面)?”的测量，表明性别与祈求好运的次数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P>0.1)，这说明性别差异对祈祷行为没有影响，自然也就无法推断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有祈祷行为。可能的解释是，部分人会存在“迷而不信”行为，仅停留在微弱的意识层面，并不会付诸行动去做。另外，有1530个样本回答了“是否随身戴着祝福好运的符咒和护身符”，其中1105人(72.22%)选择了会随身佩戴，且全部为女性。

2.受教育水平越高越不会“求神拜佛”吗

表3:卡方检验结果显著(P=0.01且关联系数V=0.12)，这表明受访者的教育水平与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存在关联性，并且在大专以上的高学历样本中，有10%的人“非常在意”吉日凶日，44%的人“有点在意”，即高学历的人中有约54%的人倾向在意吉日凶日。

表4:模型1是教育水平对吉日凶日在意程度的回归结果，测试表明教育水平每提高一年，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会提高3.1%(P<0.01)。模型2是教育水平对祈祷次数的回归结果，测试表明教育水平与每年参加的祈祷次数回归结果不显著。模型3是教育水平对是否佩戴护身符的Logit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教育年限与是否佩戴护身符不相关。模型1~3表明，虽然有人会主观倾向认可“吉日凶日”的说法，但并没有去付出实际行动到宗教场所去祈祷，或者日常随身佩戴相关饰品，也存在“迷而不信”现象。

3.有宗教信仰的人才会有“求神拜佛”行为吗

表5:在全部的2314个样本中，没有宗教信仰的有2128人(91.96%)，仅186人(8.04)有宗教信仰。共有822人回答了在生活中的特殊日子时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中有121人(15.98%)“非常在意”，300人(39.63%)“有点在意”，合计55.61%，表明超过一半的人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也相信吉日凶日的存在;有宗教信仰的人中15人(23.07%)“非常在意”，27人(41.54%)“有点在意”，合计64.61%，表明在有宗教信仰的人中有约36%的人不在意吉日凶日。卡方检验结果也证实，是否有宗教信仰与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关联性不显著。

表6:回归结果表明，宗教信仰与祈祷行为呈正相关，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倾向为了健康、事业、学业去进行祈祷(P<0.01，β=0.74)。在回答是否随身佩戴护身符时，有宗教信仰的1105个人中，有7.7%会随身佩戴护身符;没有宗教信仰的425人中，有8.9%会随身佩戴护身符。上述现象说明，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倾向到宗教场所进行祈祷活动，但认可吉日凶日、佩戴宗教饰品等有宗教色彩的行为并非为信仰宗教的人所独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会有相关宗教行为。

4.身体健康状况、心情抑郁程度与“求神拜佛”行为

在全部的2314个样本中，327人(14.13%)健康状况“一般”，995人(43%)“比较健康”，890人(38.46%)“很健康”，合计约96%;而在回答“心情抑郁和沮丧程度”时，478人(20.66%)“有时抑郁沮丧”，102人(4.41%)“经常抑郁沮丧”，16人(0.69%)“总是抑郁沮丧”，合计25.76%。这表明，相比身体健康，部分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更需要得到关注。

表7:模型6表明身体健康状况与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不相关。模型5表明健康状况与祈祷行为呈负相关，身体越健康的人祈祷行为的次数越少(P<0.01，β=-0.114)。模型6是身体健康状况与是否随身佩戴护身符的Logit回归结果，测试表明身体健康的人更可能随身佩戴护身符。

表8:模型7表明心情抑郁程度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相关性不显著。模型8表明心情抑郁程度与祈祷行为呈负相关，心情抑郁程度越高祈祷行为的次数越少(P<0.01，β=-0.102)。模型9是心情抑郁程度与是否随身佩戴护身符的Logit回归结果，测试表明心情抑郁程度高的人更可能随身佩戴护身符。

5.婚姻状况与“求神拜佛”行为

表9:婚姻状况与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卡方检验结果显著(P<0.01)，表明二者存在一定关联性(关联强度系数V=0.18)。

表10:模型10的测试结果表明，婚姻状况与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呈负相关(P<0.01)，已婚的人比未婚的人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低了34.1%。模型11的测试结果表明，婚姻状况与祈祷行为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模型12是婚姻状况对是否随身佩戴护身符的Logit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相比未婚的人，已婚的人更不愿意随身佩戴护身符。

