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等三人报假案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

众所周知，110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拨打的，因为这不仅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还会造成极大的社会治安问题。而报假警能否成立，则取决于报假警的主观故意因素。

今天我们所说的三个嫌犯，分别是以李某为首的三个人，他们公开向警察报假案，这三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呢?

一、捏造案件报假警，或诬告陷害罪

2017年2月21日，26岁的杨某从39岁的李某处贷款28.8万元购买了一辆汽车，双方协议在未归还车辆之前，车辆一直被李某所占有使用。之后杨某在李不注意的情况下，将车辆开走并卖掉。李某报警，但该案已被警方受理。之后，李某通过杜某的引荐，认识了一名辅警刘某(男，38岁)，刘某说可以用技术方法找出杨某。

刘某建议李某向警方报案，让警方在网上追捕杨某。经过商量，李某找到了25岁的工某，让其帮自己报假警，并承诺给他一些好处。刘某等人随后虚构了杨某骗取丁某36000元后逃匿的事实，丁某于是报警，警方对杨某进行了立案调查，并进行了网上追捕。同年五月四日，杨某被抓获，其对骗取李某和他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对骗取丁某一事却矢口否认。

为了避免暴露，刘某和李某让丁某在杜某的授意下，向警方撒谎，说自己是在警察部门报案的。警方以诬陷罪名逮捕了丁某，并对杜某进行了调查。事后，刘某和李某在警方的逼迫下，主动自首。期间，刘某又以种种借口骗取了李某12000元。最后，法院判决杨某因诈骗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并要求其赔偿李某288万元的经济损失。

2017年8月，因李某和丁某被移送审查起诉，刘某被指控犯有欺诈罪。后经公诉机关批准，撤销了对李某和丁某的控告。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判决，被告人刘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个月。

二、犯罪行为未对客体造成危害，最终是否构成犯罪？

本案中，杨某确因自身实施的诈骗行为被定罪处罚，那么李某等人的行为就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也就没有侵犯犯罪客体？

首先诬告陷害罪不被定性为结果犯，其构成要件并不包括危害结果。从《刑法》第 243 条的规定来看，诬告陷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作为受害者的李某，在受到杨某侵害后，请求公安机关对杨某进行刑事处罚，是合情合理、正当的。从对被害人的控诉权的保护来看，由于被害人对行为人存在着很强的敌意，他们在控诉时可能会出现对事实的夸张，因此，为了避免对被害人的控诉权的过多的限制，我们可以给予适当的宽大处理。

对于事出有因的举报，因为违法犯罪的事实是有依据的，所以，原告人对不明确的事实所作的夸张的说法，可以被认为是其所想要表达的观点，而不能被直接认定为捏造。但是，在这起案件中，李某和其他人的举报，并没有以前案为依据，而是故意伪造了“杨某骗走了丁某”这一不存在的事实来举报，这是一种诬蔑。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被害人只能通过法律程序维护权益，李某报案的行为不属于自我救助。虽然在李某第一次报警时，警方并没有对其进行处理，但这并不代表就没有其他的补救办法。

他有权向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和起诉，但仍受刘某的唆使，试图利用报假案获取公权，达到自己的不法目的。李某和他的同伙共同举报假案，其违法行为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有人认为丁某所作的“报假案系受杜某指使”行为不属于诬告陷害的说法，并不存在客观性。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可见，基于发现案件实体真实的需要，我国并未确立“不必自我归罪原则”和沉默权规则，而是课予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

本案中，丁某以“不实”罪名被逮捕，在罪名“不实”的基础上，他有权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坦白和辩护，但必须以“不实”为客观条件。但其在“杜某授意下报案”的假象却是故意为之，目的是为了误导警方对杜某进行追捕，从而为刘某和李某提供逃脱追捕的机会。已不再是单纯的虚假陈述，而是一种有预谋的非法的虚假陈述。

李某等人的行为能否导致杨某被误负刑事责任，仅仅是量刑情节而已。其次，关于不实控告罪的对象，有“人格权说”、“法治化说”、“二元说”、“个人和国家二元优先说”、以及“保护目的选择说”之争。通常认为，诬告陷害罪的犯罪对象是公民的人格权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日常工作，其保护对象以个人利益为主，而国家司法利益则处于次要地位。提高了防盗窃类犯罪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预防措施的落实，从而降低了犯罪分子盗窃电动自行车犯罪的机会，实现了预防盗窃电动自行车犯罪的目的。

李某，刘某，丁某三人是事先串通好的共犯，属于共同犯罪。他们在客观上先后编造了杨某，杜某的不实罪行，然后又主动到警方报案，都致使警方对二人进行了追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其意图在于使杨某和杜某受到刑事处罚。三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诬告陷害罪。

三、针对该案犯罪行为，有关部门应如何防范制止？

从这起个案中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加强公、检、法、司、民三方的紧密配合，强化监管，提高防范意识，充分利用“实名制”登记制度，对于来路不明，无法合理说明来历的电动车，要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加强充电设施，保证充电设备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