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无袍法官”有了“专门知识”

多个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了省内首例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的环资案件。（人民视觉/图）

在人民陪审员的专业性探索上，贵州省江口县向前迈了一步。

2023年9月8日，江口县法院、公安局、司法局联合发布公告，在全县常住居民中选任60名人民陪审员，其中包含10名具有环境资源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

此前不久，最高法于2023年7月27日发布《关于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既是近年数量激增、专业性极强的环境资源案件（以下简称“环资案件”）的特殊需求，也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一个新拓展。

规定发布后，吉林白城市、广东阳江市、河北围场县、山东利津县、辽宁沈阳市浑南区、黑龙江林区等地，先后开庭审理了省内首例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的环资案件。

陪审制度在中国司法领域发挥作用的时间不长。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一次明确人民陪审员制度，中国有了“无袍法官”。

然而，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形同虚设”等现象普遍存在，备受社会诟病和法学界批评。2018年4月，陪审员法正式颁行，确立了陪审员随机选任、任期限制、“大合议庭制度”等原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弊端。

在此之前，中国司法体系已设置专家辅助人制度，2012年以后修订的刑诉法、民诉法及其他专门法律，也越来越多地倡导“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但无论是“专家”还是“有专门知识的人”，都是为了解决审判中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都属于证人、证据的范畴。

近年来，一些特殊领域的案件中，合议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专家型”的人民陪审员。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陈永生表示，合议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向专业人士咨询，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此次加以制度化，有利于提高环资类案件的专业审判水平。“可以预见，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担任陪审员，未来也会出现在其它专业性较强的领域”。

身份存疑的“画眉鸟”

“画眉子”“点水雀”是什么鸟？是画眉鸟吗？是同一种鸟吗？

在四川汉源县法院审理的一起非法狩猎鼬獾、“画眉鸟”案件中，主审法官何刚遇到了难题。2023年5月开庭时，法院请了县林业局工作人员李志华、前域镇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曹立祥参与审理，他们的身份是“专业人民陪审员”。

这是四川首例由“专业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环资案件，发生在最高法的规定发布前。

汉源县检察院指控，马烈村李某某从2018年以来非法制造、持有枪支，并从2020年以来使用弹弓、射钉枪猎杀多只“画眉鸟”和一只“花鼻纹”。

由于案情不严重，本案采取简易程序，合议庭采用“1（法官）+2（人民陪审员）”结构。主审法官何刚三十多岁，担任法官8年，虽然已有较丰富的审判经验，但生物学知识不足。

案涉皮毛经四川农业大学鉴定，确系鼬獾，系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但画眉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案犯所说“画眉鸟”到底是什么鸟，多少只，涉及定罪量刑。曹立祥和汉源县林业局工作人员李志华，就是来帮助解决这一难题的。

曹立祥是一名兽医，已有30年的从业经历，从2015年起就经镇政府推荐，抽选为汉源县法院的人民陪审员。迄今，他已经参与过二三十起案件庭审，但大多是基层的民事纠纷。

2023年5月的这起案件，是曹立祥和李志华第一次利用职业背景，以“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身份陪审。

曹立祥和李志华提前阅读了法院提供的案卷。庭审中，曹立祥提了多个问题：你是用什么枪打的？在哪个地方打的？打了几枪？是一枪命中，还是几枪命中？鼬獾打的什么部位？询问过后，再与缴获的鼬獾皮毛相对照。

过去几年实践中，曹立祥学会了核查人证、物证，“要看和他的供述是不是一致。防止替罪顶包”。

曹立祥进一步询问李某某所猎杀的“画眉鸟”特征：皮毛是什么样？是什么颜色？羽毛颜色在哪个地方有什么变化？头部、尾部、躯干有什么特点？

在“画眉鸟”的问题上，李某某的表述中出现了“画眉鸟”“画眉子”等不同方言叫法。曹立祥和李志华说，在汉源县农村，“画眉（音mi）鸟”对应的不一定是真正的画眉鸟，也有可能是点水雀，或者是其他鸟。生物学中的画眉鸟，也分许多种类。

曹立祥希望通过生物特征、生活习性、飞行高度和动作等，来确定李某某猎杀的鸟是否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画眉鸟。但由于李某某供述的特征与生物学上的画眉鸟特征不符，且案发时已没有实物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发表意见后，四川汉源县法院对一被告人“猎杀”画眉鸟的事实不予认定。（人民视觉/图）

不会说话的“物”

