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 |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书写

任何国家的教育若想走在世界前列，离不开强有力的教育知识引领。所谓教育学知识体系，是指由教育系列概念、话语、理论和方法等多样化板块知识，依据某种逻辑而紧密衔接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而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要前提下，依据时代条件，在中国教育实践的持续探索中形成的、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教育多样化板块知识衔接构成的理论系统。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一项重大课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对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强调不断使教育“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如何提炼具有自主性和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形成“三大体系”自身特色和优势创新，推动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当今教育学界亟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新时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目标聚焦于建设教育强国，全面提升国民素养，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如何在教育理论层面上总结“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坚持中国自主的知识论。

以中国为中心的贡献知识论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一直遵循以西方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取向。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学知识和方法主要是从西方引进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传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教育学界开始反思这种知识体系构建的取向，并尝试探索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学知识体系构建方法。进入新时代，我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要转向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之取向。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要求我们不能再在移植和套用西方教育学知识体系上着力，而应转向构建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的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在这一新的关系转向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凸显“中国经验”背后的理论提升和总结，而“中国方案”则是基于中国文化情境与中国经验作出的新阐释，这一新阐释能够为世界贡献中国教育智慧和中国教育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以往研究运用的分析框架多来自西方教育理论，我国对国际教育领域知识体系贡献过低。新时代，我们不能沿袭以西方为中心的旧路，而应走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贡献知识论新路。

以中国为中心的实践知识论

教育实践是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和来源，任何教育学知识体系都建立在自身教育实践基础之上。在过去，我国教育学知识的生成主要依赖于西方参照和其他学科的移植，这种知识观导致我国原创的、具有本土特色、立足本土实践的教育学知识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相反，借用西方教育学来解释本土教育现象和教育实践的现象却十分普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具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具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对于推动教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需要深入探讨教育学研究者的实践使命，挖掘其背后的学理性和规律性，为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反思百年来我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历程，虽然我们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过自我检视和自我改进，但总体来看，仍然没有跳出西方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框架，结果导致我国教育实践中仍然广泛存在着西方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印记。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国情的特殊性，西方教育学知识体系在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确实对我国教育学知识体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进步。然而，这种以译介为取向的过程自然也延缓了我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领域的发展为教育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促使我们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个新的使命，即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增强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影响力，促进对教育实践发展的引领，以及对教育实践中的中国经验、中国知识和中国故事进行新的书写。

以中国为中心的原创知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经验是人们通过直接接触客观事物，由感觉器官获得的对客观事物现象和外部联系的一种基本认识。经验的形成离不开实践场域，经验只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才能推动实践发展，由经验转化而产生的原创性知识也更具影响力。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书写，需要改变过去简单经验性层面的知识形态取向，更多地在原创性层面知识形态上着力。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学知识体系演变样态，可以发现在中国教育实践层面展示的事实性总结性知识显见。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有意识地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原创性提炼，导致在教育学知识体系的生成原创性层面存在不足，在总结和提升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原理性知识形态时，过多地依赖于“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他者理论知识，尽管其在知识量上较为丰富，但在知识质的方面却存在不足。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并不意味着中国教育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同样显著。我们是否在真正意义上创造了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新知识？这一点显然存在遗憾。虽然我国在教育实践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教育学原创知识的产出仍处于世界教育学知识生产体系的边缘。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基于中国教育实践，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原创性知识。

以中国为中心的自主知识论

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学界对于向西方学习已经达成了共识，分歧主要在于向哪个国家学习以及学习哪些内容，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和研究者外语水平的提升，我国教育学发展迎来高潮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一些学者仍习惯于掌握或知晓西方新的知识概念和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实践中进行“移植”应用，因而导致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知识体系难以建立。正如学者郑永年所指出的，“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新时代，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拥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教育学之路的信心，探寻能说明与解释中国教育的自主知识，努力发展与构建中国自主的教育学知识体系，而不是延续演绎西方教育学知识的概念和理论。在重构知识书写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增强对中国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本土教育学知识的使用，构建“基于自己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加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自主性与创新性的必然体现。

重构知识书写，铸造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当前中国教育学在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难题，也是树立教育自信、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迫切需要。这既是一个立足于新时代环境和知识更新，努力探寻新规律、创造新知识、建构中国教育学新知识体系的过程，也是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走向世界、教育特殊性知识转向教育普遍性知识的过程。在过去，这一过程是在西方教育学知识体系的主导和推动下被动书写的。进入新时代，推进中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发展愿景和时代命题，形成了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及重构的根本动力和知识源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教育学知识书写，应由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知识体系主动推进实现，这是中国“理论自信”与“教育自信”的最好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只有重构知识书写，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赋能中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彰显中国特色教育学在全球的影响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70年课程与教学论的知识书写研究”（19FJKB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