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铎：飞越莫斯科红场唯一的中国人，荣获苏联勋章最多的开国少将，被誉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中国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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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上空是众所周知的“禁飞区”，任何飞机都被禁止飞越。只有在盛大节日时，红场阅兵式的空军检阅飞行部队才能飞越。1933年11月7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6周年这一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庆祝苏联国庆的阅兵式。唐铎将军作为空中检阅部队100多架战机机群的排头兵，飞越了莫斯科红场上空，在历史上成为了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的唯一的中国人。这是对他的极大信任和给予他的崇高荣誉。

唐铎是我国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也是我国唯一驾驶战鹰打击德军法西斯的“飞将军”。1904年，他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随蔡和森、李富春、蔡畅、陈毅、李立三等人参加留法勤工俭学。1924年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在广州成立的广东军事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25年他作为第一期毕业生从军事航空学校毕业。同年他和其他五人被派到苏联继续深造。1927年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南京政府给苏联政府发去电报，要求当时在苏联留学的中国人员一律限期回国到南京报到。当时唐铎已是中共党员，他拒绝回国为蒋介石南京政府服务，决定留在苏联继续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苏联空军部队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唐铎以苏联空军飞行团副团长的军职上前线，与德军法西斯英勇作战。他在苏联空军部队服务28年，先后荣获苏联四枚勋章、三枚奖章，其中包括最高等级的苏联国家勋章——列宁勋章。1953年经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出面与苏联政府进行多次交涉，才使唐铎回国工作的愿望得以实现。唐铎回国后，曾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1964年转业后到辽宁大学工作，先后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78年当选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79岁。

1927年唐铎在苏联学习。

1933年是苏联空军发展、壮大的第15个年头。这一年对于在苏联空军服务的飞行员唐铎来说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不仅苏联空军史上有着很多有纪念意义的事件发生，而且也是唐铎终生最难忘的一年。

为了庆祝苏联空军武装力量的强盛，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859号决议：“将每年的8月18日定为苏联‘航空节’”，又称“红色航空节”。也正是从那年起，苏联空军武装力量开始加入到莫斯科红场阅兵式，进行空中阅兵。虽然在这之前，苏联空军也举行过多次空中阅兵和空中战机表演，但都不是在莫斯科红场上空举行的。

红场位于苏联的莫斯科市中心，与苏联政府办公驻地的克里姆林宫相毗连。位置十分重要。“红”在古俄语里是“美丽”的意思，这样，红场即是美丽的广场。1933年5月1日苏联首次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阅兵。从那以后，每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和11月7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在莫斯科红场都有阅兵式举行。这样一直延续到二战前夕。

1933年8月18日，也就是苏联第一个“航空节”那天，在莫斯科的“伏龙芝飞机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苏联人民委员会要员、驻苏联的外国使节和莫斯科首都群众一起观看了精彩的空中飞机表演。留在苏联的唐铎正在苏联空军空六旅第18空军大队服务，而空六旅当时驻扎在斯摩棱斯克市。斯摩棱斯克市是“莫斯科的门户”，距莫斯科只有378公里。二战期间，为保卫莫斯科，苏联军队在斯摩棱斯克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过激战。斯摩棱斯克市由此获得了苏联的“英雄城市”称号。唐铎服务的空六旅为庆祝苏联第一个“航空节”也在斯摩棱斯克空军基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也就是在这个庆祝大会上，空六旅旅长向全旅宣布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经上级批准，空六旅将派出战斗机群参加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6周年的盛大阅兵式。”旅长的话音刚落，庆祝会场就沸腾起来了：全场群情激奋。人们热烈鼓掌，奋臂高呼。唐铎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样：激动着、兴奋着，享受着这一喜讯带来的喜悦。但是他当时绝没想到，空六旅将推选他为带领战机机群编队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式的长机飞行员和战斗机群的排头兵。

1920年7月6日著名“蒙达尼会议”参加者在法国蒙达尔纪《独吉公园》合影，照片中央身穿白色西服站立者为唐铎。

20世纪30年代初期，随着无线电技术在航空领域广泛的使用和发展以及后来雷达的问世都给苏联空军提出了设备更新、技术改进的新课题。培养无线电技术专门人才就成了当时苏联空军的当务之急。1932年空六旅派中尉飞行员唐铎到莫斯科空军通讯学校进修无线电技术。进修期间，唐铎刻苦地学习了无线电通讯原理、无线电领航、无线电空中侦察等课程，以优异的成绩完成进修学业，半年后回到了空六旅的空军基地。为此，空六旅领导还为他组织了一场汇报会和空中无线电技术演示的训练，对他所学到的无线电理论和技术进行了考核。在汇报会上，唐铎回答了飞行员们提出的有关无线电新技术在飞机上运用的各种疑问，并驾机演示了通过无线电测量飞机与地面的位置，来进行领航飞行操作技术。他的汇报是非常成功的，当即就受到了空六旅首长的表扬。很快，他被晋升为空军上尉，还被任命为上尉通讯主任。

