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名士|帝师与状元：翁同龢与张謇的师生情缘

原作者：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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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剧《走向共和》的热播，苏州人翁同龢逐渐为世人所知，但整体偏于负面，例如固执保守，不愿意支持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不过作为读书人，他却取得了封建时代的最高成就，历任同治、光绪两朝的帝师。除此之外，他与实业状元张謇之间的师生情谊，堪称一段佳话。

翁同龢（1830年—1904年），字声甫，晚号松禅老人，江苏常熟人。古代读书人有两个最高理想，一是当帝师，二是成圣人，杜甫总结成“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前半部分的“致君”实际就是以帝师的身份协助君王，后半部分的“风俗淳”是儒家三立中的立德，能达成的都是儒家思想中的圣人。翁同龢幸运的达成了第一个成就，亦就是成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

常熟翁氏家族，自乾隆朝开始就是常熟当地有名的仕宦家族，素来有着“一双宰相，两辈帝师，三位公卿，四代翰林，五人进士，代有高才”的赞誉。翁同龢一生科举顺遂，仕途顺达。咸丰六年（1856年）二十六岁的翁同龢状元及第。清朝最年轻的状元是乾隆朝的于敏中，乾隆二年（1737年）时年二十三岁时考中状元。翁同龢比于敏中多花了三年，但在清代依然名列前茅。

帝师一词最早来源于汉初三杰的张良，《史记·留侯世家》记载：“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清代可称帝师者众，有37位，其中著名的有康熙朝的汤若望，嘉庆朝的朱珪，道光朝的曹振镛，以及同治、光绪两朝的翁同龢。可惜的是同治、光绪二帝都受到慈禧的钳制，无从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负，因而也未能展现翁同龢的教学成就。除了培养皇帝，翁同龢特别留意于教导门生弟子，著名的有“翁门六子”，南通张謇是其中的佼佼者。

相比于翁同龢而言，张謇的科举之路非常坎坷。张謇五次乡试不中，四次会试不中。更糟心的是，家族在他之前，三代无人通过考取科举做官，被称为“冷籍”。张謇为了提升考中的概率，无奈冒充如皋县秀才张驹的孙子。按照科举规定，这种行为称冒籍，类似今日的“高考移民”，一经发觉，就要斥革，还要处罚。张謇因冒籍，被知情者屡屡勒索，日渐拮据。所幸知州孙锦云爱才，出面予以解决。

张謇中秀才后，乡试却屡次不中。被逼无奈，张謇在备考期间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先后为恩人孙锦云以及淮军将领吴长庆担任幕僚。在吴长庆帐下时，张謇迎来了人生中的转折点。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借机陈军朝鲜，吴长庆率部入朝，遏制日本野心。张謇针对局势，发表《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文章，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文采斐然，一针见血，一时遍传长城南北。

由此，张謇进入翁同龢的视野中，并受到赏识。翁同龢喜爱张謇，早先主要处于两点。第一，翁同龢是朝中坚定的“主战派”领袖，世称帝党，一直与主和的李鸿章对峙。张謇作为吴长庆幕僚，了解前线局势，且其强硬的主战倾向，让翁同龢在朝堂争论中占据主动。第二，两人是半个老乡。张謇生于南通，祖籍苏州常熟。张謇父亲的墓志铭记载：“张之族望不一，自晋而后，著于吴中。元季之乱，始迁祖建由苏州常熟来通，至府君盖十有五世”。民国时期，张謇纂修《南通张氏常乐支谱》。他在所作序言中，写道：“张氏之在南通也不一族，而三姓街之张，丁为盛。旧谱言，元季建公自常熟土竹山迁通，生十子，后各有一庄以居，名十张家园。”可见张謇一直以祖籍常熟为荣，翁同龢自然把张謇当成同乡。

光绪十一年(1885年)，时年三十三岁的张謇，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这是张謇第六次乡试。因为在朝期间表现，张謇已蜚声朝野。这一科的正主考是潘祖荫，副主考是翁同龢，他们都了解张謇，对他非常看重，将张謇的试卷从第六提到第二，称“南元”，因惯例第一名籍贯必须是顺天府(北京)、直隶(河北)人。翁同龢在张謇应试期间，曾专门拜访过他。这是翁张第一次会面，张謇在自编年谱中记述：“（翁同龢）知余寓所距宅不远，访余于庙，余一答谢”。而翁同龢也在日记中写道：“饭后访张季直优贡，謇，南通人，名士也，年卅三”。

当时翁同龢已贵为帝师、户部尚书，居然屈尊主动去找张謇，可见其对张謇的欣赏。一般认为，张謇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中状元后，翁张二人才结成师生关系。实际上此次会面后，翁张二人的关系就已经超出同乡范畴，俨然师生相处。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为翁同龢作《常熟尚书六十寿序》记载：

