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技术类」必学名词：本体论/物质性/可供性/可见性/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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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物质性

传播的物质性源于斯迈兹的“盲点之争”、列斐伏尔的“空间研究”以及麦克卢汉开始的媒介理论，它与功能主义的重文本、轻媒介的非物质性相对立，泛指一切涉及“物”与“物质”的媒介构成、媒介要素、媒介过程和媒介实践，而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物性也由此重新显现。

物质性的语境并不那么关注媒介作为“前景/图形”（figure）的讯息和意义的发布者角色，而试图将其视为更具基础性作用的影响现实生活与生存的“背景”（ground），强调构成媒介的物质、技术如何限定传播实践和场景，又如何搅动其他社会场域和关系的结构性要素。

当前传播的物质性研究在吸取了海德格尔的物向本体论和吉布森可供性理论后，主要关注媒介物的技术特质在既定的“社会情境”中对传播实践做出改变并对其实践结果造成“影响”；强调“媒介研究”与“传播研究”的分离，体现了一种“非媒介中心的”、关注“传播-影响”的研究路径；同时，在经验案例中着重考察某类媒介物对社会行动的“限制”与“示能”。

“物”的入场意味着传播学研究视角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重新调整——转向关注“物”的本质和人在物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物”如何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过程中。这种视角的转换打开了关于媒介的想象力，从伊尼斯的“粘土、莎草纸”到彼得斯的“烟火、海洋、天空、历法”再到许煜的“数码物”，媒介的触角不断伸向内容文本之外的自然物、技术物，逐渐成为一个极具张力的包容性概念。

如果说媒介环境学构成了媒介与物质性研究的起点，那么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德国媒介思想则是对这场讨论的推进与深化。基特勒认为媒介就是一种文化技术，让人得以选择、存储、生产数据和信号，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等技术媒介摧毁了人的感知过程，几乎全然否定了内容对于媒介研究的意义。但是，倘若媒介物质性研究只看到物质而完全无视内容本身，恐怕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同样遮蔽媒介的真正意涵。物质和内容往往是媒介的一体两面，二者紧密交缠在一起，忽略任意一方都将陷入孤岛思维。二元对立必须走向二元融合，媒介理论才能在传播学中具有更强大的说服力。

媒介本体论

媒介本体论是将媒介理论开展成媒介哲学的理论基础，将媒介物视为人之存有的研究基点的理论，它强调媒介作为一种行动者的隐喻。从海德格尔到拉图尔，媒介本体论反对以主体为天然的中心和起点，而是以媒介为起点，强调媒介的联结性和生成性，建构了存在着的社会现实。

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用“爱彼米修斯的过失”这一隐喻来阐明媒介之于人的重要性：爱彼米修斯没有将任何一项天赋赋予人类，普罗米修斯只好偷火种撒向人间。从此，技术成为人的本质特征：人是依据代具的存在且不具备任何特长。因此，关注技术的本体是人类认识传播与媒介的关键环节。

媒介本体论不仅在传播学术理论发展方面树立了新的方向，借用媒介本体论的思想，也可以为现阶段新闻业的转型与改革提供前进思路。由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兴起，大众传播业的物质性基础已经被消解，因此基于大众传播技术体系的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无法维护专业新闻业的边界。从媒介本体论的角度看，媒介的断裂式发展所蕴含的技术逻辑和技术的行动力正在重构新闻业和新闻从业者的行动准则。

社交媒体以公众汇集的流量漩涡重组了预先给予传统新闻网络的社会形态，以数字化的传播形式消解了专业新闻行动者赖以生存的物质网络，以日常生活的知识形态淹没了新闻专业主义严肃和理性的新闻生产。新型行动者网络打破传统的传受二元对立，赋予公众传受共同体的身份。一方面，在社交媒体对公众的转译中，招募了更多的行动者进入；另一方面，多元的日常生活取代单一的公共利益成为社交媒体行动者网络的知识类型，也成为媒介化社会主导的文化形态。

媒介可供性

可供性的概念来自美国心理学家吉布森，指人在特定场所行动的可能性，存在于人与环境之间经由人的感知所形成的特定关系，是主体对效用的主观感知和技术的客观品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现多被应用于探讨信息技术对具有特定感知和技能的行动者而言所具备的行动之可能。

根据吉布森的定义，可供性拥有两个基本属性：1. 客观物质属性，可供性是一种独立于主体感知和经验的行动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不会随着主体需求的变化而改变；2. 关系属性，吉布森认为主体对环境的理解，是由环境的客观条件和环境提供的促成行动的可能性共同决定的。因此，虽然可供性是客观的，但主体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感知或关注某些特殊的可供性。

