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月3刷，印量超2万册，一本冷门学术书“拉扯”的出版过程

文/王佳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本文约4300字，预计8.6分钟阅读完毕

商务君按：上市不到1个月，印刷3次，累计印量超2万册，一本“冷门”的法律史题材图书为何能畅销？

2022年，在我正式启动《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中文简体版，下同）一书的出版流程时，距离策划人刘隆进老师开始和“各方”拉扯，已过去2年，其间这本书的“预告”，我在他的朋友圈看到了不下5次。

同为法律史题材的《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和它在同一时段被纳入出版计划，但前者已于2021年顺利面市。

《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英文版（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后的2年，西方学术界关于该书的书评就超过20篇，其大多刊登在所在领域的顶尖学术期刊（《美国历史评论》《亚洲研究杂志》等）。彭慕兰、高彦颐、白德瑞等都为之撰文。20年来，关于这本书的讨论并没有停止，而是在大洋彼岸的中文世界获取了新的活力。

但很多学者都是只听其名，未见其书。2022年底，一切前期工作尘埃落定后，我们在豆瓣小心地创建了中文简体版条目。一时间，许多关心本书的朋友来问，我们总算有底气回答：快出来了，一定。

《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作者：[美]苏成捷/著，谢美裕、尤陈俊/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一部“很正经”的学术著作

“性”这个字会不会敏感？

拿到书稿时，“扎眼”的“性”字让我一下子想到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

这位功力深厚的汉学家，有着学者的精确，以及诗人的直觉。在荷兰驻东京大使馆任参赞时，他偶然在一家古董店发现了一套中国明代的版画集，由此萌生了就中国古代性话题写作的念头，但正如他坦言，似乎以往的汉学研究都避开了这一话题，他“不论是从正经八百的中文史料，还是从西方有关中国的论著中都找不到像样的记录”。

尽管这部著作最终得以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且成为经典之作，但市面上流传更广的，则是他以小说笔法写就的“大唐狄公案”系列。

而《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正文第一页，即引用了高罗佩该书的相关内容，以此来揭开大清王朝性犯罪问题的神秘面纱。

该书讨论的原点，是18世纪中国社会上的“人口大爆炸”、性别失衡，以及农业“内卷化”。在那个繁荣与焦虑并存的年代，底层的男性正在经历一场“娶妻危机”。清代官方层面尝试以新的对“性”进行规制的原则，来应对统治秩序动摇的危机。例如，他们认为，正统秩序（“父权制”的稳定性）受到了社会底层中日益扩大的“光棍”群体的威胁（实际上，在大量异性强奸、同性强奸的实际案例中，被治罪的男性几乎也是这一类），因而预设了他们作为“罪犯”的危险形象，并出台相应的条例，对此进行规制；与此同时，清政府大力宣扬女性守贞，并通过立法措施对女性进行动员，以此来捍卫儒家正统的家庭秩序。

作为一本严肃的法律史专著，作者苏成捷在书中展示了大量的与“性”有关的官方立法和司法审判。尽管苏成捷坦言并未对所收集的司法档案悉数引用，但不同程度地组成这一研究背景的资料仍然非常丰富，仅地方一级的案件记录，就有500件来自1758年至1852年间的巴县档案、160件来自顺天府档案，而中央一级的案件记录，则选自清代内阁刑科题本（作者从中复制了600余件）与刑部现审案件档案（作者从中复制了80件）。

苏成捷的研究正是从这些案件开始的，他曾亲自前往成都的四川省档案馆和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资料。

大量的史实史料，以及作者杰出的史料裁剪能力，奠定了该书的整体氛围：扎实但有趣。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更多感慨的是作者的“专业”及译者的用心。

谈论至此，还得说回“性”。

就“性”这一表述的翻译，曾让译者尤陈俊老师犯难（在本书的出版中，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英文版书名对“性”的翻译为“sex”，苏成捷则在书中穿插使用“sex”“sexuality”这两个不同的英文单词。最初的译稿是统翻为“性”的，但是这无法呈现出西方学术界在性学领域的一些重要特点。因此，尤陈俊老师在书中虽然将“sex”“sexuality”都统翻为“性”，但在有必要的地方，将各自的英文原词附在其后，以此来提示其特定含义。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本书因引文较多（档案材料、地方民族志、传奇小说等），中文史料被译成英文，译者就要费力解决“回译”的问题，好在作者几乎都能提供原始材料，但逐一核对也并非易事。

几经波折，尤陈俊老师数次寄回出版社的纸质稿，竟然有10斤重，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他的标注。直到我的办公书柜再也装不下，转存到新同事处，大家才达成了共识：尽管不完美，但总算可以下厂了。

这本书的出版，并不是因为性问题近年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是因为它有着更深层次的“自我认识”的意义。正如长期主持海外汉学移译事业的刘东教授所说，“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中国’的足够了解；恰恰相反，为了防范心智的僵化和老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包括汉学）尽量洞开，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

