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北周的大佛寺石窟 体现了怎样的“长安模式”

坐落于陕西省咸阳市彬州市的大佛寺石窟，凿建于清凉山北麓，北面泾河。彬州曾名豳州、邠州、邠县，作为出入关中西北的必经之地，在古代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今天，国道西兰公路由此经过，同样是西北的交通要道。大佛寺石窟1988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大佛寺石窟于北周始建，隋代续凿。主体的大佛洞、千佛洞、罗汉洞营建于初唐，在武周时期达到极盛，中晚唐及之后略有补凿，营建工程基本结束。其后宋金元明清历朝都有修补、装像，并建有对整个石窟的保护建筑。大佛寺在唐及其之前名为应福寺，北宋始名庆寿寺，俗名大佛寺。

　　▲大佛洞主尊阿弥陀佛造像。本文图片由彬州大佛寺博物馆提供

大佛寺石窟现存造像约计1500尊、各类题刻250余通，是陕西最大的隋唐石窟，其大佛又是全国现存体量最大的初唐大佛造像。由于唐代长安佛寺及造像大部分已损毁，仅有的少量遗存也已无法还原唐代长安佛教造像的面貌，而彬州大佛寺石窟因受到唐都长安造像文化的直接影响，展现出“长安模式”的造像风格，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古人以为，帝王修德，时世清平，天就降祥瑞以应之，谓之“瑞应”。唐代僧人道世所撰《法苑珠林》载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兴佛，“名山之下，各立为寺”；又载，隋文帝极好“瑞应”，“各地均以瑞应闻”。大佛寺作为长安外围最大的佛寺，最初起名“应福寺”，就是对“瑞应”的期待。千佛洞窟中心柱正壁有残存的“武太一题记”，言石窟为“（文）武圣皇帝平薛举时所置也”。文武圣皇帝即唐太宗李世民，平薛举的浅水原大战是在武德元年（618年），大佛寺是李世民为超度死亡将士而营建。大佛寺石窟的开凿始于隋代，而主尊、胁侍菩萨及背光的营建主要在唐代完成。正是由于隋唐两朝数位帝王的支持，才使得大佛寺有如此庞大的营造工程，并呈现出皇家气象。

大佛寺因大佛而得名，大佛高超过21米，并有较大的莲瓣形背光，体量超过了历代大佛，比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北魏大佛还要大，呈现出宏伟的皇家气象。有谚语云：“彬县有个大佛寺，把天顶得咯吱吱”，形象而生动地反映出大佛的高大威严。位于大佛左肩上部、大佛背光上的“大唐贞观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造”的纪年题刻，为后人提供了判断大佛开凿时间的重要依据。基本可以确定，贞观二年（628年）是大佛、二胁侍菩萨及其背光的完工时间。

长安作为唐王朝的首都，最早接受外来造像艺术风格。长安的工匠融合本土风格创造出具有新潮艺术审美的造像，100多公里外的彬州受到辐射和影响，使大佛寺石窟造像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大佛洞的主尊大佛面型方圆，头顶螺髻，饰摩尼宝珠；坐姿为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抚膝；内着袒右僧祇支，外披下垂领口式袈裟；衣褶涂饰色彩，绘以花纹。二胁侍菩萨都有大的头光和背光，着高冠，面相饱满圆润。因后世多次装泥，故不论是身躯还是衣纹都圆润平缓，具有较强的写实特征。主尊及胁侍菩萨的背光则保留了原有的面貌，既有承继北魏风格的火焰纹，也有初唐相对写实的花草、葡萄纹新样，整体华美、端严，气象宏伟。菩萨造像呈现出女性般的优美身形，这也是初唐造像的典型艺术风格。

▲大佛洞胁侍观世音菩萨。本文图片由彬州大佛寺博物馆提供

尤其能反映大佛寺石窟造像风格和造像艺术水平的是千佛洞窟造像。千佛洞中的菩萨造像大多上身袒裸，饰以项圈，斜披胸巾，鼓腹扭胯；下身着裙，身躯瘦长，披帛翻飞，充满动感，明显是唐初的新样式。上身袒裸、着衣较少的造像，与先前北齐、隋代衣纹细腻、璎珞华丽的造像样式不同，受到古印度着衣较少的造像的影响。身躯扭动的姿势，与先前南北朝、隋代直立静穆的造像样式也不同，杂糅了古印度三屈式动作与宫廷舞蹈动态。这种菩萨造像新样式很快就传播到全国各地，影响了包括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东青州驼山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等众多石窟的造像。千佛洞内，通议大夫、行豳州司马、柱国、汉川郡开国公李齐妻武氏出资所造的削肩、衣纹华美的释迦像，带有强烈的女性柔和色彩，似是武则天执政后女子地位提升的反映。千佛洞中心柱西壁的朝散郎、行豳参军崔贞臣造释迦像，与龙门石窟优填王造像风格相似，皆是当时流行的式样。

罗汉洞规模较小，共有3个洞窟，有唐代造像记题刻两则。除佛龛外，大佛寺有一些特殊的石窟，里面没有石像和碑文，在千佛洞东面密集分布，层层叠叠，为僧房洞，是从前僧人的住所，庞大而连贯的僧房洞群在全国石窟、佛教建筑中极为罕见。

透过彬州大佛寺石窟造像可以看到，唐代长安成为佛教造像艺术的中心，在开放包容中形成了造像的“长安模式”，并辐射、影响到全国各地。（完）（原标题：彬州大佛寺石窟：在开放包容中形成的“长安模式”）

作者/陈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