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万隆之行 | 作者 武立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为了在外交工作中打开新局面，周恩来除了着手改善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外，更加重视的是致力于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发展及友好合作。

一九五五年初，在印度尼西亚避暑胜地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与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问题的大规模国际会议。这样一次重要会议，中国当然要参加。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出席。

正当中国代表团紧锣密鼓地做出行准备之际，三月初有关部门送来情报，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策划乘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一号”。

面对这一严峻情况，刚刚做完阑尾切除手术的周恩来，毫不犹豫地仍要前去参加会议。这固然要冒很大的风险，但周恩来认为，这可以在亚非国家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由于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新中国既没有大型飞机可乘，也没有去印尼的国际航线可用。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这是一架价值百万美元的豪华客机，虽只启用四年，却已安全飞行了一万多个小时，行程三千万里。

正当代表团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缅甸总理吴努发来了电报，邀请周恩来去万隆之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恩来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之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与会国的领导人碰碰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政府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四月七日先去昆明，待缅甸飞机试航成功后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往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计划于四月十一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直飞雅加达。

四月七日上午，周恩来在北京西郊机场就要登机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了，他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周恩来。这是在中国代表团出行前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其中说：国民党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

周恩来很清楚，逃到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对新中国领导人的暗杀是煞费苦心的。早在一九五三年初，“国防部保密局”就拟定一个暗杀共产党领导人的计划，妄图以此制造混乱，配合反攻大陆的宣传。在选定暗杀对象时，他们认为周恩来在国际舞台上最活跃，对台湾政权威胁也最大；他出国最多，下手也最容易。据说为了便于在外国施行暗杀，他们还专门圈养一条纯种德国犬，让其诱闻特工收集的周恩来身上的气味……

周恩来对这份情报非常重视，当即批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四月八日，周恩来、陈毅一行抵达昆明。然而，周恩来没有忘记从香港飞往雅加达代表团人员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他打电话嘱咐邓颖超，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外交部接到罗青长的通报后，当晚将周恩来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九时半又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其通报有关情况。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把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的电话纪要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一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其通报上述情况。

印航经理听完后，将信将疑地问：“你们的意思是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有根据？”

“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会深更半夜地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

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十二时到达香港，下午一时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

“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人和国民党特务分子有联系。”

印航经理这才不得不表示：“到时我们会派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我也会亲自去机场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的态度勉强，于十一日上午十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

事实并非像印航经理保证的那样。被毛人凤派往香港侦察周恩来行动的保密局特务赵斌丞，侦悉到中国代表团在香港定下“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专机，便特意制做一架飞机模型精心研究。他们采用将塑料炸药安在飞机上的方法，并用六十万港币买通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周梓铭，于开航前把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手提箱塞上了飞机……

这天下午，周恩来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恩来、陈毅和所有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

下午六点左右，北京打来的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听到有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的心登时又提了起来。

周恩来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

晚上，北京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失事前，曾两次发出紧急呼救信号。

接到这个电话，从总理到每一个随行人员无不感到震惊和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国民党特务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而气愤。同时，也对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在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在印航本身。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恩来、陈毅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坐缅方所派的飞机去仰光，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第二天，他写信给邓颖超说：“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罩上一片乌云，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由于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据了解，美国虽然没有参加会议，却派出一个由七十多人组成的庞大“记者团”。其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以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

此外，在离万隆几十公里的地方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据了解，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已潜入万隆，而且还召集其在印尼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也在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说明周恩来此次万隆之行是充满风险的。

四月十四日七时十五分，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亚热带的暑气，踏上了飞往印尼的行程，于当地时间十时三十分飞抵仰光的明加拉顿机场。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进城后，被安排住在总统府。

下午三点三十分，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去拜会吴努总理。大约五点钟左右，一名服务员用托盘端着几件衣服出来，向等候在院子里的警卫人员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他们。

成元功和李福坤一看是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的衣服，顿时大吃一惊。他们想问服务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语言不通，于是便快步冲向客厅。一进门，发现周恩来、陈毅、浦寿昌和吴努总理、奈温将军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把情况一说，他们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恩来、陈毅换衣服去参加泼水节。

他们一共参加了五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他们是贵宾，群众只是用小碗斯文地向他们身上泼水，或用树枝沾上水向他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动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水，还有的干脆提起他们的衣领往脖子里灌。中国客人也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夺过来予以回敬，以致把许多女士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没有嗔怪。

