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乾隆朝最能打的索伦战士，如何到了鸦片战争却销声匿迹？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明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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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清代的军事史中，有一个族群不仅在火枪大行其道的时代，因其古老的骑射技艺而声名鹊起，更是作为精锐高度参与到清朝的多场战争，以至于自负的乾隆皇帝，都将他们当做战略威慑来恐吓敌人。这个近乎传奇的族群，便是清代 “伊彻满洲”中名声最为显赫的——索伦人。那么索伦人究竟从何而来，为何会得到乾隆如此盛誉，又为何在清末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反而难觅踪影了呢？

要理解索伦人如何而来，首先就要先了解“索伦”一词所指为何。就如明朝的“女真”一词，与其说是对某一民族的称呼，倒不如说是对东北亚这一区域族群的笼统称呼。“索伦”这一词虽然没有“女真”那么宽泛，但本身也不是明确某一族群称呼。“索伦”的满语本意为“河流上游”，换言之，所谓的“索伦人”，本质上就是或因俄国入侵，或因清朝为便于控制而将他们南迁之前，生活在黑龙江中上游的多个族群。

描述范围的宽泛，让“索伦人”的生活方式，也和明代的“女真人”一样，都并非只是一个单一的“渔猎民族”可以描述。其中既有高士奇在《扈从东巡日录》中描述的“无君长统属，散居山谷间，其人勇悍善骑射，喜渔猎，耐饥寒苦辛，骑上下崖壁如飞，每见野兽踪迹，蹑而求之能得潜藏之所”，但也有像蒙古人一样游牧的部族，还有半驯牧半游猎的著名“驯鹿”部，以及在俄国人记载中，开垦土地进入农耕状态的索伦部族。

之所以花费篇幅来讲述“索伦”的含义和索伦人的生产方式，所要表达的，便是索伦人并非完全是清代所描述的“以捕貂为恒业”的“打牲（狩猎）”人。所以索伦人在乾隆年间的战争中，领清军将领啧啧称奇的骑射技艺，也不能简单归为他们日常“打牲”锻炼出的机巧。

实际上在较早的顺治、康熙两朝，当时的清朝上层，并没有发觉索伦人在骑射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为维持清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在康熙年间“自吉林乌拉至黑龙江，以蒙古、锡伯、达瑚理、索伦等人力耕种田谷”，换言之，就是让索伦人也跟着去给清朝官府种地军屯去了。

不过随着清准战争的爆发，索伦兵的战争价值开始得到体现。不过这个体现并非是索伦人的骑射技艺，而是他们所在的，临近蒙古喀尔喀部的黑龙江地区。从这里调兵组成的北路军，不仅可以对准噶尔形成夹击之势，更重要的是，清朝军事力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对在清准之间摇摆的蒙古喀尔喀地区，也可以进行有效震慑。

在这一军事需求下，从康熙到雍正两代，黑龙江地区开始不断吸纳索伦人进入八旗行列。比如在和通泊之战前，清朝就在当地驻防的索伦兵外，又“于布特哈（打牲）索伦、达斡尔内挑选二千人……选精干历练者一半，精壮者一半，此二千人俱令操练鸟枪，二人合给兼人一名，其子弟或跟役自愿携带。”

从这种选拔方式和配给鸟枪来看，这些索伦人与其说是被视为军中骑射精锐，倒不如说单纯是用以补充当地兵力。而和通泊之战中，索伦兵的表现也是“索伦兵……质性犷悍。曩时和通呼尔哈之战，彼即先奔”，最后引发连锁反应“索伦、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喀喇沁兵丁，俱乘机溃散逃遁”。

不过像和通泊之战的翻车只是个例，正是在康雍两朝，索伦兵的开始逐渐打出名声。这一方面是对索伦人而言，在开发程度较低的黑龙江地区，过于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哪怕是耕种为生的索伦人，对熟练使用弓箭也存在刚需。加之康熙到雍正两代，索伦人入旗整编完成了系统的军事化管理，又在清准战争中，多次交替征调入蒙作战。

这些因素汇集起来，才让索伦兵在指挥调度、作战机巧、战斗经验等方面开始在清朝军事系统中凸显。更重要的是，随着和通泊之战中，包括京城八旗在内多地八旗精锐尽失，清朝也急需新的精锐来提振八旗战力，以此确保八旗在清朝军事上的重要性，进而稳住八旗在清朝政治中的重要性。

对于巅峰时代的索伦兵，正如《啸亭杂录》中评价的“国家挞伐四夷，开辟新疆二万余里，南驱缅夷，西剪金川，惟赖索伦轻健之师，风庵电击，耐苦习劳，难樱其锐”。不过在索伦兵获得一个又一个盛赞时，索伦人这个族群也开始悄然被清朝毁灭。

