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饶漱石发达后，我叫他小饶他装听不见，叫饶政委才应

1975年3月2日，一位患有病毒性肺炎的72岁老者病死在北京，他就是饶漱石。

在外人看来，也许这就是一场普通的人死如灯灭，可留在他身上的谜团却始终挥之不去，他被看作是一个“大奸似忠”的反面典型、一个城府极深的弄权达人。

权力的观念

每个人对权力的看法都不尽相同，有人能够摆脱权力的异化，找到属于自己的正在位置；有的人则陷入权力的泥潭，迷失自己的本心，饶漱石就属于后者。

杨尚昆作为和饶漱石的老相识，深有体会。

早在大革命时期，杨尚昆就和饶漱石相遇。

那是在1928年，杨尚昆主持上海总工会的日常事务，饶漱石被组织分配到上海，在杨尚昆的手底下工作。

由于饶漱石资历较浅，杨尚昆大小也是个领导，就称呼其为“小饶”。

多年以后，等饶漱石建立了功业，职务也节节攀升，当了新四军的政委，来到延安，杨尚昆就领教了一次：

1946年底前后，因国内局势骤变，国共两党矛盾加深，大战一触即发，中央不得已将北平军事调解处执行部解散。

在北平任职的饶漱石当时是中共代表团顾问，又兼任着新四军的政委，也不得不返回延安，再做打算。

中央决定派遣杨尚昆去机场为饶漱石接风洗尘，一下机场，杨尚昆大老远就招呼饶漱石，还是按照十几年前的称呼，亲切叫他“小饶”。

然而饶漱石就像是没听见一样，充耳不闻，杨尚昆猜到了饶漱石觉得如今两人职位相称，自己也不是你的手下，就及时转换了称呼，叫饶漱石为“饶政委”。

饶漱石这才满脸笑意，向杨尚昆伸出了双手，聊起了一路的所见所闻和当前形势。

回到延安，杨尚昆向陈毅元帅说起此事，陈毅就感叹说：

“尚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乎称呼，有些人毫不在意这些芝麻小事，他这人就是这样，你和他接触的时间太短。再说，你当时还是他的上级，他在你面前肯定要收敛一些，你又如何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呢？”

不光杨尚昆、陈毅对饶漱石颇有微词，但凡和饶漱石共事的同志都对饶漱石敬而远之，他们对饶漱石有一个共同的评价：饶漱石信奉权力本位，有着极强的权力观念。

比如原东南分局秘书长李一氓就说饶漱石“心胸狭窄，权欲很重”，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评价饶漱石“一讲权威，二讲权术”，就连饶漱石的贴身秘书也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如果说饶漱石本性如此，那是何种机遇让饶漱石受到赏识，得以晋升为新四军的政委呢？当了政委后，饶漱石又是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呢？

要想搞清这一切，还得从1940年说起。

机遇后的权力

抗战爆发后，本来担任华侨工作负责人的饶漱石被安排到东南局任副书记，在新四军军部同项英、叶挺一同工作。

一到东南局，饶漱石就和项英发生了争执，二人都寸步不让，势同水火。

有一次在争吵时，时间长达四五个小时，饶漱石和项英争得面红耳赤，当场的其他人皆沉默不语。

此后，项英对人解释道：“饶漱石刚从国外回来不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些事情他最好还是不知道为好。”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后，项英的“家长制”作风发挥到极致，一线具体情况不通知从中央远道而来的饶漱石，也不让其参加会议。

着急的饶漱石没有办法，一时情急，不管规定，冲到会场，大声喊道：“我有权利知道你们的计划……我是军分会的一个委员，我要参加你们的讨论，也有些意见要提出来，因为你们的行动已经超过常识了。”

1月9日，项英不辞而别，关键时刻，主帅失踪，新四军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这时，饶漱石挺身而出，要不怎么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饶漱石立即召集领导干部开会，当场表明了自己要和国民党斗争到底的决心，并给中央发报，电文说道：“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可以说这封电文是饶漱石的绝命书，毛主席看到后，大为感动，在1月12日回复说：“中央决定新四军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危急时刻可权宜处置，不必来信中央。”

可是事情的发展出乎了饶漱石的预料，在1月16日，饶漱石被捕。

被捕后的饶漱石为了逃出生天，诡称自己是美国华侨（饶漱石精通英语），只是为了抗日，刚来到新四军几个月。

之后他收买了一位名叫叶正顺的连长，在那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拂晓时分，饶漱石就由一名排长办理了路条，护送逃出了警戒线。