对中国读者来说，大可不必被“性”分散过多的注意力，从而一叶障目，我们找寻的并不是一份“猎奇”，而是一种跨越历史和文化的价值。甚至书中，苏成捷洗练的叙事风格和推理小说般的行文节奏，会让一些过度敏感或者兴奋的读者“冷静”下来，“性”与“法律”“社会”等勾连，才是本书的底色。

正在“发生”的“新法律史”出版

自1994年以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系列丛书，“这是‘新法律史’在美国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套丛书由黄宗智和白凯两位教授联袂主编，迄今有7本著作被列入其中。目前，这7本图书已全部纳入我们的出版计划，其中，白德瑞的《爪牙》已于2021年出版，而苏成捷的新书则是该系列的第2本。

当然，“新法律史”的作品远不止以上所列。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有着鲜明的特征，大量的档案史料和突破传统的历史写作，以及越发新颖的研究视角。它所呈现出来的不再只是官方对民间进行的单向的权力支配，我们还可以看到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和抉择，以及他们试图反向建立权力支配的复杂面相。

“新法律史”之“新”，不仅局限于以上所述。就出版层面而言，它正在颠覆以往读者对法律史“晦涩”“生僻”的认知，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读进去，并且获得智识上的愉悦。我们看待它的角度似乎回到了一个更为“简单”（其实不然）的层面：讲好一个故事（案件）并传播它。

近年市面上不乏优秀的例子，如林郁沁的《施剑翘复仇案》（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该书从“施剑翘复仇案”这一关键性个案出发，通过完整叙述和详细分析，层层剥笋，厘清当时的种种矛盾：“情”能否超越“法”，媒体炒作如何影响现代法律等。

此外，今年华章同人策划再版了《公主之死》（李贞德，重庆出版社，2023年1月），这本通俗的法律史著作，详细讲述了“北魏公主家暴案”这一经典案例（北魏兰陵长公主被驸马殴打流产致死）的来龙去脉，以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写法探讨了中国古代婚姻暴力、亲属容隐、男尊女卑等法律及婚姻伦理议题。

2020年左右，我们在法律史题材图书的出版正式“起步”，当时我们似乎在感兴趣的历史领域里，选择了最“冷门”的题材：在主流法学界看来，“法律史”或许是一门“屠龙之术”，而在历史学界，它也处在相对尴尬的地位。但我们愿意尝试，它像是一幅思想的地图，总会有愿意“找寻”的读者。

转眼间，这已成为我们大学问品牌下的重要产品线。目前我们出版了《意欲何为：清代以来刑事法律中的意图谱系》（2020年8月），《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2021年10月），《大清宪法案》（北鬼三郎，2023年2月），《清代传统法秩序》（寺田浩明，2023年4月）等。当然，市场反响最好的是《爪牙》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出版这些法律史图书是件有意思的事情。有学者曾提出，当下法律史写作的“短板”之一是缺少对现实的关照。但以上例子似乎回应了这一疑惑，中国人的“法治”需要“养”，与其说是需要被“关照”，毋宁说是需要被“渗透”。这些古代案件的发生与处理，说到底是一种现象，它们存在的背后是一套逻辑的编织（古代的逻辑也是逻辑），其中不乏人的认知、感受，以及智慧。所有这些叠加起来，可以形塑这个社会更丰满的形象。

就此问题，我们还可以举一例子，2022年春，《南方周末》曾就《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一书，对作者赵刘洋做了专访，撰文《一万例离婚案中的真相》（该文章阅读次数10万+）。如果说以纯粹“工具主义”的视角来看，法律约束的是未来发生之事，参照中国古代一万例的离婚案件，也未必能解决一个当下夫妻之间的实际问题。但这些鲜活的人事，提供了一个可以探讨的背景：当下从何而来，或是历史是怎么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古人之月依然能把今人照亮。它有一种“渗透”的力量。

我们做法律史题材的出版，或许正基于此。但法律史题材的图书，总体上还是小众的，我们在做的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件“非主流”的事情。随波逐流往往需要运气，很多人都赶不上，因为不知道热潮究竟要往哪里去。

今年下半年，我们即将出版《1903：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上海苏报案”发生在传统司法转型期，距今已120年，它既特殊又很典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清政府以平等诉讼主体身份起诉其臣民的案子。可以说，这本书是一次对帝国形象，乃至传统皇权身份的解构。

同时，“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系列丛书的剩余几种，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年》《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以及麦柯丽《讼师：晚期帝制中国的社会权力与法律文化》等经典著作，也会在2024年逐步推出。

此外，我们也在关注本土中青年学者的原创作品，后续还会有几部非常有意思的新书：一部是基于一个虚构架空的法律案件，来进行的一场中华法系的思想实验；而另一部则聚焦17世纪英格兰的某个村庄，进行微观叙事，展现历史巨变和个体命运，突显人类最朴实的善良。

2023年6月，当我提交《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的加印单时，这本5月方才上市的学术图书，已经印刷3次，累计印刷量超过2万册。

《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特装本效果图，预计秋季上市

回过头看，距离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出版已经过去30年，时代变了，人和时代的关系也变了，但做书的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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