6.个人年收入对数、工作情况、住房情况与“求神拜佛”行为

表11:模型13~15测试了个人年收入对数、工作情况、住房情况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对祈祷行为、是否随身佩戴护身符的回归结果。模型13表明，个人年收入对数、工作情况、住房情况与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相关关系均不显著。模型14表明，个人年收入对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祈祷好运次数，个人年收入每增加1%则祈祷好运的次数增加0.034%，是否正在拥有全职工作与祈祷好运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是否拥有住房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祈祷次数，拥有住房的人更倾向有祈祷行为(P<0.05，β=0.267)。模型15是个人年收入对数对是否会随身佩戴护身符的Logit回归结果，测试表明个人年收入越高越倾向随身佩戴护身符，而工作情况、住房情况与是否会随身佩戴护身符相关关系不显著。

7.社会公平感、生活幸福感、阶层认同感与“求神拜佛”行为

表12:模型16~18测试了受访者对社会公平的评价、对自己生活幸福的评价、对自身所处阶层的评价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祈祷行为、是否随身佩戴护身符的回归结果。模型16表明，社会公平感、生活幸福感、阶层认同感与对吉日凶日的在意程度相关关系均不显著。模型17表明，阶层认同感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祈祷好运的次数，个人阶层认同每提高一个单位则祈祷好运的次数增加6.4%，而社会公平感、生活幸福感与祈祷好运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模型18是社会公平感、生活幸福感、阶层认同感对是否会随身佩戴护身符的Logit回归结果，测试表明社会公平感、生活幸福感、阶层认同感与是否会随身佩戴护身符相关关系均不显著。透过以上群像分析可以看出:第一，青年“求神拜佛”只是当前中国社会多元化的一种体现。没有哪一个单因素特征的青年群体同时具有在意吉日凶日、存在多次祈祷、随身佩戴护身符三个表现，有非常显著、鲜明的“求神拜佛”行为偏好，只是存在某些与“求神拜佛”相关的行为。例如，性别虽然与吉日凶日在意程度存在关联，但是却与祈祷行为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又如，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存在一定的“求神拜佛”行为。第二，当代青年“求神拜佛”现象存在“迷而不信”的特点，并具有一定的“反常识”特性。例如，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反而越在意吉日凶日，但与祈祷行为、佩戴护身符行为相关关系不显著，表明对“求神拜佛”只停留在意识层面，并未有实际行动。第三，“求神拜佛”行为本质上仍是阶段式、旋风式青年亚文化的一种，以后也会涌现出更多种多样的青年亚文化来助其排解焦虑、释放压力、表达自我。因此，对于部分青年“求神拜佛”行为，只要没有过于消极颓废，没有显现出极端化倾向，不必过于苛责、贴标签。第四，线下“求神拜佛”与线上阶段性流行的“转锦鲤”“赛博菩萨”“MBTI人格测试”“换金钱豹头像”等行为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无根本上的区别，都是为了转移压力、排解焦虑、自嘲自娱、表达融入。

年轻人热衷“国风”文化，实质上是青年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体现，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心态。而“求神拜佛”行为可以说是青年在自塑与他塑的过程中出现短暂偏离、落差催生的“产物”，虽然存在一定消极的社会心态倾向，但也表现出“迷而不信”的特性，并没有超越普通民众对民间信仰的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当代青年获得慰藉、削减张力的“减压阀”。“求神拜佛”与之前旋风式地沉迷“盲盒”消费、留恋“树洞”文化、追求“饭圈”文化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是都是年轻人排解压力、释放自我、融入集体的一种青年亚文化，差异是“求神拜佛”更突出对表达的空间性与实践性，毕竟，寺庙作为宗教场所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生活场域。

