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黄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开会见到廖运周后怒火中烧

黄维和廖运周都是我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还曾携手抗击过日军，最重要的是廖运周还是黄维的“心腹爱将”。但因为某件事的发生，导致廖运周和黄维分道扬镳，甚至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1983年，此时已经是全国政协常委的黄维，开会见到廖运周后仍十分生气，他死死盯着对方，眼中仿佛冒出怒火。

廖运周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廖运周为何会从黄维的“爱将”变为他的“仇人”？最终两人关系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黄维伯乐识人，廖运周成为他的“心腹爱将”

廖运周1903年出生在安徽省淮南市廖家湾，他从小天资聪慧，成绩更是名列前茅。从河南中州大学毕业后，廖运周来到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学习，不久后炮科搬去武汉，他也一同前往。在武汉学习期间，廖运周在我党著名兵运专家靖任秋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

1927年7月，廖运周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担任少尉见习排长。8月1日，随着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的爆发，廖运周也加入起义军，并担任25师第75团参谋。

南昌起义结束后，起义军辗转南下来到潮汕地区，廖运周无奈之下只好经上海、南京返回家乡。第二年，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他来到皖北地区筹办学兵团，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3军学兵团的教育副官。不过非常可惜的是由于某些原因，学兵团解散，而廖运周也再次回到家乡，在这里建立党支部，并发动“六六”雇工罢工，参加了正阳关武装起义。

1928年，廖运周担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4军团的参谋处上尉参谋；12月，担任第96师参谋处上尉参谋。当时中央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张兆领导该部秘密党组织，廖运周则是该部秘密成员之一，他们还曾计划了安庆兵变。

后来由于情况不断改变，廖运周一度和我党失去联系，但他仍坚持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寻找党组织。1937年11月，廖运周在山西东阳关见到了他的入党介绍人靖任秋，再次和我党取得联系。此后廖运周身先士卒，曾担任连长、营长等职务，还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立下赫赫战功。

黄维和廖运周的交往是从1938年的武汉战役开始的。当时武汉正值混乱，日军派出重兵将我国军队团团包围，处于包围圈外的日军一部则向东前去支援。当时这股日军直接冲着德安冲去，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薛岳为了保证会战的胜果，不仅全歼日军，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廖运周率领的656团刚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队，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在得知黄维的18军就在驻地附近，廖运周便动了带礼物去拜访黄维的想法。黄维和陈诚一样，对派系关系十分重视，按理说他是不会理会廖运周这样无派系之人的，但廖运周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是属于“黄埔系”的，他这才破例接见。

黄维

令人没想到的是，黄维见过廖运周后越聊越投缘：

第一，廖运周的哥哥廖运泽是黄埔一期生，和黄维是同学；第二，廖运周的确有很强的指挥作战能力，不是腹无墨水之人，再加上廖运周部刚刚在茨芭山袭击了日军辎重队，黄维对他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

见黄维对自己有好感，廖运周十分高兴，毕竟他此次拜访黄维的目的也不单纯。当时国民党军中很少有像18军这样有建制的炮兵部队，因此他想向黄维借几门大炮攻打日军。

廖运周和黄维一番寒暄后，直接进入主题：“黄军长，其实我这次来是有事相求。”黄维笑着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就知道你有事找我，咱们两个聊得这么投缘，你就说吧，看我能否帮上你。”

廖运周一听有戏，连忙说：“这个忙您肯定能帮到我，你也知道日军的火力实在是太强了，但我们部队又没有大炮和他们对打，所以我想借您几门大炮……”

在得知廖运周的来意后，黄维没有生气，而是提了几个关于炮兵科技术的问题。廖运周的回答令黄维十分满意，随即说：“我看廖兄弟你也是有真才实学的，那我就答应你，借给你8门大炮！”

由于拜访黄维的时间太长，这也导致廖运周耽误了出发时间。当他带着大炮回到阵地的时候才发现兄弟部队早已出发，而自己的部队则面对着孤军对战的危险局面，这也令他吓出一身冷汗。为了摆脱这一局面，廖运周连忙率领656团向西撤退。

