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高敬亭案【7】：他打响了新四军抗战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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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促成个人性格，性格决定个体命运。

如果没有卷入时代的洪流中，1938年，正值31岁的高敬亭，人生可能将会是另一个样子：或者是一名憨厚敦实的农夫；或者已经葬身于别动队的残酷镇压之下；也或者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无声无息地死在某次对根据地的围剿战中。

现实是，他19岁加入共产党组织，21岁父兄妻子全部惨死，28岁独当一面，组建红二十八军孤守大别山，三年来率部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剿中纵横捭阖，成就了他“游击专家”的赫赫英名。

现实是，他在孤军奋战，打击国民党军队围剿的同时，对内也继续了残酷的“肃反”运动，使鄂豫皖根据地在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又有一千余名党员和干部牺牲在“肃反”之下，成就了他“肃反专家”的赫赫威名。

在“游击专家”和“肃反专家”双重光环的环绕下，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可以说是只手遮天，说一不二。也养成了他刚愎自用、骄横专制的个性。

但问题是，当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时，他并未从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状态中转变过来。

事实上，中共中央和项英在讨论新四军部队整编时也提到过，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之后，各部队均留存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无组织无纪律、山头主义、游击习气等等。所以，在改编时，亟需要解决的就是政治问题。

毛泽东早在1937年12月，给周恩来、项英的电报中，就提到过“（高敬亭部）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

所以，当时中央给各游击区均派出了政治干部开办干部培训班。在改编之后，这些政治干部基本上都留任部队，负责各支部、各团部的政治工作。

但派遣到鄂豫皖根据地的郑卫三和肖望东等人，刚到鄂豫皖根据地，就和高敬亭发生了冲突。

当时，高敬亭已经和卫立煌缔结了停战协定，并接受了卫立煌颁发的挺进军司令关防大印和委任状。

郑卫三等人自恃受中央派遣的身份，要求高敬亭退还委任状，并并打算追究高敬亭过去的肃反错误，这让高敬亭极为恼怒。

根据当时在鄂东北道委特务队工作的江滕蛟的回忆，郑卫三等人刚到七里坪便集中了一些红二十八军的干部，传达了中央反对“左倾路线”的方针。其中一条，便是将过去被打成“AB团”、“反革命”的人全部平反，恢复名誉和党籍、团籍。江腾蛟便是在此时恢复了团籍，并转了党籍。

中央本来打算让郑卫三担任四支队副司令，行使政委职权。但高敬亭因为这个事情，坚决拒绝郑卫三在四支队任职，并再三提出从延安调戴季英来取代郑卫三。

戴季英和郑卫三一样，都是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只不过，后来重建红二十五军后，高敬亭任75师政委，戴季英是军政委兼74师政委，是高敬亭的直属上级。

但戴季英也是著名的“肃反专家”。他在红二十五军时期的“肃反”活动中，曾亲手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他作为保卫局长，一度亲自下令把刘志丹等人抓了起来，并实施了严刑拷打。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对刘志丹等人进行平反，并追究戴季英等人在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对其进行警告处分。

按照组织程序，戴季英此时应在陕北接受调查，反思错误。但中共中央为了改编能尽快完成，便同意了高敬亭的要求，调任郑卫三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负责四支队开拔后的地方工作。派戴季英到新四军任四支队副司令员，对内行使政委职权。

半年后，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也被高敬亭排挤，只得调任豫皖苏边彭雪枫游击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由戴季英兼任政治部主任。

拒绝和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向中央讨价还价，这在一向讲究服从领导的共产党队伍中，已经触及到红线了。

但他没想到，作为从中央选派下来的干部，戴季英和郑卫三对他的态度并无本质区别，尤其是他曾经是高敬亭的上级，此时更是因肃反工作错误遭受到了审查，作为“肃反专家”，他更需要证明自己对中央的“忠诚”态度。

戴季英刚到四支队，就敏锐地感到高敬亭并不想离开根据地。于是，当晚便与高敬亭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并且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

这种申斥，让已经习惯了独断专行的高敬亭大为恼火。但是，戴季英是他自己点名要来的，并且还带着中央的指示精神，只好捏着鼻子认了。

但一时的忍耐并不解决根本问题。

在共产党军队里，因为有“党指挥枪”的原则，所以，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的矛盾，从红军时期就普便存在。而无论是郑卫三还是戴季英，都是典型的政工干部，又持有“中央指示”的“尚方宝剑”，自然瞧不起与中央中断联系多年的“地方武装”。因此，他们与以高敬亭为代表的“地方派”之间完全没有信任基础。

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强化了双方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过程中的矛盾；事务上的矛盾反过来又加深了彼此之间不信任的态度，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

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之后，军部给四支队配备了电台，并要他们选派两人到长江局学习译电技术。四支队便派了江腾蛟和吴文先两人到武汉学习了两个月，两人于1938年2月归队。

正常来说，译电员归机要室，机要室作为司令部的核心部门，是司令部与军部联系沟通的纽带，应该与司令部一起工作，以方便管理和电报传达。

但是，高敬亭却让机要室和司令部分属两地。司令部在庄子的北头，机要室在庄子的南头。

根据江腾蛟的回忆，因为机要处的报务员是长江局派来的，所以当时他就怀疑，是不是司令部的领导认为从延安、长江局过来的同志“不可靠”。

1938年3月，四支队开始集结东进，支队司令部和部治部，分别设在安徽六安的东港冲和西港冲一带。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更加印证了江腾蛟的猜测。

江腾蛟和吴文先两人闲来无事，在译电本背面画了一个当时老百姓喜欢玩的“龙棋”的棋盘下棋。刚好高敬亭拿着电报走了进来，见两人正在下棋，非常生气，电报也不发了，扭头就走。并且马上通知参谋长林维先，要把他们两个译电员和电台都送回武汉去，声称“电台我不要了，宁愿拿一个营来跑交通”。

这个事僵持了大约一周左右，经林维先反复劝说，最后才勉强把电台和他们两人留了下来。

之后，高敬亭因身体不好，请假留后方休养，四支队由戴季英率领继续东进，于4月份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展开。

次月，四支队第9团在蒋家河口设伏，伏击了日本驻巢县守备队，我军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击毁日军汽艇两艘，毙伤日军数十人，檄枪十余支。

此战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的第一枪。蒋介石也发电表彰，称“贵军四支队蒋家口出奇挫敌，殊堪嘉奖。”

之后一直到10月份，四支队在江北配合武汉会战，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连续实施了包括棋盘岭伏击战、六安公路伏击战、花子岗伏战击战等数十次战斗，连战连捷，有效迟滞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和补给，合计毙伤日伪军上千人。

直到高敬亭被枪毙前，四支队的游击区已经从皖西6个县扩大到皖中、皖东地区二十余个县，先后组建了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淮南抗日游击队和游击第二纵队，兵力发展到七千余人，为打开江北抗战局面和创建皖中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但战场上的胜利，并未解决军内“中央派”和“地方派”的冲突，并且进一步加剧了高敬亭和中央、长江局以及新四军军部的矛盾，为高敬亭最终的结局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