4. 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成因分析

1.“风险社会”里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

当代青年的生存境遇处于风险增加、动态演进的变革阶段，与之相关的行为、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生动多样的趋向。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表达了对现代文明发展前景与趋向的深度忧思和警醒，并指出现代“风险社会”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第二，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19]。虽然现代性产生稳定性，但是现代性的过程却产生不稳定性[20]。2019年底暴发的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情是近年来影响最重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突发性公共社会危机，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挑战日常生活秩序，改变社会治理路径，冲击人们的社会心态和信心，而且使本就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更加复杂、多元、突变，给亲身经历这场危机的年轻人增添了更多风险、脆弱、不安。亲历过疫情的艰难时刻，觉悟出这场危机带来的创伤性经验，面对当前以及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心态与价值观均处于剧烈变化和波动中的年轻人出现焦虑、盲从、追求稳定等消极、保守心态也就可以理解了。病急乱投医、自我治疗式地走进寺庙祈福许愿、期望获得救赎，也从侧面表明当代青年面对多重社会结构性压力时，依然对美好生活存有期待，但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有效的引导、帮助和理解的困境，这就给了“求神拜佛”文化以可乘之机。与其一味地指责、批判，不如给年轻人多些人文关怀与合理引导，帮助他们提振信心、化解忧虑。

2.青年时间焦虑与现实困境的叠加

青年群体的时间焦虑、恐慌主要表现为失控感、不确定感。时间的道德化是指以道德化的标准来衡量对时间的利用或反应是否合意，并据此判断、解释或理解自我的行动，将时间道德作为行动指南、规范会引发愧疚、恐慌、焦虑[21]。青年正处于传统文化标准“成家立业”的关键阶段，且35岁又被广泛默认要取得一定社会成就的年龄门槛，否则可能会被认为是“失败者”，这实质上是时间的过度道德化对青年群体的约束、压迫、异化[22]。

现实生活中，当前青年群体“成家”与“立业”均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一些客观性、结构性问题并不是依靠青年自身的力量可以解决的。“立业”方面，受制于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教育回报率降低等各种因素，青年群体失业率偏高、就业质量堪忧[23]。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公布的最新数据，2023年4月，我国16岁至24岁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20.4%，创历史最高水平。2013—2021年，随着失业风险的提高，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焦虑显著增强[24]。也有研究发现2006—2021年，我国青年的劳动参与率在下降[25]。此外，当前青年就业出现了诸多新现象，从“内卷”到“躺平”[26]，“考编考研热”不断升温，体制内的央国政(央企、国企、公务员)成为不少毕业生的优先选择[27]，“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成为代表性话语[28]。“成家”方面，主要指当代青年的婚育、婚房压力。根据民政部公布的《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结婚率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21年的5.4‰，几乎下降了一半，人口出生率也从2010年的11.9‰，下降到2021年的7.52‰。关于住房，我国自古就有“安居乐业”“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观念，因此买房成了大量青年努力奋斗的目标。婚房是影响婚姻缔结、家庭组成的前置条件[29]。拥有住房对青年群体的人生规划与地位信心具有重要象征意义[30]。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8.5%的受访青年认为“自由住房带来安全感、归属感”，50.5%的受访青年认为“传统观念里自己的房子才是家”，可见住房消费仍然是大量青年的必然性、必须性、必要性消费。但高昂的房价不是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可以独自承担的，1998—2019年我国住房销售均价年均增长率达到16%，远超同期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31]。社会对年轻人事业成功、结婚成家的评价标准并未有多大改变，但是达到事业成功、成家立业所需的客观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两者的碰撞给当代青年带来更大压力与焦虑。

3.“快文化”焦虑与寺庙“慢节奏”生活

社会加速前进主要表现是生活步调更快、社会变迁更快、科技发展更快，其后果是导致社会异化、自我异化、时间异化等[32]。“速度文化”强调持续的进步、高效，只看到了现代性中的发展、秩序、效率，却忽视了现代性另一面同样会产生混乱、失序、越轨。针对现代文明的病症，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了“进步强制”概念，指个体必须在社会的舞台上不断地前进，停下就意味着下降。当今社会，“又好又快”成为各行各业发展进程的评价标准，不仅要求时间效率“快”，更提出结果指标要“好”，时刻强调比拼主义、赶超主义、绩效主义，其后果是“速度文化”的无限蔓延。“速度文化”倡导理性、规则、秩序、标准、优绩等现代化价值，但过分追求“速度文化”意味着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生活里缓慢的、悠长的品位被漠视和抹杀掉了[33]。刚入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立刻有个好前途、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对象、买个好房子，时刻担忧“毕业即失业”“中年即裁员”“35岁非升即走”，始终被“速度文化”裹挟着、绑架着、支配着，脚上带着镣铐，头上悬着剑，还无法停下来、慢下来，物质需求不能立刻得到满足，精神需求也只能被压制。因此，青年是时间焦虑的主体，适度的时间焦虑能够激发青年主观能动性，但过度的时间焦虑则会挤压个体的自由空间，导致对青年的异化和漠视[34]。