因为饶漱石在皖南事变的突出贡献，受到了重用。

1942年3月，饶漱石成为华中局代理书记、代理新四军政委，这意味着饶漱石成为了新四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掌握了华中地区的党、政、军大权。

同时，饶漱石还假惺惺向中央禀告说自己德行足够胜任，但还缺少军事指挥的将领，希望能派个有经验的助手来协助工作，陈毅元帅曾经在江浙地区耕耘多年，顺理成章就抵达了新四军军部--黄花塘。

事后，人们才知其实这只是饶漱石来探查中央的虚实，而找的借口罢了。

正值壮年的饶漱石身上没有这个年龄段的热血、冲动，显得沉稳老练、严肃持重，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

年长两岁的陈毅却豪放、儒雅、待人真诚，给人一种快人快语、直来直去的感觉，即便偶尔走火失言，也会大事化小。

一个内向、一个外向，性格上的反差注定是不好共事，没多久，双方矛盾就如积压已久的岩浆，爆发了。

彼时饶漱石是华中局书记兼任新四军政委，陈毅则是代理新四军分会书记。干部们都称赞陈毅的比较多，相处的也比较愉快。

饶漱石知道后，倍感压力。黄桥决战后，陈毅又凭借着军功打开了华中局的局面，这又让饶漱石心惊胆战，时刻担心陈毅会取代自己。

“绝不能坐以待毙，自己奋斗一生的功绩绝不能让给他人。”每每想到这里，不甘心的饶漱石便玩起了权术。

1943年6月，饶漱石找了个深入调查研究的名头，去了离黄花塘不远的大刘鄞农村。将主持整风的担子撂给了陈毅，直率的陈毅被饶漱石放到了火炉上。

8月中旬，陈毅根据计划，召集军直属机关干部们开会。

会上，大家直抒胸臆，将记录写成材料，以便日后研究解决。

几天之后，饶漱石结束了调查，回到了黄花塘，政治部秘书长按例将材料送到饶漱石审阅，可饶漱石却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

从那之后，饶漱石就天天找华中局和新四军重要干部谈话，话里话外使一些干部误认为饶漱石是接到了中央的密令，来调查陈毅。

陈毅后知后觉，说自己那里是“鬼都不上门了，成了无人问津的地方。”

时机成熟，饶漱石在一个深夜找到了陈毅，两人一连争论到拂晓时分，也没有谈出个所以然，紧张的气氛使得住在旁边的秘书都不敢入睡。

10月中旬，新四军内部召开会议，饶漱石在会后给中央去电，希望“物色德才兼备的军事政治人才来帮助我们”。

最后，无奈之下，陈毅不得已返回延安，参加“七大”。

路上爱写诗的陈毅写下了“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来抒发自己压抑、不满的情绪。

作为亲历整个过程的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事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一个人看上去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尽善尽美，那是假的。一个人无法样样都当第一，也不可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宰。”

陈毅元帅在临行前也对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望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日后必有翻船之日。”

在抵达延安，毛主席也开导陈毅，劝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要学会忍耐，凡事多想想自己的缺点，照顾大局。”

1945年8月，这对冤家又一次聚首。

还是在江浙地区，在华中局内，饶漱石是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在华东野战军，陈毅是军区司令，饶漱石是政委。

离开延安，毛主席一再嘱咐陈毅要吸取上次的教训，陈毅也下定决心要同饶漱石处理好关系，改变工作的方式方法。

他曾说：“在那次事件中，不能全怨他，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应该有容人的雅量，不应该抓住别人的小辫子揪住不放，那是小人的见识。饶漱石确实很能办事，也肯吃苦，特别谨慎小心，不像我这个嘴巴，乱嚼一通，胡说八道。”

因而，这次的合作总体上比上次要融洽不少。

不过，饶漱石惯耍权术的秉性仍未收敛，一有机会，就要捡起老本行。

直到1953年，饶漱石的阴谋被彻底揭发，自己也锒铛入狱，死在了1975年。

结语：

世界上最难战胜的敌人就是自己，饶漱石就是沉湎于权术，爱搞一些阴谋诡计，见不得人的东西，才会有如此下场。

他没有想到的是权力是手段，在他的手里，却变成了目的，将自己也异化成权力的奴隶，方至万劫不复。

参考资料

《饶漱石的前半生》 灯下话旧

《陈毅与饶漱石的恩恩怨怨》 张映波

《陈毅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