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A市人起得早。天色黛青，已有农人运了新鲜蔬菜和鲜花往城里赶。粥铺、馒头店、烧卖店渐次卸下门板。太阳还没露脸，卖烧鸭、猪颈肉、卤蛋叉烧的小摊贩们已经在海棠公园一角搭好了棚。太阳升起来，人熙车攘，擦鞋师傅坐了只板凳，面前摆张藤椅，在街角与同行排成一列。藤椅们背靠一块新开楼盘的灯箱广告，上面写着“XX至尊海岸”，临江商品房的意思。灯箱广告走马灯似地换，藤椅们一年四季都在。擦鞋人望“至尊”不动，望街市人流亦不动，只愣愣望着裹过大饼馒头的塑料袋被江风吹得当街起舞，全然没听见对面踩三轮大哥的招呼：“喂，早嘛。”新鲜的一天，这就开始。
陈均用梳子划拉几下短发，在镜子前面一晃就出了门。这天疾控中心要为基层女干部做项目技巧培训，她得早点到，往9路公交车站去的步子就有点急。
她身高不足1米5，穿特小号白大褂，伸直手臂刚好够着乌木庄戒毒所的门铃。戒毒所是她常去的地方，有时候是采样抽血检测，有时候去看她门诊上的病人，她随着他们进进出出。
她的长相和穿着都偏于中性。通常是简单的短袖、长袖衬衫配黑色或蓝色的裤子，这么多年，她几乎没怎么穿过裙子，化妆品和首饰跟她更不沾边，只有笑起来的时候，那双弯成月芽儿的眼睛才会流出一点点妩媚――严格说，也不是妩媚，是真心实意。
她的红皮笔记本上写着不少好笑的名字，譬如四妹、胖妹、长脚、光头、小二牛……她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故事。
这些人已经没有亲人和朋友了。当他们有病有事有麻烦的时候，都会想起陈医生。许多个求助的深夜，这个小个子女人裹着一阵风就来了。
“陈医生对人多好地，从来不冒火，多耐心地跟你讲。”刚从戒毒所出来的阿彭在江边一家按摩房里对我说。
“陈医生心肠好，这样的人太少了！”HIV感染者大军小军的妈在一家叫“茂昌”的袜子店门口对我说。
“她把我们当成跟她一样的人，不歧视我们。”脸上有刀疤的李杰说。
胖妹有次自告奋勇提出要陪她去D市出差：“陈医生，你说好了，路上想吃什么用什么，我都给你拿到手！”
也有不领情的人。2006年中秋节，我听到抱怨，“陈医生送的月饼太糟糕！零售19元一盒，批发18元。”
小城不大，走到哪里都能碰到熟人。路上常有精瘦男子大老远招呼她：“陈医生。”陈均13岁的女儿丫丫认定“马路上叫妈妈‘陈医生’的，都不是好人！”陈均的丈夫，一个老实人，话少，只在妻子晚归而他还没睡下时到厨房热饭。父女俩商量好，再不等这个很少准时回家的人共进晚餐。
陈均今年47岁，毕业于Q市药剂学校，学的是化验。在疾控中心干到第15个年头，她才发现自己原来有好大的气力没有使出来。那是2002年初，中英艾滋病项目选定A市作为艾滋病防治和行为干预的试点。作为疾病控制中心一名普通科员，她和同事们负责一些最具体的工作：接近吸毒人员，编出花名册；发现艾滋病感染者，辅导治疗；接近各类暗娼，分发安全套；给小姐们上课，培训基层医生；跟片警、辑毒警合作……她做得得心应手，并从中体会到了自己的价值――这是可以全心投入的事业，没错，不仅仅是份工作。
B区疾控中心大楼是90年代一个歌舞厅改建的，二楼有一个半圆形回廊，当年许多年轻姑娘围坐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拿眼筛进来的男人。十多年后，这个半圆形回廊出现在政府机构里多少有些古怪，却不失为一种隐喻――男男女女重进这幢大楼，有人会笑笑说：“当年就是在这里染上（海洛因）的，现在，又回来了。”
性病艾滋病门诊在一楼，一天下来，一次性杯子和抽取式餐巾纸都会矮一截，为吸毒者准备的红色外壳的香烟也空了。人来人往，总是一个难堪的故事叠上另一个。
林晓云每周来一次，提来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是用过的静脉注射海洛因的针具，再提走一个，里面装着清洁针具，这就是针具交换，国际通行的防治艾滋病的一种行为干预。林晓云只有24岁，长得娇小，笑起来嘴角一弯，带出稚气，但那张脸上总罩着一层淡淡的黑气。她本有身孕，前男友给了她6000元，刚刚把孩子流掉，她现在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林晓云吸毒6年，前些年在药店或私人诊所买针具，自从疾控中心有免费的，就用了个假名来换领。3年下来，彼此之间有了信任，才慢慢告诉陈医生她的真实姓名和住址。这天，她领了三、四板（每板约十支）针具，因为牢记绝不跟旁人共用针具，所以HIV尚未进入她的血液。寒暄几句，她急着回家，因为距离上次注射，25小时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