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任仲夷想在大连办特区，胡耀邦却说：不可能，调你去广东

1977年至1980年，任仲夷出任辽宁省委书记，他在主政辽宁的3年里，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使辽宁大地显示出一派勃勃生机，他的胆识和才气，给中央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0年8月26日，中央宣布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任仲夷敏锐地意识到，特区将成为一个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助力，他认为辽宁也不能落后，于是马上向中央申请，要求在大连建立经济特区。

中央领导经过考虑，没有同意任仲夷的请求。但任仲夷的眼光和胆识却令邓小平赞赏不已，于是邓小平亲自点将，调任仲夷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任仲夷上任前，胡耀邦专门找他谈话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

不久以后，邓小平又找任仲夷谈话，他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任仲夷当即保证说：

中央要求广东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要求我们发挥创造力和闯劲，要求我们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尽最大的努力，以达到中央这些要求。

尽管任仲夷调任广东属于中央对他的重用，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他此行将充满政治风险，一位老战友曾对他说：“仲夷同志，此去广东，你不是立个大功，就是犯个大罪。”因为当时的广东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

任仲夷上任以后，决定首先进行人事调整。此前任仲夷长期在省、市地方第一线工作，深知精兵强将的作用，他认为开发国内前所未有的经济特区，必须要有一批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开荒牛”，才能打开局面。任仲夷和刘田夫、梁灵光等省领导商量后，决定首先对深圳市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他们经过千挑万选，最终决定调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

不料梁湘因为建国后长期在广州工作，并不想离开广州，任仲夷便反复做他的工作，并表示省委将全力支持他在深圳开展工作。最终梁湘选择接受这一重任，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任仲夷的这一次调整是正确的，梁湘确实是个实干家，他对深圳特区前期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拓荒者。

不久以后，任仲夷亲自来到深圳调研，他在深圳大胆地提出了办特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把视野放宽一些，步子迈得更大一些”，“要敢于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打交道，敢于和跨国公司打交道，允许外国金融资本到我们特区来办银行”。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

正是有了任仲夷的支持，1982年1月，深圳出台了特区土地管理法，允许外商参与开发特区土地和缴纳土地使用费，使用特区土地兴办企业。这项法规的出台，在全国引起了震动，不少人说：“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某位领导人甚至还说：“要收复失地，要砍一批人头！”

在这个关键时刻，任仲夷先后3次来到深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深圳市委一班人，他旗帜鲜明地说：“办特区是否有损主权，是不是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地回答：不会！恰恰相反，只有掌握主权才能办特区。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

任仲夷还对梁湘说：“我们要少谈点主义，多谈点实际。”在任仲夷的支持下，梁湘顶住了压力，仅过了短短几年，深圳就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大都市。

随着广东的经济不断得到发展，广东人民的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上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的街头，随处可见男人穿喇叭裤、留长发、戴墨镜，女人则穿高跟鞋、烫波浪头、涂香水。许多外省的高官来广州出差时，见此情景无不捶胸顿足、痛心疾首，认为广东早已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有一次，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来到广州视察，他见此情景，也有些担心地对任仲夷说：“仲夷，还是管一管吧，北京的议论很大啊！”

任仲夷却笑着说：

万里同志啊，我们要管大事，这些生活小事还是随他吧。留胡子，我们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就是大胡子。穿喇叭裤有什么不好？我们老祖先在唐朝就开始穿了。至于迪斯科不就是蹦蹦跳跳扭扭屁股吗？男女并不贴身。我们过去跳交谊舞，可都是男男女女搂在一起的。在延安时，我们党的领袖们不是每个周末都举办交谊舞会吗？

1982年初，广东沿海县市的走私问题多了起来，甚至有不少领导干部为了发财致富，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走私贩私。这年1月，党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动。一些中央高层领导认为广东的问题非常严重，他们认为应该马上调整广东的改革开放政策。

2月上旬，中央专门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有中央领导在会上严肃地指出：“广东已经变了颜色，经济特区就像当年的租界。”还有人说：“广东出了那么多的事，任仲夷为什么见怪不怪？”任仲夷在这次会议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这次会议结束后，任仲夷刚回到广州，就接到了胡耀邦的电话，指示他马上再次回到北京。任仲夷回到北京后，胡耀邦对他说：“你是不是做个检讨？”

任仲夷说：“我们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怎么检讨呀？”

胡耀邦做了一个两手摊开的姿势，然后说：“总之你们要好好想想，写个检讨。我都检讨了啊！”

任仲夷听后大惊，连总书记胡耀邦都作了检讨，足以说明他也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最后任仲夷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写了一份检讨，他在检讨里说：

我们在工作中对如何打开改革开放的局面，如何更好地引进外资、引进项目，考虑得多，而对改革开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得少，一些问题直到出现了才发现、才解决，见事迟。

尽管任仲夷作了检讨，但他心里非常明白：如果广东退1步，全国就退100步！任仲夷在回到广东后不久，组织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他在会上主动承担了对走私犯罪打击力度不够的责任，但他强调广东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并提出了“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

会议结束后，有领导好心地提醒任仲夷说：“仲夷同志，到什么时候了，还讲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最近中央报刊都不讲了。”

任仲夷却笑着说：“反正中央文件的提法没改。只要我们的干部没往自己腰包装钱，而是按省委部署抓改革开放的，即使出些问题，责任也由我来承担。”

这次会议成功地保护了广东省广大干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广东最终没有因为出现走私贩私歪风而错失历史发展机遇。

但遗憾的是，在这年秋天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任仲夷因为非议过多，没能更进一步，迈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任仲夷的不幸却成了广东人民的幸运，在此后的3年里，他继续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助力。1985年9月，71岁的任仲夷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此时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已从1979年的全国第23位跃居全国第一。从1980年到1985年，广东发生的一切，已经将“任仲夷”三个字深深地嵌入中国的改革开放史！

一位曾采访过任仲夷的记者对他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见过任老，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惊异一个政治家和一个官员之间能量的巨大差异。他的力量，出之于平易中而深邃、创新中而切中实际的思想；在于那种眼观全局、鸟瞰式的审时度势的洞察力和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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