不久，他又接到新的任务：独自驾驶侦察机去白俄罗斯，对白俄罗斯军区的几个军用机场进行空中全景照片拍摄。唐铎以他对无线电熟悉的技能和优良的驾机技术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为白俄罗斯军区的机场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数据。在拍摄的每一张机场全景照片上他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为此，他还受到了空六旅领导的表扬和嘉奖。

由此看出，唐铎过硬的驾机本领不是一时或偶然获得的，是经过长时间刻苦学习、坚持训练、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他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对技术精益求精。在苏联留学期间，他曾先后就读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苏联空军空中战斗学校、苏联空军第三飞行学校、苏联空军空中侦察学校、莫斯科空军通讯学校、莫斯科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值得一提的是，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是苏联空军最高学府。从这所学府走出来的不仅有雅克、图波列夫、伊尔、米格等著名飞机系列的大设计师。还有人类第一个航天员加加林和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唐铎始终为能在这所学府深造而骄傲。据历史资料统计，唐铎是我军将帅赴苏联留学人员中就读苏联院校最多的人。这样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空六旅领导对他如此重用。而选他作为莫斯科红场空中阅兵的长机飞行员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当时对旅长——空军空中阅兵总指挥来说，在空中阅兵式中保障飞机无线电通讯系统有效的工作和运行是极其重要和关键的环节，所以选当时的通讯主任唐铎驾驶长机，是最合适不过了。

1933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唐铎作为长机飞行员率百架战机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

在赴莫斯科参加红场空中阅兵式的人员定下来后，紧接着就是两个多月的紧张空中编队训练。十月革命节的前夕，空六旅参加空中阅兵战机机群奉命飞到了莫斯科军用机场，等待和考验他们的就是十月革命节那天的黎明。1933年11月7日，唐铎他们久已等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和空六旅旅长迎着早霞，一起跨进了同一架战机。这是“P一5”改进型的双座战斗机。唐铎坐在前位，空六旅旅长——空中阅兵总指挥坐在后位。命令一下，唐铎驾驶的战斗机首当其冲，第一架飞出，紧随的是100多架战鹰。唐铎全神贯注地紧盯仪表，控制着航速，随时调整着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讯，确保空中阅兵总指挥下达的命令畅通无阻。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空六旅检阅机群按规定正点到达了莫斯科红场上空。这时莫斯科红场已变成了红旗和花的海洋。雄伟的列宁墓上面的观礼台上，站立着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来访的各国元首和各国代表团。他们仰望天空，挥动着手。莫斯科人民也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此时此刻，在地面上欢庆的人群中，谁也想不到，莫斯科红场上空的领航飞机的飞行员竟是中国的飞行员唐铎。

1933年8月18日苏联《红星报》报导苏联第一个“航空节”。

十月革命节的当天晚上，斯大林元帅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参加阅兵观礼的各国来宾、驻苏外交使节和检阅部队代表。唐铎被邀请出席。这是唐铎有幸第一次进入克里姆林宫，也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斯大林元帅。那天晚宴上，斯大林元帅走到检阅部队代表的桌前，高举酒杯，向检阅部队官兵祝贺、致意。官兵们全体起立，高呼“乌拉”，一饮而尽。这宏大、庄严、喜悦的场面给唐铎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笔者是唐铎将军的儿子，一次我问父亲：“苏联空军空六旅有这么多的苏联飞行员，为什么就选中你作为长机飞行员呢？”唐铎回答说：“因为我一向工作踏实认真，有极大的责任心。我有中国人所具有的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工作中埋头苦干，从不自夸。空六旅的领导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另外，与其他飞行员相比，我的技术比较全面，在我们空六旅中，我的飞行技术是出类拔萃的，而且我刚从莫斯科空军通讯学校进修回来，自然对飞机的无线电技术的运用和操作要比其他飞行员更占有优势，同时我又是通讯主任，所以这极其重要的重担自然就落到我的肩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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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