开始，成元功和李福坤对周恩来和陈毅去参加泼水节很是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昆杂，弄不好会出岔子。后来知道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们所去的五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亲自安排的，向他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四月十六日凌晨，周恩来等从仰光直飞雅加达。在进入新加坡空域时，不料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层，飞机不得不在新加坡机场临时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

当时我国与新加坡还没有外交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恩来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西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中国代表团到机场贵宾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恩来、陈毅只带上廖承志、李福坤等几个人去了贵宾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机上。

在贵宾室门口，他们碰到两个面带微笑向他们招手的中年人。成元功以为这两个黑头发、黄皮肤、低鼻梁的男子是友好的新加坡人，就未加在意。谁知一进贵宾室，廖承志就把他俩拽到一边，悄悄地说：“那两个人是国民党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

李福坤忙对成元功说：“你在里边盯着，我到外边去。”

成元功顿时紧张起来，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他们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获悉了总理的行踪有备而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他们失去了十一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绝不能再让这样的事件重演。

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等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大家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他们毫不客气地饱餐一顿。但李福坤守在外边，成元功不便招他进来，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绝不能有任何的懈怠。

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家伙才姗姗离去。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恩来送到飞机前，彼此友好地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行。

下午五点三十分，飞机到达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场上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欢迎的人们都站在警戒线以外。中国使领馆全体人员都来到机场，一方面迎接，一方面保卫。看到欢迎的人群，大家不禁又想起那十一位同志。他们本应该先到这里的，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他们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于是每个人心里都感到沉甸甸的。

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三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中国国旗。先期到达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恩来和黄镇乘第二辆，陈毅乘第三辆。

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尼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两国国旗和周恩来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乘坐大使夫人的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间起哄捣乱。当晚，周恩来、陈毅等一行住进中国大使馆，大家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四月十七日上午，周恩来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尼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十号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第二天上午，被陈毅戏称为“地头蛇”的黄镇作为代表团代表跟随周恩来参加开了幕式。会场像一个彩色的海洋：也门人裹着厚厚的佩带腰刀的长袍，菲律宾人穿着打着领结的薄纱绣花衬衣，利比里亚和黄金海岸（加纳）人却把花绣在小帽上，中国人的中山装、印度人的长袍褂，与讲台上的二十九杆旗帜遥相辉映。

十月十九日下午，周恩来正在达门沙里路十号休息，使馆人员突然送来一份特急件。黄镇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杨奇清。杨奇清一看也不由得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陈家康等几个人，大家都大吃一惊。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中国使馆的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三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二十八人的敢死队，准备对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三月十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还领到印尼币二十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二十万盾，击中周恩来者加发四十万盾。

黄镇、杨奇清和警卫组研究后，决定给印尼政府起草一份备忘录。周恩来审批备忘录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代表团又召开一个紧急动员会，杨奇清对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陈毅在会上说：“代表团人人都要做保卫工作，当警卫员。就是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印尼政府对中国代表团的备忘录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当地驻军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二千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戒严行车路线等措施。

对周恩来本人，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特派一名陆军上尉作周恩来的安全副官，五名警察作随卫。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道外，还加派一至二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八名宪兵和八名机动警察、三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恩来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一个五十来岁忠实可靠的小老头。

尽管印尼政府、中国代表团内部以及中国驻印尼使馆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人的弦仍绷得紧紧的，他们子弹上膛，手不离枪，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大意。每逢随周恩来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和红白旗大厦开会，还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他们总是如影随形地跟在周恩来身边。情况复杂时，他们干脆把周恩来围在中间。

周恩来也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中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尼政府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

四月二十四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周恩来连早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本来预定上午八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的两个文件，就举行闭幕式。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发生了争执。双方在“殖民主义”和“军事集团”问题上争来争去，从上午八点一直争到下午六点半，最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才打破僵局，达成协议。

在达成协议后，又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九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接着，周恩来和陈毅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恩来和陈毅回到驻地，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周恩来略微休息一会，十一点半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听取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情况。零点三十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五点，周恩来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八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碕达之助，十时半会见印度代表梅农，十一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

这次会议，在周恩来以及各方的努力下，不但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而且还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对中国的态度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起到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本文节选自武立金著《周恩来遇险实录》一书，作者授权刊载）

作者武立金，江苏邳州人。原总参某部副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发表散文、诗词、楹联约千篇，出版词典三部，诗集两部，长篇小说十余部。曾被中国作家协会评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