当青年的焦虑无法得到排解或超过承受极限，就会产生寻求“乌托邦”的寄托。而寺庙通常建立在大自然的山水之间，气息古朴、环境清幽、没有门槛、一视同仁，与当代青年在职场和生活遭遇的“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学历歧视”三大现实门槛形成鲜明对比。在寺庙的短暂休憩不仅能够亲近自然、削减张力、散步赏月、吃斋饭，还能顺带许个愿，完全满足了年轻人释放身心、忘却烦恼、期待美好的空间场所需求。习惯了职场“996”的快节奏生活，突然发现寺庙清净的慢节奏生活，年轻人热衷寺庙旅游就有了解释。当然，有些寺庙借助现代心理学、物理学的方法武装佛学经典，用寺庙里的冥想、打坐、禅修等行为吸引年轻人，声称可以净化身心、忘记烦恼，可能会诱导年轻人产生消极避世的心态，或者过度“防御性悲观”而惧怕融入社会正常性竞争，这需要被正确引导。

4.社会转型期青年自塑与他塑的偏离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经典课题。结构性的社会因素是塑造个体性格特征强有力的外在力量，但人类并不是被动的、不加质疑地接受社会的塑造，个体是主动创造和适应性地修改角色的积极主体[35]。青年被喻为“冉冉升起的太阳”，代表着希望与奋斗，被社会塑造成要具备“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努力拼搏”等性格特征，这与当下年轻人表现出来的“丧文化”“躺平”“摆烂”“佛系”等心态特质大相径庭，如此偏离、落差自然会引起批判、失望、谴责的声音出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Z世代”青年成长在更加包容、多元的时代，可以更鲜明地塑造自己个性张扬、独立人格的性格特质，这与传统文化中强调集体主义、奉献精神、服从权威和规范的人格特质完全不同，与当今社会对青年提前预设的形象也有所不同。可以说，青年的群体心理、集体倾向出现自塑与他塑的偏离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产物”。

青年“求神拜佛”不代表“无知迷信”，与努力奋斗也并非完全对立关系，更多的是把“求神拜佛”作为休闲放松、排解压力、转移焦虑的途径，并且目前尚未发现大量年轻人“入定”过深、痴迷玄学，寄希望于神佛和超自然的力量而放弃自我努力的案例。短暂的休憩与迷惘，不耽误青年继续赶路。居高临下地“爹味”说教与贴标签只会引起年轻人的反感，并无助于了解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因此，“新京报”的批判被年轻人骂上了热搜，“北京日报”的评论也被指出过于空泛、避重就轻，并未明确提出帮助年轻人缓解压力的具体方案。批判青年“求神拜佛”就是缺乏奋斗精神，与批判大学生是“孔乙己脱不下长衫”是一个逻辑，都忽略了外在时代变迁、社会环境变化对年轻人造成的压力，也无视了青年在面对困境时自我反思、自我突破、自我治疗的努力。

5. 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对策研究

从实践与表达的层面看，当前青年“求神拜佛”现象更偏向为年轻人想要削减张力、转移焦虑、休闲旅行、祈愿美好、自嘲自娱的行为，也并未超越普通民间信仰的活动范畴。虽然值得警惕和关注，倒也不必过于上纲上线认定年轻人沉迷拜佛、不愿奋斗。青年正处于价值观、人生观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尚未形成一套稳定、完整的生活哲学来应对生活压力，若心理压力过大或者消极情绪被长久漠视，就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甚至产生集体沉沦的可能性，例如，日本的“蛰居族”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开始显现出影响国家劳动力的代际更新、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等负面效应。因此，防患于未然，要正视青年所求、所盼，引导和帮助青年群体树立积极向上的心态和信心。