何刚说，环资案件有别于一般案件，“影响环境的，大多时候是一种‘物’，物是不会说话的，而且涉及专业性难题，比如一个地方的植物死了，它可能是有很多原因积累的。”

如果法官自己去查资料，限于知识结构，要么消耗时间，要么不准确，不具权威性。这时候，有专门知识的人来提供专业意见，就至关重要。

环资案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前期大家不重视，等发现后，污染或破坏的周期已很长了。

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孙佑海，曾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他在2022年发表的论文《环境司法专门化背景下专家陪审员制度研究》中提到，环境资源案件由于因果关系复杂，导致审理时间较长，当事人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容易对法庭审判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影响司法公信力。

孙佑海举例，2007年福建某矿业化工公司排放废气案，从2010-2012年经历了起诉、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发回重审、二审判决、申请再审、再发回重审和再审判决的曲折过程，引发当事人不满。“导致审判过程漫长而反复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不同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不一致，但环境法官不了解环境专业知识，故不能对鉴定意见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导致司法机关在案件审理和判决中难以对案件定性”。

从环资类案件审理实际来看，提升陪审员的专业性很有必要。

相比而言，环资案件涉及化学、生物以及林业、畜牧、矿产、土地、水资源等细分门类，专业性更强，外行难以判断，因此对专业陪审员的需求也更为紧迫。

最高法针对环资案件发布的规定，明确“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指具有环境资源领域专门知识，或在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单位从业三年以上的陪审员。该规定自2023年8月1日起实施。

实际上，在规定出台之前，全国各地各级法院已有不少相关探索和实践。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于2007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生态保护法庭，2010年12月，该庭在审理一起造纸厂偷排污水的案件时，邀请了两位“人民陪审员”，一位是环保高级工程师、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局长帅江，一位是环保专业博士刘晓静，并召开了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论证。

2014年，重庆万州区法院经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聘请西南大学渔业资源研究院副院长姚维志、万州区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任凭等4名环境专家担任陪审员，参与审理了奉节县电磁辐射案、红豆杉污染案、开县养牛场土地污染案等一系列案件。

一些地方还积极建设环境陪审员专家库。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初出台《关于环境专家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规定》，并建立生态环境陪审专家库。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重庆各级法院累计聘请18名专家作为专家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124件。

到2022年，邀请具有环保专业知识背景的专家担任陪审员逐渐成为趋势。

随机与公平

2018年，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专门法律陪审员法出台，广受法学界好评。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陈永生认为，陪审员法很重要的一点，是强化了陪审员产生的随机性。

陈永生还认为，在该法产生之前，许多地方的陪审员席位是固定化的，长期专职化的，与法官熟头熟脸，难以起作用。而陪审员的随机产生，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心理学的规律表明，一个人在与熟人打交道时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比较高。相反，在一个生人面前，如果违法违规的话，对方可能举报，想谋取不当利益，应该还是会有顾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法律体系对陪审制是一种“否定态度”。学界称之为陪审制的“低潮期”。那时，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的何家弘还在美国留学，已开始了解美国的陪审团制度。1990年代发生的“辛普森案”，给了中国法律界巨大启发，“原来美国的案件还可以这么审，让一些普通老百姓来决定”。

根据陪审员法，法院抽选拟任陪审员数量的5倍作为候选人，而实际选任的陪审员名额数不低于本院法官数的3倍。有的试点法院，陪审员名额甚至是法官的10倍。这正是为了增强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2018年，陪审员法规定担任陪审员须年满28周岁，高于2004年规定的23周岁。陈永生曾提出，基于“同案审判”原则，应该扩大年龄限制，“这是为了扩大和增强审判员的代表性。因为现有规定，导致28岁以下的被告人，没有与身份构成相对应的同类陪审员”。

这一提议背后，体现了陪审制固有的精神——陪审员不能只选法律专业人士，如大学教授、司法助理，还应该引进民间智慧。换言之，要让“外行”参与审判。

近几年，最高法司法解释对“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变化，就是因多起重大案件引起的社会舆论，而更贴近人情伦理。“陪审员制度要使用好的话，就可以实现国法和人情、国法和天理的有机统一。”陈永生说。

英美陪审团制度一案一组团，每个案子都重新组团，大陆法系参审制的陪审员也有不超过两届的任期限制。“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不能一直当陪审员，防止陪审员从外行变成内行。否则就发挥不了陪审员作为外行可能具有的优势”。

人民陪审员曹立祥（中）和李志华（右）在查看相关证据。（汉源县人民法院/图）

从“专家”到“有专门知识”