在行军过程中，廖运周遇到了兄弟部队328旅，他找到旅长辛少亭商量接下来的路线。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廖运周和辛少亭决定在这里停下，和猛追的日军来一场厮杀。黄维借给廖运周的大炮也派上了用场，而他也因此“一炮走红”。

廖运周选择的战场是一个拗口，这里的公路蜿蜒曲折，还拐了两个“S型”弯道，中间则是一座十几米高的小高地。当时国民党军在这里驻扎的有部队，本以为能助廖运周一臂之力，谁曾想他们一听日军即将杀过来，便慌忙逃窜，将这块有利地形弃之不管。

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些国民党官兵逃跑的时候，竟然没有带上高地后面的上万发弹药。幸好廖运周部及时赶到，这才没有将上万发炮弹留给日军，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加强火力，除了原有的8门大炮外，辛少亭还运来4门迫击炮支援廖运周。如此一来，廖运周部的胜算就更大了，一时间士兵们士气高涨，全身心投入到即将开展的战斗中。

夜幕降临，紧追656团不放的日军缓缓进入他们事先埋伏好的伏击圈。紧接着，随着廖运周的一声令下，一颗颗炮弹朝着日军射去。日军的军车一辆接着一辆被炸飞，日军士兵也被炸得血肉模糊，短短的公路也变成他们的坟场。日军气急败坏，当即向四周看去，但非常可惜的是他们看不到我国士兵的身影，只能盲目地射击。

第二天一大早，当廖运周看到伏击战获得成功后，便下令让士兵们撤出战队，随即率部向西追赶主力部队。战役结束后，中国军队以杂牌军的一个普通团迟滞了日军一个完整的师团一天多的时间，还击毁日军20多辆坦克、数十辆汽车。值得一提的是，战役结束后廖运周部没有伤亡一人，但却歼灭了上百名日军。

廖运周名噪一时，黄维也因伯乐识人而被更多人记住他的名字，两人的关系也因为这场战役变得越来越好。没过多久，廖运周就在党组织的指示下投入黄维门下，正式成为他的“心腹将领”。

多次请求起义，多次被拒

抗日战争胜利后，廖运周十分迫切地想要回归党组织的怀抱，部队里不少党员也十分渴望得到组织的关怀。上级领导很能理解廖运周等人的心情和愿望，于是在1946年春，薄一波和靖任秋派徐仁来到河南新乡廖运周110师的驻地，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徐仁一见到廖运周就说：“廖师长，组织让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你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好起义的准备，除此之外还要搞好情报工作。刘邓首长也会指导、帮助你们开展起义工作。”

廖运周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当即说：“好好好，我一会就和同志们说，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紧接着，他派部队里的共产党员廖宜民跟着徐仁去邯郸，向薄一波等领导人汇报工作。

廖宜民去邯郸的时候，还带去一本廖运周亲手抄写的国民党军《1946年工作总结和1947年重点进攻计划》，由中央局转送去延安。根据这一秘密文件，我党发动了强大的政治工事。没过多久，中原军区又派来李俊成、刘扬等人来到110师驻地。廖运周将他们都安排到副官处当副官，这样既不需要蒋介石的委任，活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1946年6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原局敌军工作部派靖任秋和廖运周取得联系，计划在豫北举行起义活动，并成立起义工作组。不过由于蒋介石突然让110师所在的第85军全部前往山东，起义计划不得不被迫中止。

1947年2月，廖运周派人在山东阳谷县和中央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取得联系。邓小平对廖运周说：“廖运周同志，现在我们决定将你们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处。”廖运周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1947年夏，在华东局的批准下，110师成立地下党委，廖运周担任地下党委书记。不久后，中原局任命派到110师策划起义的刘浩为地下党委副书记，李俊成、徐仁等为党委委员。紧接着，廖运周、徐仁等再次提出要在山东举行起义的计划。