• 值公六十之寿，凡同时着录门下者，属为之文以为公庆。謇濩落之人，何足比数，顾辱公知甚深，操笔而进。

“濩落”意为沦落失意，特指当时张謇没有进士功名，在祝寿弟子中地位较低，翁同龢不仅不嫌弃，而且请张謇为祝寿文章作序，等于将张謇看做最重要的学生，可知翁同龢对张謇的看重。

不仅如此，在绝定读书人命运的科举中，翁同龢更是大力襄助。张謇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十年间，一共参加了五次会试。而翁同龢在这五次会试中，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以及扶持。在前四次会试考试中，翁同龢都曾嘱咐过各方考官要注意张謇的卷子，不要遗漏此大才。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这四场会试中考官都将别人的卷子误当成张謇的，使张謇未被录取。

在张謇归乡期间，翁同龢与他书信往来频繁。在《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中，翁同龢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寄信给张謇，书信中言：

• 方饭得手翰，甚悒怏，吾期君于辽廓，琐琐者不足措意。石室书院唐陶山先生与先祖所创得，足下主讲极好，早间已告寿州致书杨君矣。

听说张謇来信，翁同龢心急难耐，刚刚吃完饭就开始翻看。看到张謇心情颇为“悒怏”（忧郁），马上疏导学生看事情要注重全局，不要拘泥细节，谆谆教诲，一片真心。石室书院在连云港，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曾经讲课其间。张謇在石室书院“主讲极好”，亲上加亲。

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謇再次会试失利。翁同龢想挽留张謇在北京做官，管理国子监南学，派侄孙翁斌孙到张謇寓所劝说。但张謇坚持回乡，离开北京前，写了四首五言诗《奉呈常熟尚书四首》，表达对乃师缱绻情深：

东坡初出门，独向欧阳子。
昌黎掖后进，拳拳在张李。
古人慎所缘，身名托终始。
攀跻犹及公，州郡杀乡里。
十年辽海军，苦辛狎泥滓。
公与幕府笺，问讯辄书尾。
知公大雅人，等闲不足拟。
忧患能知几，恂栗斯有斐。

少小盛气志，颇亦羞群狙。
家世服农亩，不眩车轮朱。
上禀二人训，下规千载图。
江河绝东写，日月骚西祖。
中间气振荡，万物飞蓬俱。
常恐愿力薄，堕此礼义躯。
悠悠迫中岁，四顾增踟蹰。
踟蹰思古人，遥遥唐与虞。

寸志不可遂，万事皆尘埃。
犹是中国民，帝京时一来。
昔岁荷推举，冥冥如天开。
公今再荐士，隔绝中路霾。
由来得丧际，出入材不材。
公心照四海，涕泗生枯菱。
不遇故细事，缠绵恻中怀。
丈夫尚思报，所报安恃哉。

昏昏九衢尘，有官未云乐。
腾腾万人海，机利进锋锣。
独念平生交，肺腑相煦焕。
驱车出国门，连朝辄心恶。
况与夫子亲，眷睐重丘岳。
八年四回别，此别非畴若。
才钝语易枝，戚均虑无增。
江乡有闲田，先归料锄攫。

在这四首诗中，第一首将翁同龢比作求才若渴、奖掖后进的韩愈、欧阳修,把自己比作初出家门的苏轼，一心向往投拜在欧阳修门下。但在第二、三首诗中，为了不“堕此礼义躯”，他只能拒绝翁同龢的好意，不去国子监任职。在第四首诗中，他把翁同龢对他的眷念青睐，看成如山岳之重,而自已也是始终怀着知遇之感与仰止之心的，但是“江乡有闲田，先归料锄攫”，他最后还是选择落地归乡。翁同龢见张謇去意坚决，也就不再挽留。

接连的失利，令张謇心灰意冷，几乎就要放弃参加科举了。但是在父命之下，张謇参加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恩科，《啬翁自订年谱》中记载道：父年七十有七，体气特健，因兄请命曰：“儿试诚苦，但儿年未老，我老而不，可更试一回。儿兄弟亦别久，藉此在京可两三月聚，我心亦慰。”余不敢违，然意固怯，迟迟乃行。从年谱中可以看出，张謇当时心怀忐忑，对科举已经感到绝望，拖延了很久才赶赴京城参加会试。