“这个新的规定，只是在某个类型的案件中，把以前实践中广泛采用的做法给制度化了。”陈永生说，被中国法学界广为肯定的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所著《法律的正当程序》里也提到，陪审团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聘请专业性的陪审员解决专业问题。“可以预见，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担任陪审员，未来也会在其他专业性较强的领域推行，或出台相应规定”。

陈永生曾作为咨询专家，被公检法部门邀请去讨论一些环保案件，但他坦承，自己也只能就其中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2022年，陈永生遇到一个建筑垃圾堆放污染的刑事案件，检察院希望通过了解危害程度判断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是否起诉。“一种垃圾对环境有没有损害，我是不懂的。我认为建筑垃圾无非是钢筋和水泥，应该无害。但专业人士表示，建筑垃圾堆放会破坏土壤，破坏耕地，雨水淋湿后还会沁出一些有毒物质。这都需要专门的研究人员才清楚。”最后，环保专家的意见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

在规定出台前的2021年，天津大学法学院受托举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家人民陪审员参加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专家研讨会。

最终出台的规定中，“专家人民陪审员”改成了“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称谓的变化，是基于现实操作性的考量。

在陈永生看来，所谓专家，至少应该拥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在大学或科研机构里工作，拥有中级乃至副高以上的职称。“理想的状态当然是由专家担任陪审员。但全国有三千多家法院，90%以上都是基层法院，如果限定为专家身份，门槛太高，基层法院显然无法做到。”而实际上，大部分案件中的专业问题，只需有相关专业背景、从业经验的人来认定就足矣。

另外，“有专门知识的人”也是法律上一个比较通用的专有名词，现行刑诉法、民诉法中均多处规定“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或做鉴定。陈永生解释，“这个‘有专门知识的人’，法学界上叫作专家辅助人，有时也称专家证人。”

但显然，这些均属于证人范畴，与在合议庭中引入有知识的陪审员是两个不同的司法路径和方向。

湖北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曾祥斌做过数十件环资案件的公益诉讼。“我还没有发现一个因为专业性问题而影响到法院公正审判的”，“现有的诉讼制度，已经足够使用，不需要额外找一个专门性的人来”。

对此，陈永生并不认同。陈永生认为，专家证人、司法鉴定制度，都是服务于争讼双方的，各方出具的鉴定报告一般也都是对自己有利，请来的专家证人往往也是对自己有利。同一个案件中，原告和被告的鉴定结果有时是相反的，甚至检察院前后几次鉴定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也常常发生，“这时候，有专业知识的陪审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来判断控辩双方的意见，辨别真伪，去伪存真，就有必要”。

孙佑海也在论文中指出，专家辅助人只对当事人负责，其中立性和独立性有所欠缺，有专业知识的陪审员则不同，一方面可以科学认定案件证据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代表人民有效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

要保证与法官权力平等

最高法此次公布的规定，对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环境资源案件时，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数量提出了明确要求，并根据案情不同，对合议庭人数也提出了要求，与陪审员法的原则基本一致。

何家弘和陈永生都认为，虽然立法比较完善，但司法实务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陪审制没有完全落实。近年一些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并未全都采用陪审制。陈永生认为，“尽管办案机关也做了辩解，比如担心陪审员操纵不了，难作决定，但他们的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违背了陪审员法的立法宗旨。”

表示遗憾的还有何家弘，“包括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改革，都是重大、严重的刑事案件采用陪审制。但是我们国家这么多年一些重大案件不用陪审，反而日常的普通案件都用陪审制。”

他和一些法学专家曾被法院邀请旁听一些庭审，有专家就提出，“这个案件也不是很重要，而且被告人也认罪，也没有争议，要陪审员干吗？”

何家弘认为，这些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原本是向社会宣传陪审制理念的绝好机会，却被浪费。“关注度极高的情况下，对法院领导和法官如何驾驭大合议庭，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究其原因，陈永生说，许多案件都需要向专委会、审委会、庭长、院长汇报，甚至要向上级法院、政法委等上级单位请示，才能决定裁判结果。“很多案件的决定权就不在合议庭”。

陈永生说，“合议庭都没有裁判决定权，陪审员更没有。陪审员发表了意见也无法影响案件结果，就导致陪审员不愿意积极行使陪审的权利。”

具体到环境资源类案件审理，孙佑海指出，要为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提供保障制度，包括参审权、对案件的知情权和对案件的表决权，保证陪审员的权力与法官的权力平等，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案件陪审工作，并且在履行陪审职务时没有后顾之忧”。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王有水

责编 钱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