陈毅

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根据当时山东的形势，说：“你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将所有精力都放在搞情报上，至于起义这件事，等到合适的时机再举行。现在搞情报工作的贡献，要比起义的贡献还要大。”

1947年秋，110师地下党组织的关系又被转移到中原军区。廖运周等人第三次提出要起义，但中原军区仍没有同意，他们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时机一旦成熟，我们就同意你们起义。”于是廖运周只好将工作重心放在积极准备起义的工作上。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得到解放，从这以后敌我双方的形势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国民党军队天天失败，不少师、旅都被我军用“挖心战术”给拉跑了，而廖运周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要回归祖国的怀抱，真真正正的和国民党大干一场，于是便派李俊成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想法。

不久后，李俊成带回来邓小平的指示：

“你们打入敌人内部并站稳脚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现在回归党组织，那么之前所做的一切岂不是前功尽弃了？你们如今的工作就犹如给党中央安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你们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党中央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你们回来，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起义要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不仅仅考虑人和枪的问题，还要考虑整个战局。还请同志们继续发展壮大进步力量，积极准备，耐心等待……”

邓小平

廖运周虽然遗憾不能尽快回归党组织的怀抱，当邓小平的话却令大家瞬间茅塞顿开，纷纷表示：

“我们听邓政委的！”
“对对对，我们听邓政委的，要继续坚持下来，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万不能前功尽弃啊！”

做地下工作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国民党内部做这些工作就更加困难了，把部队管得太严了，那些老兵和旧军官就会不服气，特务也会怀疑你是共产党；如果管的松吧，一路上烧杀抢夺、欺压百姓的行为又会让他们看不下去。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

廖运周教育大家要多动动脑子，随即应变，注意火候，掌握分寸：部队在行军的过程中，借了老百姓的东西都要还回去；拿了老百姓的粮食也要暗暗记下来，等将来由人民政府归还；为了不引起特务的怀疑，他们对穷苦人家也危险，但却秉行“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方针；对地主和土豪劣绅则要毫不留情地掠夺……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向来都不信任非嫡系部队，因此会通过各种手段派特务到各个部队，名为整纪，实则是暗中调查，看看这些部队中有没有共产党。不过当特务们来廖运周部调查的时候，却没有一丁点的发现，特务们还向上级汇报说：“这是一支效忠蒋介石、效忠国民党的部队。”

党组织虽然告诉廖运周现在不是最佳的起义时机，但他还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为党组织多做贡献。每当他们给解放军提供重要情报的时候，就避免我军多遭受一次损伤。有一次，廖运周将敌人准备偷袭的情报及时传给党组织，不仅令敌人的计划完全落空，还避免我军损失优秀干部和战士。

时隔多年再见廖运周，黄维怒火中烧

淮海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决定让85军增援徐州的第2兵团。第二野战军的领导和地下师党委经过商量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个起义的大好时机，于是便决定秘密实施起义计划。

当时解放军在浍河岸埋伏了一个口袋阵，就等国民党85军以及黄维兵团上钩了。如果廖运周部在这个时候选择起义的话，那么将令85军和黄维兵团陷入被动状态，很可能导致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全军失败。因此，廖运周部的起义是刻不容缓的。

这天晚上，廖运周来到兵团长黄维处，当面向他请示作战任务。此时的黄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看好的“爱将”竟然会是共产党员，而是还是一位隐藏很深、将他这个兵团长都给送进俘虏营的共产党员。

黄维对廖运周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他认为对方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和其他国民党是不一样的。在危险之时，廖运周不会慌忙逃窜，也不会退缩不敢上前，凡是接到命令，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并顺利完成任务。

因此，当黄维对廖运周说：“我计划突围，现在正在发愁该让谁来当这个先锋军。”廖运周连忙说：“既然您如此发愁的话，不如让我们11师来当这个先锋军，为党国立功！”

还没等黄维说话，廖运周又说：“这次突围非同小可，如果长官相信我的话，我们110师的官兵定能完成任务，还请您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我们110师！”