虽然包括乾隆帝在内，清代高层对索伦兵的盛赞颇多，但索伦人所享受的待遇，完全无法和他们得到的赞誉相称。首先是装备，由于索伦兵所属的黑龙江地区本身生产能力有限，加之征调频繁，故而难以保证受征调的索伦兵的军械武备。

时任黑龙江将军的清保曾奏请清廷，由朝廷为出征的索伦兵补充棉甲，但得到军机处的回复是“至棉甲一项，原为鼓励出力兵丁之用，并无派兵一名，即给棉甲一副……将现存棉甲解付军营备赏，毋庸另造”。

然而这种刻薄并不只在索伦士兵的装备上，对于索伦军民的生活条件、包括索伦人在内的“伊彻（新）满洲”政治地位，清朝都实行了打压政策。正如前文所说，索伦人的生产方式，虽然有完全依靠渔猎为生的“打牲”，但同样也不乏进行农耕和畜牧部族。不过对于索伦人的屯垦行为，清朝上层保持着强烈的反对态度。

乾隆帝就以 “索伦等向赖狩猎养蓄为生，并不务农……索伦等只图眼前利益，从习汉俗，日久之后，忘其旧习,弃其技艺，于边界地方甚属无益”为由，下令因生活贫苦而开垦土地耕种的索伦人交出土地。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的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

前面提到的康熙年间，清朝从吉林到黑龙江开始的屯垦活动，最后在这些土地开发完成后，清朝则是以“其官员、兵丁及索伦、达瑚理之人皆致劳苦。此数年来，所种之谷傥足以备用，则集众力以耕作可以停止”为由，将索伦人开垦的土地收回。不论是康熙还是乾隆，这两次从索伦人手中收回的田地，很快被清朝归入当地官府的旗田，改交从辽东招募的壮丁和流放犯人耕种。

但即使是索伦人的“打牲”，乾隆帝也进行了极大的阻碍。再说这个之前，有一个历史地理知识要提前说明，虽然前面一直用“黑龙江地区”这个说法，但当时清军屯驻区域，主要并不是在黑龙江两岸，而是大多零星分布在黑龙江以南的嫩江流域。

以齐齐哈尔在内的多个嫩江流域据点，也不是大家普遍印象中的东北原始森林，当地以草甸为主，对于需要蓄养马匹的清朝驻军，的确是“羊草畅茂, 马食辄肥”的好地，故而形成了“城西北穹庐遍野, 男女杂沓, 布特哈之所屯也”。

换言之，既是是在“棒打狍子瓢舀鱼”的东北，这些在清朝八旗编制下的索伦人，要进行狩猎也需到远离牧场、农田的山林或草原进行。更关键的是，索伦人的“打牲”不仅是为获得维持生计的猎物和毛皮，还因“布特哈（索伦），无问官兵散户，岁纳貂皮一张”。在嫩江流域的沼泽草甸地区，自然不会有貂的分布，这迫使索伦人的猎貂活动，只能前往当时黑龙江将军辖区内，作为紫貂主要栖息地的黑龙江北岸森林狩猎。

索伦人的这个“岁纳貂皮一张”看似不多，但猎貂本身难度极大，又要花费时间前往猎场和收缴貂皮的驻地，其中清朝仅对“其呈进时、沿途既有例支口粮”，而不支付往返猎场的花销。相比于生活在黑龙江北，清朝直接控制外的渔猎民族，他们的 “贡貂”会得到清朝以超出价值的布匹赏赐作为奖励，但索伦人的“贡貂”则是“拣验后、复给与价银”。

考虑到由于清俄恰克图贸易的运转，大量俄国廉价优质毛皮涌入，极大降低了索伦人的狩猎收益，导致索伦人长距离的外出狩猎即使有兼猎收入，从收支和风险角度出发，依然是一种不小的负担。

在此基础上，乾隆帝又以“况索伦等皆猎兽之人，自应精于弓箭，故向来于精锐兵丁内尤称手快，伊等如但求易于得兽，久则弓箭旧习必致废弛”为由，对索伦人所拥有的鸟枪“每枪给银一两，概行收回……严禁偷买、自造，查出即行治罪”。

且不说这对索伦人的狩猎和生命安全产生多大负面影响，但说“给银一两”的强制收购价格，当时清朝内地一支鸟枪的造价都在1.5-2两，运到黑龙江地区，这个价格只会更加昂贵，用区区一两银子便对其进行收购，这一行为已经算得上巧取豪夺。更严重的是，在对索伦人壮丁频繁征调外出的情况下，这些索伦家庭的贡貂额度并不是取消，而是转嫁给尚未出征的家庭，这极大加重索伦人的负担。