1.提高社会保障，帮助青年分担社会风险

主动关注、回应青年群体的所求、所盼、所需。当前，就业、住房、教育、医疗是青年面临的必然、必需性压力，关系到青年享有的基本生活质量与拥有的抗风险能力。就业是青年最大的民生问题，要多渠道解决青年就业难问题。就住房而言，通过增加青年保障性住房、专属人才公寓，逐步解绑孩子入学资格与学区房、户口等捆绑的政策性限制，多渠道减轻青年群体的住房压力。医疗方面，除了居民医保、职工医保，政府可以逐步推行普惠性商业医疗补充保险，例如各种“城市保”，减轻青年家庭医疗消费压力，降低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教育方面，严格执行“双减”政策，减轻家庭养儿育儿负担，防止青年因养育负担过重产生不敢生、不想生的心理忧虑。养老压力方面，根据国家统计据数据，我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已经从2000年的9.9%提升到2021年的20.8%，二十年翻了一倍多，当代青年群体面临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压力剧增，需要政府和社会合理分担、科学规划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养老压力。

2.缓解时间焦虑，为社会“快文化”降温

时间过度道德化与速度文化的滥用容易导致整个社会焦虑情绪蔓延，形成单一的成功评价标准，增加刚步入社会的青年群体的紧张、恐慌、挫折感。当时间霸权出现，青年更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了，例如，当下IT行业盛行的职场“996”“007”加班文化一方面提前透支青年的身心健康，也占据了年轻人正常的休闲娱乐时间，剥夺了他们正常享受慢生活的权利;另一方面，用人单位通过过度加班来增加个人的工作量，用一个人干两个人、三个人的活来控制成本、减少工作岗位，占据了其他青年的就业岗位，间接造成青年就业难问题。当青年的时间愈加被商品化、资源化、市场化，就会愈加使其“内卷”、失控、无力，从而出现使用时间过程中的自我奴役、自我暴政、自我规训。任由焦虑、无力感、恐慌感蔓延，青年可能会失去奋斗的主动性、丧失生活的奔头、缺乏本我的力量。“欲速则不达”“过刚易折”，要对社会“快文化”降温，倡导合理的“慢生活”节奏。

3.增加阶层流动，提高青年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在本研究的2314个样本中，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1~10分)均值为4.3，有高达81.42%的青年认为自己所处的阶层在1~5分，可见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感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教育回报率下降，“寒门难出贵子”“鲤鱼跃龙门”难度增加，以及“摩天大楼型”人口年龄结构导致的青年生存空间缩小[36]，都会影响青年对阶层跃迁的期待，进而影响其社会心态和社会信心。阶层认同感过低会影响青年奋斗的动力、意义、价值感。避免阶层固化、增加阶层流动，最根本的是需要一套科学的制度，让中低层青年感受到阶层流动的希望，持续激发社会活力[37]。要积极营造奋发向上、努力就有收获的社会情绪，在号召青年“撸起袖子加油干”同时，要让年轻人相信向上的通道是畅通的、阶层是开放的、生活是有盼头的，努力奋斗就会提高实现“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4.加强青年思想阵地建设，构筑青年友好的精神家园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青年的思想阵地没有被积极向上的内容占据，就会被消极颓废的心态抢夺。“丧文化”“佛系”“躺平”“摆烂”“求神拜佛”等消极亚文化都是在社会巨大变革时期、青年生存压力增大、价值观不稳定的时候产生和入侵的。当代青年成长于网络信息时代，互联网呈现的诸多言论、价值观泥沙俱下，且传播速度快、煽动性强，需要运营主体、官方媒体、监管部门对一些错误观念及时回击，破除把金钱和物质作为人生追求的单一、错误成功观念，驳斥各种煽动青年焦虑情绪的言论与行为，对各类消极青年亚文化的过度传播予以限制，及时阻断极端消极颓废的社会心态在青年群体中蔓延，为青年的成长和生活构筑友好的网络精神家园，帮助青年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6. 结语：辩证看待青年“求神拜佛”

青年“求神拜佛”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种青年亚文化，映射出当下年轻人存在的焦虑、无力、迷茫、纠结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求助无门的社会心态和生存境遇，折射出时间过度道德化以及过度追求速度文化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对青年个体的压迫，也说明了在社会巨大变革时期青年群体价值观还不够坚定，生活哲学不够完整的心态特点。青年“求神拜佛”主要目的是求财运、事业、健康、姻缘等，表明年轻人对“美好生活”仍然存在期待，这提醒我们要更重视青年的合理诉求与实际困境。要采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青年“求神拜佛”现象，可以有所警惕、反思，防止极端化倾向，但也要给予一定宽容、理解，不能一味苛责、批判青年“不上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整个社会需要更加主动关心关爱青年群体的所求、所盼、所忧，帮助青年更好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