这次科举中，翁同龢使出全力，帮助张謇状元及第，踏上仕途。张謇先在会试中第六十名，接着在复试时，初被定十一名，翁同龢将其改成第十名，到殿试时，翁同龢更将他提到第一名。按惯例,殿试卷也是糊名的，由八名读卷官分阅,按官阶从第一到第八。如某些卷子分在官阶最高的读卷官处，则其中最好的一卷即可初定为状元。张謇的卷子分在官阶第三的翁同龢处,则只能初定为探花。据传说，翁同龢收到张謇的卷子，匆匆评阅，便联合其他考官，劝说官阶第一的张之万定张謇为状元。并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获得状元。

翁同龢向光绪汇报时的“且孝子也”，颇为值得玩味。光绪当时刚刚亲政，正是奋发有为，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国内外局势如此紧张，介绍状元候选人，强调一个“孝”字，有点莫名其妙。实则当时慈禧仍然掌权，这可以从帝党的翁同龢只能在考官中排位第三，后党的考官却位列第一可以看出。本轮状元貌似“放权”由光绪决定，实则还是要过慈禧一关。

“江南名士”实际暗示张謇与翁同龢是同乡，都是帝党一员，且颇有才华，是为了让光绪能够认可他。“且孝子也”更为关键，因光绪是慈禧的嗣子，慈禧希望他能像亲儿子一样孝顺自己，实则也是作为帝师，不动声色教授光绪如何向慈禧汇报，才可以坐实状元的位置。为了张謇中状元，苦心孤诣，师恩如海。

张謇中状元后，马上开始反哺老师。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至十一月，翁同龢连写九封信，向张謇咨询中日朝三国关系，以及在中日战争中应当采取的策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翁同龢在信函中写道：“雄论钦服，法刓必变，有可变者，有竭天下贤智之力而不能变者矣。瀚海以北瓯脱也，天山虚邑也，卫藏羁縻也，如何？此别未知何日相见，仲鲁同行否？早晚有信，托季鹾使也。日来意思甚劣，无由走送，聊致此意。”在书信中谈到“瀚海”、“天山”、“卫藏”实际指的是蒙古、新疆、青藏等边疆地区。边疆的危机导致国家不得不变法，信中充满了对张謇才华的信任。

等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戊戌变法失败后翁同龢开缺回籍,他的政治生涯正式完结。张謇写了一首诗，《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

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
潜绝孤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
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
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

翁同龢支持维新变法又反对操之过急，既为后党所忌恨，又触动光绪帝，此诗的三、四句写的正是此时翁同龢的危险处境，如履薄冰，腹背受敌。张謇劝慰老师安然返乡，享受天元风光。而“七年前约故应温”指的是七年前张謇科举落第还乡，今次轮到翁同龢罢官归隐。

此后不久，张謇不喜当时政治氛围，挂冠返乡，兴办实业，师徒前后脚离开北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翁同龢去信张謇：“闻足下以经济科荐，固知未必待试，何归期之速耶？苏堪、子培在何处？仆顷将赴章门，来笺当携以往，好诗无暇奉和，《荷锄图》归后题寄。足下初冬旋里，仆亦此时归也。草草不尽百一。”

张謇半生追求科举，对做官自然看的很重，此次归乡，恐怕一半因为他认为实业可以兴国，一半因为他是翁同龢一系，受到牵连。然而，却在历史的撮合下，悄然成就了一段传奇。张謇一生功业，主要在创办实业，将南通打造为“近现代第一城”，甚至被毛主席称赞为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能忘记的“四个人”之一。这些成就大多在1894年考取状元之后取得，翁同龢对实业所知不多，对张謇的指导恐怕也比较有限。但他帮助张謇博取了第一桶政治威望，对其人生发展功不可没。张謇的人生逐渐走向辉煌，而代表翁同龢的政治生命的蜡烛却即将燃尽。

虽然翁同龢以一种很不光彩的方式退出官场，张謇却一直很关心老师，书信来往频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翁同龢连书两封信，写道：“承惠银元二百，䩄颜拜受。悠悠四海，惟真相知者知我空贫耳！新稻及粟、鱼干、百合，一一捧领。”，“百岁酒正思配制，承惠适如所欲，椒鸡异味，平生未尝，山药、百合，此间所产迥不如江北，得之可以卒岁，珍感不尽。”从两封信中可以看出张謇对翁同龢至诚至孝，给翁同龢赠送银两以及稻粟等日常用品。

翁同龢在书信中提到的“惟真相知者知我空贫耳”，实际上与当时民间的传言有关。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上联嘲讽的是李鸿章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所以“合肥”代指的是李鸿章。“肥”是一语双关，即是“合肥”的“肥”，又表示李鸿章是个大贪官，肥了自己的口袋。“瘦”字用得极其精准，和这个“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通过鲜明的对比表达了辛辣的讽刺。