相比于这些，对于索伦人伤害最大的，还是清朝对索伦人的频繁军事调度。本身清朝规定的“春秋会操”，就已经对要自行经营生产的索伦家庭造成干扰。到乾隆朝，每遇战事便征调索伦兵的行为，让当地青壮年出现极大损耗，以至于“虽兵燹未延夫郊野,而纷扰实编于闾阎”。

索伦妇女为了不让家庭传续断绝，甚至出现由官府组织，整个部族妇女，一起前往丈夫所在军营“取孩子”的习俗。但随着索伦兵的征调，不再只是与准噶尔作战的北营，而是向南进入汉地甚至前往缅甸，这些索伦兵与家庭的联系也随之断绝。除此外，这些战争在经济上也以最直接的方式，给索伦人带来沉重负担。

在战争中出现的军械损耗，会被摊牌到参加战斗的士兵身上。比如乾隆二十年，黑龙江诸城的索伦兵自北营军返回后，战争中消耗的甲1614副、弓1082张、撒袋1006套、腰刀1480把、梅针箭94750支，这些虽由工部补造，但所用花费，则是从索伦兵丁每月得领的二两钱粮中“坐扣赔补”。

除了东北的索伦人外，还有一支重要的索伦人，便是乾隆在完成对准噶尔的战争后，从黑龙江征调索伦人前往新疆戍边组成的 “伊犁索伦营”。不过这支索伦人的遭遇，相比在东北的同族甚至更为艰辛。

他们前往伊犁长达九个月的旅途中，不仅运载的驼马死伤无数，人员更是“儿女损腰折腿之惨状层见跌出”。但等这些索伦人到达伊犁后，清朝给与他们的牲畜只有“三户合给牛一只，羊十只”，在如此少的数量基础上，索伦人还要承担“岁交孽生羊三只；牛十只，交孽生牛二只”，考虑到当时牲畜的死亡率，这样的税收用竭泽而渔形容都不为过。

当然，就和在黑龙江的索伦人一样，在伊犁的索伦人也被组织开垦土地耕种，当地完成开发后，乾隆帝又同样以 “索伦原以打牲为业，若伊等专习耕作，恐日久本业俱忘，于边疆无益”的说辞，将这些索伦人自己耕耘的份田收为官田。

畜牧的重税和农田的剥夺，让陷入赤贫的索伦人，最后走上了“每谕盗边哈游牧，劫夺牲畜，后竟成群结伙前往抢劫”，在与当地哈萨克牧民的武装冲突中，这些索伦人“被哈萨克两次杀死一、二百名”。这种兵民发生武装冲突的影响恶劣事件，清朝官员不仅没有予以重视，反而只是一句轻飘飘的“索伦营左翼以渔猎为生，不谙耕耘”，便简单定性。

穷归穷，到伊犁的索伦人，也同样没逃脱清朝沉重的军事任务。不算当地的平叛工作，索伦人日常还要参与“换防、巡边、坐卡、放牧等繁多”，加之伊犁地区在准噶尔统治时期便开始爆发的天花瘟疫，来到新疆的索伦人也“染疫患病者多”。

在多重打击下，本就人口基数不多的索伦人，在乾隆后期就已经出现青壮年不足，以至年老者依然服役的窘境，到嘉庆朝更是“该部繁殖缓慢，现有兵内年幼者亦多”，迫使嘉庆帝下令让外出执行换防、巡边的索伦人返回修整。但之后随着新疆地区“张格尔之乱”、“新疆回乱”以及俄国对伊犁的侵略轮番打击下，伊犁的索伦人虽然不至于族灭魂消，但也慢慢退出了军事舞台。

至于黑龙江的索伦人，他们的人口下降也同样严重。在经历了长期贫困、大量的征调抽丁后，不仅已经贫穷到“近日无力买马，艰于射猎”，到了晚清与太平天国交战时，索伦部青壮年因不断征调已消耗一空，但清朝上层不思抚恤，反而认为这是“近来调赴各省军营之吉林黑龙江马队，每以幼弱西丹（未成年）充数，以致剿捕不能得力，实属不以军务为重”并下令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嗣后遇有徵调，该将军等务须选派精壮官兵，驰赴各路军营，听候调遣，毋得仍以幼弱西丹充数，致误事机。将此各谕令知之。“最终，黑龙江的索伦兵与伊犁索伦兵一样，“官弁兵丁效命疆场者，十居七八，生还故里者，十仅二三”。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读者产生了疑惑，为何清朝上层要如此严苛的对待“至所用之兵，皆我八旗索伦子弟之众”的索伦人呢？关于这一点，笔者本人也不敢随意给出结论，不过从索伦人的政治待遇出发，或许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理解当时清廷上层，对索伦人态度的新角度。

