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办报

文/顾冷观(遗作) 顾晓悦(整理)

旧上海办报，历史悠久。最早的华文日报是《上海新报》，字林洋行出版，主笔始终为传教士，创刊于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比《申报》早了十来年。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初，它一枝独秀，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份中文报纸。

最早用通俗白话文字编写的是《民报》，属商业性报纸，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三月五日由申报发行，是其通俗性的增刊。

最早的华文晚报是《夜报》，乃《字林沪报》之夕刊，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起出版。

第一架轮转印报机是新闻报馆采用的，时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

上海有套色印的报纸，要推《时报》为第一。它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已经采用了。

墨海书馆，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创立的最早的印刷出版机构。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底，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来上海，将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印刷机构迁移至上海，在老北门附近大境杰阁(现南市大境路一带)开设上海最早用铅字印刷的西式书局。

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取名“墨海书馆”。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伦敦会派伟烈亚力来上海主持书馆。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迁英租界麦家圈(今山东路)一带。其印刷设备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采用西法铅铸活字。除出版传教用书外，出版介绍西方科学的著作，聘请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来华传教士共同翻译西学新书几十种，如咸丰三年(一八五三)，艾约瑟与王韬合译《格致西学提纲》，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后九卷；张福禧与艾约瑟合译《光论》；裨治文与管嗣复合译《美利哥地志》，又与合信共译《西医略论》。

当初，由于还没有发明和安装电力，现今摘录一段该馆以牛为动力来印刷的故事，以飨读者。

麦都思本在伦敦搞印刷，一八四三年来中国传教，深感若能在文化上沟通一条便利的先河，宣传方面更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就着手创建墨海书馆。该馆坐落在江海北关附近的麦家圈(今日福州路和广东路之间的山东中路西侧)的伦敦会总部，拥有一台铁制的印书车床，乃上海最早的铅印鼻祖。它长一丈多，宽约三尺，由二名工人管理。工作时用一条牛来拖动车床的旋转主轴，以带动其相应的从动齿轮二个，方可印刷。其书版或为活字，或为泥胎浇成之铅版，墨汁膠棍，大致与今相同。

中国的印刷术虽然发明很早，但用机器印刷却晚了千余年，而以墨海书馆为第一。以牛为动力乃当年匪夷所思的奇事趣闻，文人骚客均咄咄称怪。记得某名士咏杂诗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这首杂詠便是指的墨海书馆铅印而言。

后“墨海”停闭，便有美教士江君，创设一个美华书馆于南门外。陆续设立的还有洋商的别发书店，在南京路，专门供应西文书籍和杂志。另外华商的著易堂，集成图书局等也纷纷成立开业。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上海建成了第一家由英商投资的发电厂，开始供电，开创了上海用电的历史。从此印刷机的机轴旋转，不再用牛而用引擎马达代之。现在沪上的印刷事业，日新月异，无论人物花卉，印来栩栩如生，较“墨海”用牛力来印刷的产品，真有天地之别呢！

上海办报者，自清朝起就不乏达官贵人。从一八七六年起就有三位上海道台办过报，第一位是冯焌光。一八七六年，他用道库经费，办一张《新报》，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始出版。此时上海的报纸，除此之外，只有《申报》。至于《新闻报》，还没有创办呢！《新报》为中英文合刊，冯焌光欲以《新报》为宣传工具，影响在沪外国人的舆论。

其原因是道光末年(一八五〇年)之后，上海道兼任地方外交官，所以有中英文合刊的动机。国人叫它“官场新报”，而外侨则曰之“道台的嘴巴”(The Taotai's Organ)。过了一年光景，这张报的英文版便取消，不久道台换任，此报也就停刊了。

第二位道台是蔡钧，他的办报是在卸任之后。一九〇五年他开办了一爿报馆，名南方报馆，出版中英合刊的《南方报》。其目的为“遇事辩论、以通外邮”，颇具国际性。因蔡氏任上海道以后、又任日本出使大臣，他当然明白创办外国文报纸于外交上的效用了。不过其收获不大，并且亏本巨大，到一九〇八年二月一日《南方日报》就收息了。

第三位道台便要说到蔡乃煌了。他并非志在办报，而是收买报纸。是故，上海舆论，为之一网打尽。从他起，以后官僚购报之风大盛，即使不是全部购买，也津贴一部分。蔡乃煌一九〇八年到任，便盘下了一张著名报纸，名《中外日报》。他差了亲信到报馆里去监视一切，于是馆中的编辑先生们不得不纷纷辞职，这样，这张《中外日报》弄不到几年，便关门大吉了。