当下新媒体的可供性可以分为三部分：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与移动可供性。相对而言，在三种可供性上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也就具有更加开放、更具解放性的力量。

在媒介物本体论研究的语境中，可供性不是一个认识论层面的概念，它是一个存在论层面的概念。可供性并不是一种既有属性，而是由于媒介的联结，在两个及以上本无关联的元素中所生成的一种存在方式，具有生成性。正如索尼娅·利文斯通所宣告的那样，“所有事物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社交需要微信，出行需要导航，购物需要网购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物将不同的元素组合到一起，并且将其他的元素转化为媒介。媒介只能是在连接其他元素，并让其他元素互为介质的时候，才成其为媒介，而媒介的生成，就是其可供性的实现或呈现。

媒介可见性

可见性（visibility）是媒介可供性讨论过程中的伴生性词汇，目前对可见性还没有统一的规范定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我国传播学领域对可见性的讨论大致有三个取向：1. 媒体的议程设置（能见度/关注度），即可见性的量化，如平台用户的点赞、转发、阅读等行为；2. 从公共性的视角审视可见性，建立在阿伦特“自由言说”和戈夫曼“自我呈现”的基础上，以自身为核心进行内容生产，实现自我赋权；3. 对可见性进行社会权力分析，认为互联网通过可见性这一生产性资源形成了新型的控制。胡翼青教授认为，在目前的讨论中，更具有理论价值的视角是基于福柯话语理论的权力批判路径。

福柯从精神病学和医学领域切入，认为先有了医学的凝视，赋予疾病以可见性，才有了疾病的概念。在科学的介入下，人们“看”世界的角度趋向于统一，真理的呈现消解了真理，世界的表象取代了世界本身。科学技术将不可见的事物转换成可认识的知识，建立了认知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就是权力，可见性知识代表了话语权。

在媒介本体论的视野中，主体和客体不是先在的，而是在中介的建构中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形成的。在本体论的视野中，可供性作为媒介的第一定律，是由于媒介的联结，在本无关联的元素中形成的一种存在方式。而可见性是可供性最终的呈现方式。

从媒介内部来审视其自身的可见性就会发现，媒介的呈现意味着它用高度明晰的可视性掩盖了它组织和建构世界的本质，因此媒介的可见性恰恰意味着遮蔽和不可见性。

可见性所能呈现的只是媒介能够呈现和获准呈现的向面，而这种呈现必然导致其他向面的遮蔽：媒介内容可见时，媒介的形式或媒介本身就被透明化了。媒介巧妙地转换了不可见性，使其呈现为某个可见的向面，让纷乱驳杂的世界经由可见性取向于清晰统一，从而确立了自身为认知和感知秩序安排者的合法性地位。

媒介透明性

自媒介诞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存在着对技术透明性的执着追求：媒介越是透明，技术发展越是隐形化，就越能够实现使用者的工具性诉求。正如克莱默尔所言，媒介使得感知成为可能的一个前提条件便是其自身物质性的透明。

人们对媒介透明性的理解经历了三个阶段：质料透明性、知觉透明性和媒介透明性。媒介首先要获得质料上的透明，让人得以获得超越生物感知之外的观察和体验，而媒介技术在其中介过程中隐匿；其次达到知觉上的透明，不仅获得了微观知觉的提升，同时进入了一个由技术所中介的文化和诠释的宏观感知之中；最后，媒介透明性意味着它在整个“历史-事件”转换的过程中变得难以察觉。它使诸种异质的事物聚集，并且促成了全新世界观的出现。三种透明性并非相互并置而是依次递进，只有在第三个维度上才能够真正理解媒介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胡翼青,马新瑶.作为媒介性的可供性：基于媒介本体论的考察[J].新闻记者,2022(01):66-76.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2.01.005.

[2]胡翼青,王沐之.作为媒介性的可见性：对可见性问题的本体论探讨[J].新闻记者,2022(04):8-19.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2.04.004.

[3]胡翼青,郭静.专业新闻媒体的边界悖论：基于媒介本体论的视角[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9(04):85-93.DOI:10.16783/j.cnki.nwnus.2022.04.009.

[4][1]胡翼青,姚文苑.重新理解媒介：论界面、内容、物质的三位一体[J].新闻与写作,2022(08):5-16.

[5]戴宇辰.作为历史认识论转换枢纽的媒介——伽利略的望远镜与媒介“透明性”[J].新闻与写作,2022(08):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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