索伦人虽然也在八旗编制内，但作为清朝入关后才被吸纳入八旗的东北部族，他们在清朝被称为“伊彻（新）满洲”，虽也被当做满人，但是地位却与八旗满洲、蒙古要低的多。

一个比较能体现这种地位差异的，便是索伦人的上升渠道，由于黑龙江地区位置偏远，导致当地“黑龙江省向无义学，亦无书院，二百余年文风不振”。康熙三十四年虽设官学，但入学名额严格限制在每佐领下幼童一名。

然而这些学生能进入官学学习，却并不代表可以进入清朝官员的序列，黑龙江不仅没有开放科举，当地作为基层文官的笔贴式，一般也是安排“一满一当地人”，这个当地人不仅没有上升机会，基本也是给予和索伦人混居的达呼尔人，至于当地更高级的索伦主管，终清一朝则全是由满人担任。

那么索伦人就没有晋升的渠道了吗？这个也还是有的，不过这个晋升方式多少有些耐人寻味了。这个清朝开放给索伦人的唯一上升空间，是通过战场或参加木兰围猎时的表现，获得舍弃索伦人身份的“资格”，抬旗进入清朝直接掌控的“京旗”即北京八旗。

这种带有“血贡”色彩的升迁，虽然也算是给作为“伊彻满洲”的索伦人一个“上升”渠道，但还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人员的选拔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比如有一位叫做阿兰宝的达呼尔人，因不愿放弃达呼尔身份前往北京，而故意在围猎的御前射箭时脱靶，结果被之前相中他的将军傅玉素鞭打三百，依旧编入京旗赴北京居住。

不过加入京旗的索伦人，并不代表就能享受和其他满洲八旗相同的待遇。在乾隆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加入京旗的索伦人被乾隆以“其东三省之新满洲、乌拉齐等，尤非在京满洲可比，亦应娴习骑射清语,以备任用，若居京日久，亦习汉文考试势必岐误”为由，下令“将东三省之新满洲、乌拉齐等考试汉文永行停止俾其专心旧业”。

这等于断绝了索伦等“伊彻满洲”，像其他八旗子弟一样，通过考取笔贴式进入清朝官僚体系的渠道。直到乾隆末期，随着大小金川平定，对索伦兵的军事暂时下降，乾隆四十二年才下令在京的索伦人，除了新移居者，在当地 “已过二三世，能习翻译者，准与旧满洲一体考试。”

然而不光是文官，在武官升迁上，除了被乾隆帝树立为典型宣传的海兰察，大多数加入京旗的索伦人，同样遭受到了诸多限制。比如乾隆三十四年，时任延绥镇总兵华山来京觐见，因发现他原是京旗索伦人出身，便以“若留京录用，既可得力，而伊等亦有升阶。若用为绿营官员，伊等不识汉字，岂能办理营务”为由，撤去华山总兵之职，留京补授“梅勒章京（副都统）”，同时问责保荐华山的官员。

以此为基础，乾隆帝正式下令“嗣后东三省人等俱不必补用绿营官，永着为例”，对索伦将领的升迁进行了很大限制。不过到了道光朝，索伦人倒是不再用担心前往北京会遭遇歧视和限制，因为当时北京内城已人满为患，道光帝以索伦人在东北皆有产业为由，“通情达理”的不再征召索伦人入京。

总结以上，清朝对索伦人，无论是罔顾事实的将其打造为“渔猎民族”的样板，还是认为他们作为“满洲”的纯正，透过这些清朝的“抒情小作文”，去看这些言论背后的一系列政策，很难不认为这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诱导。但至于清朝，尤其是乾隆皇帝为何要这么做，这就是各位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

最后，早在后金/清与明朝作战时，为了弥补人力的不足，皇太极就曾在北方大肆抓捕索伦壮丁，驱使他们作为向明军冲锋的前排“死士”。1922年，早已退位的溥仪在清朝遗老们的策划下，为维持爱新觉罗皇室体面，举办大婚迎娶了出身索伦郭布伦氏的“皇后”婉容。这一前一后，对于清朝爱新觉罗与索伦人之间关系，或许正是最具象征意味的注脚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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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

《黑龙江志稿》

《钦定八旗通志》

《盛京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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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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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彦震《清代中期索伦部与满族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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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和通泊之战新研——黑龙江兵丁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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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威《清代宫廷貂皮的来源及用途》

李典蓉、张蕊《在旗的部族索伦部与满洲八旗的融合》

《黑龙江屯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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