要在旧上海办报，第一要有设备经费，第二要有人才。综而观之，上海得天独厚，不但印刷设备好，人才济济，而且经费问题也相对容易解决，上海看报者极多不无帮衬，难怪乎为全国办报的集中地，市面上大大小小报纸不知其数。其中《申报》和《新闻报》，都属上海的大报，每天出版厚厚的一叠，起码有五六张，逢节日还另有特刊奉送。

上海的《申报》原先全称《申江新报》，于一八七二年(清朝同治十一年)由创办英商 Ernest Major创办，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同治举人、浙江余杭人杨乃武是《申报》最早的编辑之一，直至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骤发。案发后，杨乃武被诬与葛毕氏(小白菜)谋杀毕氏之夫葛品莲(葛小大)，被打成瘸子，最后被屈打成招，乃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解放前后几十年间，“小白菜”案被编成多种地方戏剧本，到处演唱。

嗣后周瘦鹃担任《申报》的编辑，撰写过大量的言情小说、散文、游记和诗词，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我所编的《小说月报》期刊之主要撰稿者之一。周瘦鹃多才多艺，兼小说家和翻译家于一身，而且还是个园艺家，后受“四人帮”迫害，被逼投井自杀。惨也！

《新闻报》创刊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新闻界前辈严独鹤曾主持其副刊达三十余年。《新闻报》发行量曾居全国前列，报纸销路旺盛，但在物价腾空而涨的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一九三七一一九四五)，一般说来，报刊发行收入仅可对付油墨和纸张，要求生存则需另辟财路，为广告商刊登广告即是一例。当时上海社会，商业经营方式与现时不同，彼此之间竞争激烈，借广告宣传以推销其商品是一种重要手段。因此那时的出版商与广告商，有分不开的关系。似乎可以认为报刊杂志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了传播商业广告的工具。

《新闻报》为当时日报中行销广告篇幅多的一家。由于广告多，日报挤不下，为尽快地吸收广告，增加其收益，乃办《新闻夜报》，由严独鹤兼编。一九三九年一月，我所编的《上海生活》杂志，由于所载均为市民生活，日常喜好，被《新闻报》看中，随《新闻夜报》附送，严独鹤就为《上海生活》顶了一个顾问的名义，而《新闻夜报》则聘请我负责编辑《新闻夜报·烟景周刊》。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新闻夜报》被迫停刊《上海生活》也同时停刊。严独鹤可谓编报之中的翘楚，为人和气，交接广泛，解放后约在八十岁乘鹤归去。

上海办报者中更有不少政客，出了一张报纸，为政界作些宣传便可领取津贴，为此，上海也是政客们办报的好地方。当然有后台者，经费自然不成问题。譬如前身是上海《时事报》和《舆论日报》，后改为《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产权转让给孔氏财团，其后台即孔祥熙，时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四大家族之一，兼银行家及富商。

该报曾卷入过上海一件重大新闻。一九四六年，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大舞台前，发生了一起兵痞与流氓集团的武装冲突。起因是这样的：一队兵痞经过大舞台时，忽然想起要在那儿看白戏。大舞台是大流氓黄金荣的势力。大舞台管事的，当然不把那些兵痞放在眼里。初时彼此还留些余地，没有动武。后来因为争座位，双方互不相让，就大打出手。

我的同学毛羽是《时事新报》的编辑之一，事后告诉我，该报社闻讯后，遂派记者赶到现场采访，翌日便登载了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看白戏者的不满，于是事情就闹大了。兵方勃然大怒，要求报社交出写稿者；《时事新报》推托稿件由民间所投，无法交人，但兵方坚持要惩罚投稿者，不肯退让，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孔祥熙之子小孔(孔令侃)出面干预。无奈小孔能力有限，摆不平兵方，未能收效。当时上海的记者和部分文艺工作者，包括夏衍公等都出面斡旋，但都于事无补。最后，《时事新报》得助于宋美龄，军方才不了了之，遂偃旗息鼓。这是上海当时的一件重大新闻。

再谈谈上海的小报。它们起始于读者耳熟能详的小说家李伯元，其名著《官场现形记》家喻户晓也。一八九七年李伯元创刊第一份消闲性文艺小报《游戏报》，之后上海的小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深受市民欢迎，亦为洋行职员之消闲品，一二张小报足可消磨一日。小报的文字着重于通俗、轻松，讲究趣味，更要迎合一般读者的心理。其实小报的文章很难写，过于俗气，无人要看；而过于高深又不能普及。小报的编辑更难当，上至拉广告生意，联系印刷、发行，下至拉稿都要亲力亲为。他们经常要自编自写，并且需自负盈亏，一旦经营不当就会倒闭，丢了饭碗。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编辑，虽没有编过小报，却深知小报编辑的辛苦。解放以后，小报萎缩，大都数编辑和作者都进入了新民晚报，有的进入了文艺界，如陈灵犀、平襟亚都进入了上海评弹团。还有的进入了教育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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