下联嘲讽的是翁同龢。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下联的“常熟”就是代指翁同龢。翁同龢曾经担任户部尚书，清代户部尚书习惯上称为大司农。“常熟”也是一语双关，与“天下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的是“翁同龢自己是年成丰收，日进斗金，享受美满日子，但是老百姓过的却是饥荒的日子”。

容闳曾在《西学东渐记》中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梁启超也在《李鸿章传》里认为李鸿章的财产“数百万金，概意中事也”。因此李鸿章明显是一个贪贿之徒。翁同龢应该没有像李鸿章一样大肆贪污，但其本人是否清廉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翁同龢写了一首诗给张謇《简张季直》：

平生张季子，忠孝本诗书。
每饭常忧国，无言亦起予。
雄才能敛抑，至计岂迂疏。
一水分南北，怜君独荷锄。

其中“张季子”就是指张謇，“雄才能敛抑”实际上在说张謇兴办实业的事情。“一水分南北”指的是常熟与南通地理虽近，却被一条长江分隔成两边。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翁同龢开缺回籍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去世前夕的七年中，张謇曾三次专程到常熟看他。张謇最后一次看望时，翁同龢已经重病在身，但张謇“仍惓惓于旧恩”。1904年，翁同龢去世前夕，自拟挽联一副：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

上联意思比较简单，说明翁同龢自认为一生都在追求政治的正确道路，无怨无悔。下联出自《论语》：“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讲的是曾子临终前，把他的弟子召集过来，叮嘱要谨慎行事。翁同龢要求张謇为之书写此挽联，说明将其看为最重要的弟子，衣钵传人。

翁同龢去世后，张謇作另写了一副挽联：

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

• 世不足论矣，岂真有党锢传，或者期之野获篇。

上联的“朱大兴”指的是嘉庆朝帝师朱珪，因出生在顺天府大兴县，被人称作朱大兴。“李文正”是指光绪朝帝师李鸿藻，因死后谥号为文正，后人就称他为李文正。以上两人都是帝师，而且谥号都是封建时代文臣的最高规格“文正”。翁同龢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后，革职回家，1904年去世的时候连谥号都没有。张謇认为他的功绩可以比肩朱大兴，不如李鸿藻，就是在为恩师盖棺定论，认为他也应该谥号“文正”。

下联的“党锢传”取自《后汉书·党锢列传》，是指朝廷禁止名士出仕为官。野获篇是指《万历野获编》，该书记述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山川风物、经史子集等诸多方面。下联实际表明翁同龢晚年遭到朝廷禁锢无法出仕做官，因此他的事迹不见容于类似《后汉书》一类的官方记载，而只能在类似《野获编》这种民间史书中了解其生平事迹。

等到民国十年（1921年）正月初八，年近七十的张謇跨江而来，拜谒老师的墓地，并出资修建墓庐。

在虞山祭拜翁同龢后第九天，生病的张謇写下《虞山谒松禅师墓》：

淹迴积岁心，一决向虞麓。
晨暾彻郭西，寒翠散岩壑。
夹道坟几何？鸽峰注吾瞩。
停舆入墓庐，空庭冷花竹。
亟趋墓前拜，眥楚泪频蓄。
悽惶病榻语，万古重邱岳。
抵死保傅衷，都忘编管辱。
尊驺贡大义，凝欷手牢握。
宁知三日别，侍坐更不续。
期许敢或忘？文字尚负託。
平心感遇处，一一缭心曲。
缅想立朝姿，松风凛犹谡。
九原石台前，随武不可作。

该诗中的“泪频蓄”“病榻语”表现了张謇对恩师翁同龢的深切怀念，“编管辱”指的是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后遭受编管的艰难处境。“松风凛犹谡”则是肯定了翁同龢的风骨与气节。

同年，张謇在南通修建虞楼，位置定在长江岸边、马鞍山顶，向南远视一江之隔的常熟。虞山是常熟的古称，此楼是张謇专门为了纪念先师所建，至今仍在默默纪念着这段弥足珍贵的师生情。

从后世的角度看，古代的状元大多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在后世名声显著者，只有如王维、柳公权、文天祥寥寥几人。翻看清代状元名单，张謇与翁同龢是少有为人熟知的，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是师徒，可称一大奇观。

翁同龢与张謇是同乡，是师生，更是挚友。早年间，翁同龢在科举上大力扶持张謇，助他顺利踏上仕途，实现报效国家的理想。待到翁同龢在戊戌变法中被革职回家后，张謇不负所托，弃官从商，走出了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双方二十年来，始终互信互认，守望相助。状元师徒，青史留名。

参考文献：

1.【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2.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3.【清】翁同龢：《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4.张謇：《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张謇：《张謇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6.【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

7.谢俊美：《翁同龢》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8.王敦琴主编：《张謇研究精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9.曹培根：《常熟翁氏文化世家》，广陵书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