大难当头，黄维听到廖运周的这番话后十分感动，一时间不由得感慨道：“不愧是我看好的将领啊，就是如此有气魄！”黄维高兴地说：“不愧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同学，你要什么武器装备，只要提出来，我都满足你！”

廖运周临走前，黄维还对他说：“一定要当机立断，有机会就前进，切记不要犹豫。”

离开黄维的兵团部后，廖运周当即将这一情报汇报给党组织，随后得到他期盼已久的命令：“110师在黄维全军突围的当天晚上起义，在拂晓前准时行动！”

为了防止事情出现转机，廖运周在出发前两个小时再次来到黄维处。黄维再次见到廖运周的时候有些伤心，因为他知道廖运周此去必定“凶多吉少”。黄维为了替廖运周送行，还特意拿出一瓶自己珍藏多年的白兰地酒，他说：“老同学，这瓶酒我珍藏了许久，这么多年都没舍得喝，现在我敬你一杯，祝你马到成功！”

紧接着，黄维还向在场的其他黄埔军校的同学一一敬酒。在场的人似乎感觉到这是最后的告别，有些人眼中还闪烁着泪花……廖运周的心情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他此时只有激动，但他还是强行控制住内心的激动，面上做出严肃的神情。

廖运周向黄维回敬一杯，只见他双脚并立，然后朝着黄维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随后转身离去，再也没回头。对廖运周来说，这是他打入国民党内部后，最后一次和上司的交往。离别之后，他再也不是那个为蒋介石卖命的少将廖运周，而是那个共产党员廖运周。

1948年11月27日早上，廖运周领导的110师宣布起义。起义前，廖运周和前线人民解放军通报了新号，起义部队的战士们以臂上扎白毛巾为标志，在指定地点集结。

起义部队集结后，廖运周连忙下令：“关掉全师所有的话报机，一律上交给师部。”与此同时师部的无线电台也停止使用，这一系列操作都意味着廖运周本人和110师彻底切断了和国民党的一切联系，也标志着他们成功脱离蒋介石，走向人民军队的行列。

包围国民党部队的解放军纵队司令王近山和廖运周是老相识，两人同为党的事业奋斗，但所奋斗的方向和岗位却完全不同，因此也不止一次成为对手。如今时隔多年，“老对手”终于走到一起，他们两个见面后十分激动，互相握手、拥抱。

除此之外，王近山还和杜义德在阵地上宴请了廖运周，这也让他真正感受到回家才有的亲切、温馨和喜悦。不久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纷纷发来贺电，对廖运周的起义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

王近山

这边廖运周正在和解放军会合，王近山、杜义德请廖运周的全师领导吃饭；而另一边，黄维仍在等待廖运周凯旋归来的消息。正是因为如此，当黄维得知廖运周起义的消息后，一时间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反应过来。

110师起义后，被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14军42师，廖运周继续担任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学校校长，不久后成为我国第一批少将。

有关部门在授衔的时候，将廖运周当做是国民党起义人员，发给他数量可观的奖金。从组织来说，这是必要的制度；但对长期战斗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廖运周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因为廖运周不是国民党起义人员，而是真真正正的共产党员，而是资历很老的共产党员，他并不想要这笔奖金……
黄维自从被我军俘虏后，便一直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直到1975年12月才获得特赦，随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担任文史委员。

1983年，黄维参加了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值得一提的是，在会议期间，他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廖运周。看到这位昔日的“爱将”，自己的“小学弟”后，黄维十分生气，他死死盯住对方，眼中似乎已经冒出火了。

黄维万万没想到自己如此信任廖运周，然而对方却是共产党员，这让他感到十分难堪，随后扭头就走，装作不认识他。没想到廖运周却拉住了黄维，还和他唠起家常来。在一番聊天后，黄维也知道他们是各为其主，不能怨他，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句：“真没想到共产党内卧虎藏龙，我十分器重的你竟然也是共产党员……”

昔日的恩恩怨怨，也在这真诚的交谈中化作消逝的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